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谁?

2020-05-11 06:09王科威
中学语文(学生版) 2020年2期
关键词:士大夫韩愈文言

王科威

教《师说》,我们往往着眼于“写什么”“怎么写”,而容易忽略“为何写”“写给谁”。“写什么”“怎么写”指向文言的知识和写作的手法,“为何写”“写给谁”则指向写作的意图和文化的解读。“写什么”“怎么写”固然是学习《师说》首先要落实的教学目标,但忽略甚至摒弃“为何写”“写给谁”很容易“落入”一般文言文教学的“俗套”——文言文教学只有文言、文章,而缺少文学、文化。

《文章辨体序说》中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可见,作为一种文体,“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它往往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和写作对象。《师说》写给谁?这看似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问题,实际上却很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和价值。因为它并非一个单一、局部的细节,而是牵连着文章的全身和关键。“写给谁”关涉到文章结构、写作手法、内在情感以及时代背景,还能让课堂教学有机串联、化散为整。如果以“写给谁”为核心问题展开教学,重重设问进而层层深入,课堂教学不仅避免了零敲碎打,更能变得连贯整体。

第一重维度:写给李蟠

“说”是一种类似于杂文的议论文,一般有明确的目的性——或为人而写,或为事而作。“写给谁”既是文章的目的,又关乎文章的题旨。《师说》的教学以“写给谁”破题入文,既是对学生初读预习的检验,又能环环相扣从而达到“浅入深出”的效果。

从表面上看,《师说》首先或直接是写给李蟠的。卒章显“目”,“作《师说》以贻之”一语道出了写作目的,这里的“以”做连词表目的。其实不少古人也有这样的写法,在文章末尾直接点明写作的缘由,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故为之文以志”。

李蟠并非显贵重要之人,本无特意明示的必要,为什么韩愈要如此“指名道姓”?文章将理由交代得清楚明白,“余嘉其能行古道”,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李蟠“好古文”,且“六艺经传皆通习之”。除此之外,还因为李潘“不拘于时,学于余”。这二层理由并不矛盾,第一层是正面的、直接的理由,褒扬李蟠在这方面做得好;第二层则是侧面的、间接的理由,嘉奖李蟠不从众而不为。

总而言之,《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一重维度是“写给李蟠”,可简括为“嘉”。

第二重维度:写给时代

为了凸显目的性,一般文章会直言其目,甚至开门见山就予以说明。可是古人写文章往往将直接或表面的目的放于文末,因为作者往往意在言外,有着另外的用意。虽然《师说》是写给李蟠的,但是仔细分析韩愈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又有点言此及彼的“弦外之音”。

韩愈表扬李蟠的两个理由中哪个是主要或根本原因?换个说法,李蟠哪方面的表现更值得赞赏?一般表扬某人,总是正面阐述其如何如何,可是这里韩愈特意强调李蟠不如何如何,这说明李蟠之“不拘于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值得嘉奖的可贵就体现在文言中,是通过具体的实词、虚词和句式来体现的。“拘”,在句中是“拘束、束缚”的意思,说明这种时代风气具有很强大的力量,一般人很难逃脱;“于”,在句中表被动,解释为“被”,说明时代风气不仅强大,更像一张网,有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感觉。

由此可见,《师说》既是写给李蟠的,同时也是写给时代的。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反又相生。韩愈之所以“嘉”李蟠,目的也是抑此扬彼、褒中含贬,借写给李蟠而批判时代之弊。

那么当时的社会风气到底如何?“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当时不崇尚从师的习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时代风气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必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和做法。“今之众人”的“众”,是多的意思;“士大夫之族”的“族”,是类的意思:从文言用字上就可知他们人数众多,数量不可小觑。

为了突显时代风气之弊,韩愈通过“众人”“个人”“士大夫之族”与“圣人”“自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三重对比。对比范围由大到小,态度从笼统到具体,最终矛头明确聚焦“士大夫之族”。正是“士大夫之族”,他们不仅自己耻学于师,还嘲笑别人不耻相师,嘲笑的背后是要求别人也耻学于师。

综上所述,《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二重维度是“写给时代”,可简括为“贬”。

第三重维度:写给自己

时代风气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离,韩愈自然也无法幸免。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言:“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韩愈与时代的对立和隔膜,《师说》中“不耻相师”者的遭遇正是韩愈的个人境况。显而易见,韩愈的师道观遭遇了当时社会的“围攻”,但其“奋不顾流俗”丝毫不为所动。而在褒奖李蟠的理由中,也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学于余”。可以说是,《师说》正是韩愈针对时代而发出的抗争心声。

因此,《师说》不仅是写给李潘的,也不仅是写给时代的,更是写给自己的。韩愈内心的 “不平之鸣”,不仅仅体现在鲜明的态度上,也附着在行文的表达上。所谓“言为心声”,中国历来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古人写文章,往往会借机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态度。纵观全文,《师说》作为一篇论述文,在论证严密准确的理性之外,也不乏充满主观色彩、抒情意味的句子:

古之学者必有师。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无论是这些充满主观感情的句子和蕴含情感的加点字,还是反复使用的疑问句和感叹句的特殊句式,都表明了作者的褒贬态度,更关联着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如果你了解他25岁中进士,29岁以后入仕途,其后曾几度被贬,整个中年时代郁郁不得志;他曾因身为布衣而收召后学,“抗颜为师”,遭到世俗数不清的讽刺和嘲骂,被讥为“好为人师”,也许就更能理解《师说》的背后是韩愈“我的在场”,潜藏着韩愈个体的生命温度和思想厚度。

言而总之,《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三重维度是“写给自己”,可简括为“鸣”。

第四重维度:写给我们

任何经典作品,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仅限于一时,更延及后世。《师说》中的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应该立足于当下,着眼于读者。真正优秀的作品有永恒的价值,它可以超越特定的时代,对后世的读者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师说》也是写给我们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虽然相隔了很多年,但《师说》对“师”的定义和“从师”的看法并没有过时,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由此可见,《师说》写作意图的第四重维度是“写给我们”,可简括为“鉴”。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北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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