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

2020年4月20日,意大利罗马San Filippo Neri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医务人员。图/ 法新
时至今日,我们大多数人已被隔离近三个月,人们对此在情感、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做出了何种回应呢?
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压力暴增,几至不可承受。当我们直面自己可能死亡这一事实,以及未来几个月中仍面对诸多艰难而结果歧出的抉择,没人能保持理性或客观考量。
关于这一两难境地,在线学习平台“Course Hero”的副总裁托马斯·普艾约(Tomas Pueyo)著文《冠状病毒:铁腕与周旋》,斟酌比较了现有的几个选项。我们需要采取铁腕手段,迅速而激进地遏制住病毒大流行。现有的减灾工作缓不济急,将可能导致医疗体系不堪重负,从而出现高死亡率,一如武汉、伦巴第、马德里、纽约和伦敦经历的那样。一旦铁腕政策付诸实施(以压制新冠病毒传播),接下来的难点就在于保持这一压制态势,苦撑以待疫苗面世。如果我们将感染率R值保持在1以下,则该疫情将归于平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人民就必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生活与工作方式也将不同于往日。隔离政策也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们却忘记了自己是社会动物。孤身一人时,几乎没人可以对当下的形势应付裕如。在强制隔离中,我们不顾一切要出去见朋友和家人,也在自我反思并试图搞懂,我们何以身处这种可怕的困境。而眼前这样的灾难,往往能催生新观念,从而改变世界。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目睹三十年战争造成的毫无意义的毁灭后果,深感厌恶,这激发他创立理性主义哲学,也完成了为现代科学居奠基之功的数学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