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思想探析

徐倩

关键词：贝淡宁;贤能政治;民主政治;行政官员选拔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1 — 0060 — 04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显现出巨大的效用，“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1〕。贤能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环，在现代社会被赋予了具有时代性的新内容。

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主要是指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士，帮助治理国家以服务于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如荀子提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3〕395。代表小生产阶级的墨子主张“尚贤”替代无能授任的世袭制，“夫尚贤者，政之本也”〔4〕37。在西方语境下，Meritocracy一词最早被引用在Michael Young的著作《精英主义的兴起》〔13〕322-326，精英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主要指政治精英作为权力的操控者和使用者，对国家的政治活动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贝淡宁在《贤能政治》一书中明确表明“本书旨在为政治上的尚贤制辩护，即政治权力应该根据能力和品德分配”〔2〕，他主张：“庞大的、和平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尚贤制国家的高级政治领袖需要在智识能力、社交能力和美德方面都很出色”〔2〕91。賢能政治就是要选拔拥有高超才能与优良品质的政治领袖，从而保障在众多问题上做出的政治判断和决策基于道德考量并具有科学性。

一、贤能政治的产生与发展

贤能政治思想在中国出现颇早，如上古时代部落联盟首领需要的优良品德、尧舜禹时期的“禅让”、殷商时期汤举伊尹、武丁举傅说、西周时期文王举姜尚。〔8〕24。西周后期，各个诸侯国出于称王称霸的目的，求贤若渴。“‘尚贤使能的理念伴随着春秋时期建立在门第血统基础之上的贵族秩序的崩溃而产生”〔14〕76-103，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下逐渐成为一种思潮。历朝历代的科举制为贤能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其相对开放性和公正性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扩大和巩固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直至中国近现代，贤能政治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得以发展和创新。

作为一种东方的资源，贤能政治思想因反思西方民主制弊端而备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战胜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制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5〕。随着西方自由民主制不断暴露弊端，英美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思想理论并不能成功解决问题，“终极性”的论断遭到来自学界的诸多批判。因此，如何解决民主制的弊端成为学界和政界极为关注的问题，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了发展贤能政治的可能。

二、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思想

贝淡宁原名Daniel A. Bell，加拿大人，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贝淡宁就“亚洲文明观”与西方自由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编成《东方遭遇西方》《超越自由民主》等专著，阐述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局限性和人权普适性的观点。之后，他致力于研究亚洲发展的人权、民主和社群文化条件，关注儒家价值理念影响下的尚贤理念与制度设计问题。

贝淡宁对西方民主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民主选举制并非衡量政治进步的唯一标准，其本身也并不完美”〔6〕16，西方民主制可能会出现“四大缺陷”。首先，“非理性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多数派，通过民主程序使用其权力压迫少数派，推行糟糕的政策”〔7〕48。其次，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因为他们持有大部分政治资源却不能为绝大多数选民服务，“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是大部分现有民主国家的苦难根源”〔2〕26。再次，选民与非选民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社会的治理。最后，贝淡宁指出，社会阶级矛盾在西方选举民主下容易被激化，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使社会不和谐以及无秩序的状态难以得到解决。为此，贝淡宁抛开普遍西方学者对民主选举制的“追捧”而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案即贤能政治。

（一）政治尚贤制

贝淡宁认为亚洲与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亚洲国家可以尝试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和政策。比如，新加坡在政治尚贤思想以及精英治国理念影响下，所产生的政治领袖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等科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参与长期的社会经济规划，把握国家的正确政策方向。中国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产生国家政治领导人，选贤举能的民主推荐机制与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相结合，成为中国政治家集团产生的独有特色。由此看来，政治领袖或者说贤能者在政治中发挥了强大的力量，“人们渴望政治领袖能够将社会治理好，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领导的素质决定的”〔16〕66。

