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增能: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婚恋路径研究

2020-05-13 14:34魏丹林堃
理论观察 2020年4期

魏丹 林堃

关键词:赋权增能;建筑农民工 ;婚恋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4 — 0077 — 04

一、赋权增能概念内涵

赋权增能的英文为Empowerment,国内对该词的翻译有“增权”、“充权”、“赋权”、“使能”、“促能”、“权能激发”、“授权”等多个不同概念,学者在使用及翻译时因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范畴,侧重点而采用的翻译有所不同。就笔者掌握的国内外文献来看,使用“empowerment”及其相关理论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管理学中,有关授权以及授权艺术的探讨,主要运用于组织有效性研究层面,将授权界定为下放权力,或是与下属分享权力;〔1-3〕一类为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中,对于赋权增能的探讨,主要运用于无权者群体或弱势群体研究中,如妇女、黑人、残障人群等。〔4-6〕 美国专业、民间的自助与互助实践,如匿名戒酒组织、智力障碍联合会、地方粮食合作社等组织吸引了成千上万不同理念、不同阶层的美国居民,以及国家财政支持。这些组织实践产生了平等互助、关怀支持、信息资源共享的宝贵财富,与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反贫困运动、学生权力领袖和其他基层政治行动者所倡导的自决原则,共同组成了当代赋权运动的思想根基。〔7〕在柯林斯字典中,赋权被定义为给予权力或权威,赋予能力,使能。Empowerment 来源于拉丁词“potere”, 意思是使有能力。学界对赋权的界定尚未统一,但与之相关的概念非常多,如无权、无助、没有希望、异化、受害、从属、受压制、父权压制、缺乏掌握生活和独立的能力等;赋权实践内容主要涵盖了技能提升、相互支持、支持系统、社区组织、邻里运动参与、个人效能感、人际关系、能力、自我效能感、自尊等。〔8〕 尽管赋权的界定不一,但学界基本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从赋权的词根“权力”进行探索和研究,从对权力的界定谈起;第二,个体、组织和社区通过这一过程获得对其生活的更多控制,并成为与其自身情况相关的积极参与者;第三,赋权意味着个体对于自身的政治社会处遇的意识觉察;在组织层面,发声并参与决策;提高群体生活質量,提升自主权、消除社会排斥等〔9〕。赋权是弱势群体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有效工具。在本课题研究中,empowerment包含赋权和增能两部分内容,界定为不同层面上分配和给予建筑业农民工同等资源、平台和权力,为其营造平等、友好环境以减少权力障碍,提升公共参与积极性;同时通过提升个体意识、各方面能力以提高婚恋交友、生活质量的控制能力,提升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的一种过程。

建筑业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时间、空间特殊性,导致在现代婚姻交换市场中,这一群体成为弱势群体。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经验和综合论据,拟回答建筑业青年农民工的婚恋交友现状如何?为何工地青年娶妻成家成了老大难的问题?赋权增能这一非问题视角,又如何构建积极、正向的婚恋交友路径?

二、建筑业青年农民工的婚恋交友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离不开2.6亿农民工离乡背井的城市务工与建设,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以及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现代化都市打造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10〕繁华、现代、高耸的写字楼及住宅背后是建筑业农民工夜以继日挥洒的血汗。但这一群体的重要性及研究价值往往被公众和学界所忽视。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通过发放问卷和结构性访谈、深度追踪访谈的方式,最终搜集了13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127份;整理了22名访谈对象的材料,以期了解这一被忽视群体的婚恋交友方式及观念等现状,了解其需求,探索可能介入路径。在江西省Z公司项目总工的引荐,课题组收集了来自江西省赣州城区、石城县、寻乌县及南昌等工地资料,22名访谈对象来源于不同工地。

(1)较大比例的大龄未婚青年现象

根据127份有效问卷显示,女性比例占18.9%,全部为已婚状态;而男性34名已婚,69名未婚。其中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占相当大比例。根据国内外已有关于建筑工地的研究,高度男性化的生产场所是工地普遍和突出特征,美国工会为减轻这一极化现象,规定了建筑公司中女雇员的最低比例;〔11〕:129我国工地中女性是以夫妻工的裙带关系带入工地并参与劳动的;〔12〕。基于工地场域和劳动过程互动产生交友和婚恋途径,终成泡影。建筑业职业地位和阶层认同下,建筑业青年成为梯度择偶理论中的低层“剩男”,工地光棍现象成为了工地“魔咒”。在与22位青年的深度访谈中,未婚青年难掩成为“光棍”的焦虑,显示对工地“魔咒”的担忧。

(2)相对理性的婚恋交友观念

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了著名的ABC理论,即人们非理性的观念影响了个人情绪。个体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诠释和看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不恰当的行为来源于个体的误解或非理性的认知。那么,建筑业青年的未婚是否来源于非理性观念的影响?根据调查问卷及访谈对于建筑业青年婚恋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的分析显示,经济收入、家庭背景、户籍因素等婚姻市场交换有利因素所在比例并不高;而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两个人的性格匹配、共同爱好,前者占比54.33%;后者占比43.31%。

