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玲
我的父亲在1959年成为总理,当时,我只有4岁。不可避免地,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李光耀的女儿。
我的一举一动和每一句话都被人关注,有时还会遭到批评。有朋友说,我是住在玻璃屋里的。最近,父亲说我不擅长烹饪,又有朋友评述道:“你住在没有墙壁的屋子里。”幸好,我的脸皮没那么薄。只要心安理得,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实际上,我的生活是公开的,我越是回避大众的目光,他们越是会胡乱猜测。
我母亲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她把精力全放在我们身上。记得有一次,母亲委婉地抗议父亲要她做的一件事。“亲爱的,这是一种伙伴关系。”父亲劝慰道。“这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母亲回答。
这样的伙伴关系,或许有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母亲中风后,病情每况愈下,父亲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和医生相比,母亲更喜欢父亲照顾她,凸显了父亲无微不至呵护她的细心。
他总是能记住她服药的复杂顺序。由于母亲左边的视线受影响,父亲会在她用餐时,坐在她的左侧,提醒她把盘子左边的食物吃掉,并替她捡起掉在桌上的食物。
我向来都很欣赏父亲对新加坡的无私奉献、坚持要做对的事的决心,以及敢与那些想教我们如何治理国家的外国人抗辩的勇气。父亲也是典型土生华人家庭的长子,连一个煮熟的鸡蛋也不会剥开。土生华人家庭从不要求家中男子,特别是长子,做这些事情。
母亲的健康情况恶化后,他随即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照顾她吃药,让自己的生活围绕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