贝淡宁指出，选贤举能的标准是智识能力、社交技能以及美德三个方面。政治领袖需要具备理解复杂论争的能力，对各学科、各方面知识都应有良好的掌握，以便对社会治理风险做出回应和高效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他们能够持续“高素质”也就是说如何有效遏制腐败问题呢？一般认为，西方民主选举制下的权力制衡是遏制腐败的利器，但有学者指出“在控制腐败、制定好的长期经济政策、减低族群冲突、选择有能力的和代表人民的真实意愿的领袖上，民主国家并不总是或者并不明显地比非民主国家做得更好”〔9〕14。对此，贝淡宁认为在没有终极制衡手段即竞争性选举的前提下，对腐败问题的控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学习香港设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倚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等，这些应对腐败问题的“药方”对于我国的反腐倡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结构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甚至整个政治统治。从政治尚贤制的角度看，在庞大社会结构中，政治领袖层级应当拥有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但在实际政治人才选拔过程中或多或少漏掉了其他领域的人才，因此政治领袖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单一。对此，贝淡宁给出了以下建议：政治精英应当竭力保持谦卑的态度和对民众的同情;倾向于从自身所在社会群体中选拔干部的政治领袖应当保持政府代表的多样性;留出空间允许贤能标准多元化的存在。

政治合法性被定义为“民众承认管理者的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享受特权的权利”〔23〕17。贝淡宁认为中国政府即使没有采取自由竞争性选举方式来挑选领袖，却成功地获得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赢得合法性有三个重要来源：在政权初期尤为重要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最初几十年相对比较重要的政绩合法性以及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尚贤制。贝淡宁指出，在政治尚贤制下，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制定适当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同时确保人民参与政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但仅仅或主要建立在政治尚贤制基础上的政权的合法性是否能够持久还存在着疑虑，即使政府成功解决了高层政治领袖的各种问题，考虑到民众对领袖抱有很高的道德期待，政治尚贤制的合法性问题也不能够完全解决。因此，贝淡宁认为合法性问题仍然需要借鉴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

（二）民主尚贤制

贝淡宁指出民主尚贤制有三种模式：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水平模式和垂直模式，这三种模式统称为基本模式。他还指出“中国模式”独具一格，由基层民主、中间实验和高层尚贤构成。

贝淡宁认为基层民主、上层尚贤模式最为值得推崇。在基层方面，人民对于候选人的能力和品性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地方事务与人民的自身利益直接相關。考虑到根据公共利益投票的道德要求即选票会影响到其他人，人们在地方上更容易产生共同体意识，因此在基层实行选举民主是值得肯定的。在更高层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层面，政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理性思考能力越来越重要，政治领袖需要考虑多样的因素，决策制定涉及到更广泛的管理领域。因此，在不了解甚至不认识候选人的情况下，广大选民通过民主选举政治领袖的方式显然缺乏可行性。随着权力体系链条的一步步上升，政治领袖的选举应当更加尚贤，领导人才能够做出考虑相关各方长远利益的决策。

“中国模式”是贝淡宁对中国政治尚贤制的界定，特指中国政治治理方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即一种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贤制——基层民主、中间实验和高层尚贤。中国模式这三个分支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改革一直遵循着基本原则的指导，即政府层级越低，民主成分越高;底层和高层政府之间更可能进行实验;政府层级越高，政治制度的尚贤成分越高。贝淡宁认为，基层民主、中间实验和高层尚贤的模式既是现实也是理想：作为现实，它刻画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改革的特征;作为理想，它可以被用作评价政治改革的标准，也指明了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贝淡宁贤能政治思想的启示

不管是贤能政治还是民主制，或两者的融合，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片面对立起来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研究。反思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思想，我们应该从现代社会政治实情出发总结其意义，将其中带有局限性的部分剥离后，再放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使贤能政治建立在人和制度的基础之上，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在公开舆论监督下运行。

（一）贤能政治应有效嫁接于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框架

中国贤能政治思想中含有不少精华，西方民主思想也有科学合理因素，二者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但是，政治思想并不具备普适性，同样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发展路径、基本形态等大相径庭，因此必须结合不同的国家的政治特点。因此，如何更好地完善政治制度、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以促进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使命。