梯度择偶理论认为,男性通常选择各方面条件低于自己的女性,如男性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身高等要素要高于女性,即“男高女低”择偶原则。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持这部分观念的比例总体仍然占多数,但是比例并不悬殊。因此,相对而言,建筑业青年的婚恋交友因素和婚恋交友观念总体理性。

(3)多元的婚恋交友实践

在已婚男性群体中,建筑业青年呈现多元的婚恋交友实践机制,〔12〕主要呈现为以下几种:第一,新媒介技术实践,即通过智能手机和新媒体技术的微信、论坛、“摇一摇”、“附近的人”、网络游戏空间等平台,接触认识和交友;如访谈对象小刘和爱人通过网络游戏空间结识并成家;但总体而言,这部分交友渠道的范围多在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高,对智能手机和网络技术较为娴熟的青年中,成功的数量较为有限;第二,社会资本的关系实践,即通过工地业缘的工友、包工头、小组长,或乡缘关系,如老乡;或亲缘关系,如家长及亲属介绍,或地缘关系,如邻居等介绍的方式。这部分人员在已婚男性中占据56.9%,较为普遍,学者称建筑业工人将亲缘、地缘关系像葡萄一样整串拖入工地〔13〕。部分青年通过当地社区的联谊、工会活动结识异性朋友,声称所在地区有联谊活动的比例为42.52%;〔14〕第三,持续情感投入实践,一些通过自主认识、自由恋爱的青年,通过持续、稳定的情感投入,以感情、温情、关怀等实践打动异性,组建家庭,借由访谈对象的话语,“咱们没有家底,收入不够,那就时间来凑,多关心,多付出去打动人家”;第四,举债建房买车等经济实践策略,农村中高价彩礼、奢婚、因婚致贫的现象在多个农村中存在;为向女方家庭展示成家后可能的“幸福能力”、“家庭保障”,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付彩礼、买车、建房、买房等现象被视为成婚的必经程序,“农村娶老婆哪个不欠账”。而对于部分缺乏以上实践能力和实践机制的青年,他们只好选择在婚恋交友标准和期望上妥协,如对年龄、婚姻状况、籍贯、婚后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妥协,如选择年长、离异或单身母亲、外省的女性,或者去女方家庭上门等策略。尽管如此,工地上的未婚男性青年的比例仍然远远高于已婚的比例。是否建筑业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建筑业农民工的特殊性导致了较高比例的工地大龄“剩男”?

三、时空维度下建筑业青年农民工的特殊性

建筑业的生产组织特性:门槛低、管理松散、劳动相对自由、收入相对较高,加上我国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等,吸引并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建筑业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制造业相比较而言,建筑业突显了不确定性、高危险性、流动性等特点。

从时间坐标维度来看,第一,劳动时间不确定性,建筑业生产的户外作业,受物理条件如风向、日照、气温、气候等条件限制较大,因此工地上的劳动时间年年不同,四季不同,春季多雨,生产间歇性长;月月不同,因每月晴雨天数不同;冬季白昼短,劳动时间短,夏季白昼长,劳动时间长,因此劳动时间天天不同;第二,项目设计难度与地理条件因素制约下,具体生产过程的难易程度呈现较大差异,虽然预制产品、装配式结构和生产程度有所提升,仍然摆脱不了具体坐标、建筑设计、地理条件下的差异性生产特点;第三,项目周期性和进度不确定,不同公司受资金、工程合同工期等条件,项目周期有较大差异,且项目进度过程中受原材料供应和衔接限制,天气因素等制约,工程项目周期与进度差异较大;第四,劳作休息时间不规律性,与制造业的精密生产计划、标准化生产作业不同,建筑业生产不确定因素较多,劳作休息時间不规律,不可预期。

从空间坐标维度来看,第一,生产场所高度流动性,建筑业生产的产品是具体经纬度坐标上的建筑物,和制造业的固定厂房车间不同,建筑业的劳动场所随项目和工程不停变换,一个坐标上的建筑完成后,将前往不同的地标重新开始下一个项目,工人常年在不同城区、城市甚至不同身份流动;第二,高污染和高危险生产场所,噪音、粉尘污染,高空作业、水电、机械操作等都包含着危害身体健康和潜在的身体、生命危险性;工地上工伤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第三,空间上的性别隔离,高度男性化劳动场所;建筑生产的特殊性,导致劳动力需求和对体能力量的依赖程度高,男性先天的体能优势成为这一生产场域的绝大部分工种的唯一群体,近年来虽然建筑女工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她们都是夫妻工,排除了劳动场域的婚恋交友可能性。

四、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婚恋交友的“赋权增能”路径

从赋权增能理论看来,建筑业青年婚恋交友困境的根源是该群体的总体无权、缺乏能力、资源分配渠道。权宜策略仅解决部分人的需求和困境,无法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婚恋交友的“赋权增能”需要从个体、企业/社区、国家层面着手。

