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中的族群认同与跨国认同

鲍莉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也为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与壮大提供了土壤。2000年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国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吸引了城市新移民群体的回归，海归文学逐渐呈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挣扎过程，逐步站稳了文学一派的中心舞台。移民海归文学中的“离散意识”在文本刻画中表现了独特的东方与西方、母国与移居国、离散与回归之间的张力，也呈现了比较复杂的族群认同与跨国认同。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族群认同;跨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15-0097-03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人才流动的大门敞开，大批国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去往国外。这些人中一部分选择移居他国，或获得绿卡可长期居住于国外，被称为“新移民”。作家群体也不乏其中。他们的创作独树一帜，有比较鲜明的表现手法和主题阐释，逐渐被定义为“新移民文学”或“新移民作家”。总的来说，新移民作家群里分为两类：一类选择用英文作为写作语言，试图在新的环境中落地生根，尽快融入移居国的文化中，这其中包括哈金、闵安琪、高行健、戴思杰等，他们虽然无一例外地在书写中国故事，但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却往往倾向于移居国，为了迎合当地的读者群，他们的叙事方式、意识形态色彩都不自觉地向其靠拢。因此，汉语文化圈对他们的认可度也比较低。另一类新移民作家则选择了回归。改革开放为其回归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同时，他们的海外题材作品成为国内人士了解海外的重要窗口，得到了国内读者的青睐，而相比之下，异国的谋生和求学受到了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多种制约，边缘写作群体的地位难以突破。在这两种一拉一推的力之间，他们回到故土，仍然选择用“安身立命”的汉语写作，将文化取向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他们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回流”，即返回到母国生活和工作，甚至求学，每年半数以上时间留居国内，参与国内的各项文化学术活动。这其中，查建英、严歌苓、虹影，刘荒田等一批新移民作家率先回归，加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队伍，争相出版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正如严歌苓曾说，她乐意频繁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回望故土”、重新“书写历史”。她说，“我永远在中国，也永远会用中文写作，我的作品永远在中文读者群”。[1]刘荒田也说，“我是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一如落叶归于泥土”。[2]新移民作家的回归群体迄今为止已多达数十人，包括近几年才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好评的诗雨、秋尘、吕红等，这些作家被称为“新移民海归作家”。

二、宏观文化场域中的跨国认同增强

（一） 以抽离的视角审视文化差异

早期的移民文学中着重于将厚重的历史置于笔下，重新深读华裔在移居之后所承载的民族意识和中华文化传统。然而，在传承实践中，这种意识不断地受新的环境场域的再生性影响，文化不再是一代一代传承不变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初始哲学，而是由于承载文化传统的人的改变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对文化的动态本质的理解和解释，意味着文化认同不可能是一个先于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的根本或核心，恰恰相反，认同的形成是自我整合的过程，是变化的、松散的。由此，跨国移民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中被提出。这一概念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新移民海归文学也呈现了这一特点。

21世纪以来，新移民海归作品里逐步淡化了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和浅表的文化冲击主题，而是更为注重对现实经验、异国情境中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族裔文化特性等重要社会层面上的文化思考，再现和传达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和沟通，以“抽离场外”的叙事视角深刻审视两种文化的长短，客观冷静地评价，建立了真正的跨国视域。

秋尘的《盲点》投射了美国办公室政治的复杂和阴暗，刻画了市政官员、秘书、火警、软件公司职员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白人与来自内地、香港区域的华人移民相互交锋，戏剧性地表达出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种族混杂、文化拼盘的特性。中国文化的柔与美国的刚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而树明的《漩涡》则展示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刻画了华人移民在竞选市长的过程中遭遇的黑帮恐吓、对手陷害以及种族主义的敌视，揭示了多元文化之中少数族裔参政的艰难之路。华人移民在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及历史上受排挤等因素的支配下，长期以来倾向于远离政治，独善其身，是“沉默的模范种族”。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后带来的民族自信的增强，华人移民的政治热情日趋增加。同时，政治地位的提升也显示了华裔族群对平等权利的渴望与维护。在这部小说中，美国不再作为开放、文明、平等文化的单一标签存在，华裔文化也不再作为单纯求同、弱势的少数族裔自居，博弈出现了对称性。

除了从政治的角度刻画文化对比之外，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破茧》则是从西方教育体系入手，探讨中西方文化在教育理念、制度对比中的差异。作品通过几个小移民的成长过程，展现了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运行模式，特别是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个性化的教育管理方式。家长的中国教育观念与美国的学校教育方式不断进行着摩擦和磨合，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评价、人格塑造方式与美国个体主义文化既有排斥又有契合的复杂互动，都让读者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审视对方，重新建立评判标准。除此之外，以华尔街为背景的金融世界的云谲波诡，医疗体系中各利益集团的斗争，以及华裔的科技苦力的迷茫与挣扎都在新移民海归作家的作品里栩栩如生。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刻画角度之新颖、涉及领域之广泛、剖析之深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身份抽离式的写作更好地呈现出熔炉全貌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二） 文化自信的重建與加固

如果說20世纪早期的海归作家侧重于引进西方文化，借鉴西方艺术，那么当代海归作家则从海外重返本土，从边缘创作回归中心文坛，着力书写中国，弘扬中国文化。对一些海归作家来说，与西方的亲密接触，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文化防御心理。闫真放弃了美国绿卡，义无反顾回归时曾说道：“原因非常简单——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3]除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以外，这些跨国的移民作家也亲身接触了异族文化，经历了其价值观念的洗礼，因而深刻感受之后的理性回归重建了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加固了母国的文化认同。他们笔下的人物心理常常在遭遇了挫折后回荡着对母国的关注，间接地表达了作家作为时刻关注祖国发展的移民个体对国家的某种期望，“归”与“不归”的挣扎不仅是个人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海归移民作家笔下的种种彷徨和回归无论是出于事业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蕴含着乡土、亲情以及语言文化的“中国情结”，他们都将自己在别国获得的知识和人生积累用于祖国的发展，这种深切的期待包含了更多的民族自信心。