美国作为被标榜的最民主的国家，其民主政治体制的确为其他国家带来效仿的模板，但是在众多对政治机构的调查中显示，受尊敬程度最高的则是由任命产生的最高法院、联邦储备银行等而并非理论上最能代表民意的国会〔17〕248，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公共机构中，精英占据着制度化的权威地位”〔18〕6。而在中国，选贤举能的民主推荐机制与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相结合使中国政治独具特色，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部分，选贤举能是领导选拔的重要标准与特色，那么如何使得中国式的贤能政治模式在现代绽放异彩？正如某学者指出“关键在于它能否在运行逻辑上回应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10〕174。也就是说要将贤能政治思想有效嫁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使其无论是从价值上还是发展运行上都具有最根本保障。

（二）推动行政官员选拔的民主化与现代化

前文提到，贝淡宁就选贤举能方式以及如何保持政治领袖“高素质”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其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实现制度和人的有效结合。在制度层面，“政党承担着精英录用的代理人功能，它充当了为公共职位准备和录用候选人的重要作用”〔11〕35，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干部制度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之中，党管干部的制度建设也随着时代的条件变换而逐渐完善。在其日臻完善的同时，如何实现约束越轨行为、剔除消极行为以及激励积极行为成为了当下干部制度重要问题。

首先，贤能政治下需要规范官员选拔的程序性，包括官员选拔过程的公开透明化、任期和退休制度规范化、官员选拔考察标准的综合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化，只有这样，通过选贤举能的行政官员在某些越轨行为上有所约束甚至杜绝。其次，选贤举能的过程中需要加大政治人才的竞争性和公平性，鉴别候选人真正的能力而促进人才队伍的精进。有学者提出官员干部的选拔实行分类制度，即“将干部划分为领导干部和非领导干部进行选任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党政领导干部分类为政务类和事务类”〔12〕64，不同的领域下的干部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也是通过竞争激励干部积极行为的途径。最后，需要完善行政官员的问责制度以及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防止不“能”不“贤”的情况出现，历史经验表明，失去限度或制衡的权力常常会导致腐败，因此制度层面的监督和制衡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剔除行政官员消极行为的重要保障。

在人的层面，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吸纳优秀杰出人才作为国家各个领域的领导，尤其是政治上的领袖，也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国领导人”〔5〕101。基于党管干部的原则，要创造一个尊贤敬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同时也要使干部各处其宜，各得其所，各施其才。同时，必须要强调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正如学者迪克森指出“基于学历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正在超越政治资本”〔19〕87-112，坚定实施“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以保证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只有这样，在贤能政治体制下，既“贤”又“能”的干部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才会有助于政治体制的合理运作以及政治治理活动的有效展开。

总的来说，行政官员的选拔既要关注贤能政治注重实践主体的德性与人格的政治取向，也不能忽视民主政治突出政治实践的规则与程序的基本立场。简而言之，在制度和人的层面，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综合化效用。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 _5cd4d9950100irmq.html访问.

〔2〕贝淡宁.贤能政治〔M〕.吴万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3〕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君子篇〔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谭家健.孙中原，译注.墨子今注今译？尚贤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美〕戴维·兰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6〕贝淡宁.中国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3）.

〔7〕贝淡宁.为什么民主尚贤制适合中国〔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學报，2017，（03）.

〔8〕王国良.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J〕.文史哲，2013，（03）.

〔9〕孙国东.内倾型的贤能政治——基于“历史终结论”病理学逻辑的政治哲学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

〔10〕白彤东.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刘竹梅.坚持与完善党管干部的制度建设路径初探〔J〕.学习与探索，2015，（08）.

〔11〕刘建军.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J〕.探索与争鸣，2010，（11）.

〔12〕Barbara Celarent.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1870–2033 by Michael Young〔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9，（01）.

〔13〕Yuri Pines. The Ever lasting Empi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Man〔M〕. NewYork： FreePress，1992.

〔15〕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J〕. National Affairs，1972，（29）.

〔16〕FareedZakaria. TheFutureofFreedom： Illibera lDemocracy at Homeand Abroad〔M〕. NewYork： Norton&Company，2003.

〔17〕Dye Thomas R.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Bush Restoration〔M〕. London： Pearson Prentice Hall，2002.

〔18〕Dickson，Rublee，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

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inp Urban China〔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0，（01）.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