第一,个体层面赋权增能,从提升个体的权力意识、参与意识、决策权力方面赋权:通过倡导、教育小组的形式,提升建筑业农民工个人的权力意识,如工资给付、拖欠工资的维权、工伤追偿、劳动休息权力;提升参与建筑农民工福利、技能培训、城市生活权益的参与意识;提升建筑业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决策权;从技能水平、个人自信、交往能力等方面提升个体的婚恋交友增能:建筑业青年需要在业余时间,通过自主学习、业余成人教育、夜校、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补充和提高自身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计算机、网络等通用技能水平,其次通过技能训练,提升各自工种的技能水平;增强建筑业工人的个人自信心和交往能力,通过个案工作方法进行自信心建立、社交模拟练习,克服见面初识的紧张、自卑、和胆怯,提高个人的自信心和交往能力;开展建筑业青年支持小组,提供精神鼓励与支持,分享交友经验,共享交友信息和资源,扩大择友圈、通婚圈。

第二,社区/ 企业赋权增能,社区/ 企业调动建筑业青年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赋予建筑业农民工在公共服务、城市生活均等的权力;同时创造机会和平台,让建筑业农民工在平等、健康的环境中,参加活动、增加资源和拓展交友范围。国家虽统筹城乡居民制度,但城乡生活权益差异仍然存在,社区与企业应当一视同仁对待农民工,通过社区居委会、工会等给予建筑业农民工表达述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席位,同时进一步保障他们在公共服务、城市生活均等的权力,如购房、买房或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同等权力。在建筑业农民工居住的社区、生产企业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创造生产技能、现代装备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培训的平台,提供建筑业青年教育机会;通过社区讲堂、企业现场教授等多种形式,鼓励建筑业青年积极参与网络教程;社区与企业同时举办关爱活动、交友联谊、兴趣小组活动等,为建筑业青年创造平等、友好的交友平台与交友机会;社区或企业举办健康平等婚姻观念的宣传活动、教育小组活动,将建筑业青年的亲属、家庭成员也纳入社区活动中,抵制“金钱至上”、“条件至上”、“拒绝奢婚”的婚恋观念,倡导文明交友,健康的婚恋观念;从社区/ 企业层面为建筑业青年拓展交友渠道、创建交友平台,同时营造健康的婚恋环境。

第三,国家层面赋权增能,一方面从政策层面赋予建筑业农民工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务权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提供住房保障、医疗、工伤和保险制度等保障,完善劳动力流入城市的经济保障房建设,为建筑业青年提供相对稳定的城市住房,保障他们的居住权;完善用工企业的工伤、医疗和养老等保险制度,规范建筑业的分包制度,为建筑业青年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企业与建筑业青年共同购买商业补充保险,为他们减轻后顾之忧,降低劳动风险带来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统筹城乡建设,保障建筑业青年在乡村的土地等权益,为他们回乡组建家庭提供保障;完善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各项权益,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从制度、宏观层面减少建筑业青年在城市的成婚和生活的权力障碍。但从建筑业青年的个人、社区/ 企业以及国家三个层次的赋权增能路径实现来看,宏观层面的国家制度、公权力的权力的路径实现最为困难,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如赋权增能的黑人、女性群体的实践历史,印证着这一路径的困难性和长久性。但这一层面的赋权增能,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群体的现状。

〔参 考 文 献〕

〔1〕Hewagama G, Boxall P, Cheung G, et al. Service recovery through empowerment? HRM,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hote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9, 81: 73-82.

〔2〕Hanaysha J.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mployee empowerment, teamwork, and employee training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229: 298-306.

〔3〕 Conger J A, Kanungo R N.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8, (03): 471-482.

〔4〕Barton L. Disability, empowerment and physical education〔M〕.Equality,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Routledge, 2017: 43-54.

〔5〕Sundstr?m A, Paxton P, Wang Y T, et al. Womens political empowerment: A new global index, 1900–2012〔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4: 321-335.

〔6〕Logan S. The Black family: Strengths, self-help, and positive change〔M〕. Routledge, 2018.

〔7〕Gutiérrez L M, DeLois K A, GlenMaye L. Understanding empowerment practice: Building on practitioner-based knowledge〔J〕. Families in society, 1995, (09): 534-542.

〔8〕Simon B L. Rethinking empowerment〔J〕.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1990, (01): 27-39.

〔9〕McConnell T, Sturm T, Stevenson M, et al. Co-producing a shared understanding and definition of empowerment with people with dementia〔J〕. Research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2019, (01): 19.

〔10〕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 大工地: 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Herbert Applebaum, Construction Workers,U.S.A,Greenwood Press,1999.

〔12〕魏丹. 工地政體:建筑女工群体形成原因探析〔J〕. 南方人口, 2014,(03):37-44.

〔13〕沈原.“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地劳动过程的一项研究〔J〕.市场、阶级与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4〕魏丹.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双重择偶困境与多元实践机制研究〔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9,(05):19-24.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