显然，这些作品中的回归既过滤掉了早期回归主题中的道德承担和悲情色彩，也甚少关涉移民群体脆弱的个体尊严，是从客观中立的立场记录“海归”现象，跨国华人群体的存在以及这一群体凭借双重文化优势，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以抽离在外的叙事角度审视文化差异，也从理性的角度做出对个体有利的选择。因此，对于这类跨国华人的回归行动，我们也应该承认，与来自文化和民族情感的驱动相比，其中的经济驱动是重要因素，就个体而言，甚至大于文化认同的驱使。作为手持居住国绿卡甚或是公民身份的回归者，他们的回归行为只是作为一个游走全球的世界主义者的正常而理性的行动，也是跨国华人生活的真实侧面。

三、微观文化场域中的族群认同弱化

（一）“双重人”的文化离散

族群认同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韦伯认为，族群存在的关键是基于共同的主观信念，族群身份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群体。处于转型期跨文化的浮桥上，从故土到异乡又从异乡奔向新的旅途，在一次次的迁徙流转中，旅程中的一切仿佛变得陌生起来，暧昧起来。何处是家乡，何处是异乡，互为两极的角色似乎难分彼此，总是纠缠在奔波往来或来去家园的路上。这种新移民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所折射的文化离散心态，也反映了新移民作家在族群认同上的游离状态。诗人庄伟杰就曾在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作品19号中这样描写：“举头放眼远方 并非浪漫 低头注视脚下 并非现实 置身今天又远离今天 亲近家园又远离家园 人人都是主角 希望拥有自己拥有明天”。[4]从此可以看出，虽有共同的民族身份，但基于文化信仰的族群身份已逐渐消解，族群的边界已模糊不清，只有当作为一个族群面对移居国的其他族裔群体时，族群因共同利益而集结起来，族群认同才能突显。虹影曾深有感触，她说，重庆、北京和伦敦是她文学生活中紧密相关的三个重要城市：重庆是她的家乡，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感，总想为它写点什么;伦敦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她有她安全可靠的家;而北京有很多给她鼓励的作家朋友，她在那里可以自由安静的创作。[5]正如霍米·巴巴所说，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移居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这种“双重人”的文化离散在普通海归移民中常常成为负担，但却为海归移民作家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富个性的色彩。他们负重前行，穿梭于母国与移居国之间，在人物心理状态的描述上爆发出张力。事实上，这种回望与反思不在于维护或彰显族群认同，而是在审视的基础上不断重构民族记忆与民族现实以及自我身份构建的联系。同时，无论族群意识或者个人身份认同都是在与他者的互看中形成，这些建构了作家在漂流和回归两种心理之间的张力，赋予了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独特个性。

（二）阶级差异性消解了整体认同

族群认同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会趋向于统一性，例如在美国排华法盛行时期（1882—1943），由于当时华人内部的经济差异不明显，种族歧视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阶级意识的发展，为了争取最基本的权利，不同阶层的华人表现除了较强的族群认同感。但阶级和阶级意识实际上并未消失，且随着华裔移民在国外逐步站稳脚跟，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经济上的富足，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获得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大批华人早已加入了中产阶级，根据母国的家庭出身、移民背景、经济地位以及法律身份的不同，族群内部的阶级认识越来越复杂化。以美国为例，在华人社会中有不同的称谓来指称不同的华人阶层，有对已较好融入主流社会，教育、收入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Uptown Chinese和以从事体力与服务行业为主，甚至通过偷渡和非法移民获得“绿卡”的唐人街华人Downtown Chinese。[6]

当跨国华人的中上层享尽全球化时代的交通便利和发达资讯所带来的优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时，以劳工和非法移民为主体的底层阶级依然需要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窘迫。他们的生存强烈地依赖族裔网络，但阶级的差异性使得族群的统一被逐渐消解。跨国新移民作家群体往往是接受了高等水平的教育，有比较稳定的社会文化网络的一族。他们日常接触的多数是中产阶级阶层，即便新移民文学的前期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也较多集中于留学生群体的打工艰辛，并非底层生活的长久写照。因此，在这类的文学描写下，整体族群认同被进一步削弱。

四、结语

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近年来的异军突起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崛起的必然产物。其独特的跨国视角、新颖的抽离角度使得这一群体作家们在以多元文化的视角重新定义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在一定意义上的弱化和跨国认同的增强并不能代表民族文化在海外的削弱，而是吸纳和融合新的表现。然而，跨国认同终究是要“落地”的，相对的客观不足以支撑长久的回归，第三种认同模式的建构过程或许还需要走更长的路。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江少川.“跨越中美时空的移民文学——严歌苓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25）.

[2]禹梅，高倩荷.“笔记里的新移民生活浮世绘——刘荒田其人其书”[N].中山日报，2009-11-9（A2）.

[3]何玉娟.对话《因为女人》作者阎真：女人的出路是当好女人[EB/OL].金鹰网，http：//news.hunantv.com/x/w/20090307/163228.html.

[4]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Z].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4-5.

[5]陈梦.女性创作引领“新移民海归文学”潮流[J].社科纵横，2012，（1）：104.

[6]赵小建.美国华人社会的阶级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