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石庆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为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

从19世纪8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马克思主义走过了170多年的历程。千禧之年前夕，英国BBC公司面向全球举行了一次“千年思想家”评选，马克思位列第一。〔1〕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关注并反映着社会现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必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用也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各国各区域的具体实际和各个时代特征相结合。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2〕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越过了学究式、经院式的藩篱，转向为解决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提供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伟大道路，正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世界在不断运动和发展，毎前进到一个阶段，总会出现新的事物，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思想内容。2013年被业界称为大数据元年，大数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己经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数据可被用来表征世间万物，正如2018年贵阳数博会主题“数化万物，智在融合”所阐释的道理。从哲学意义上来看，大数据是一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革命，数据就是财富，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贵阳数博会上把它誉为“智慧树”“钻石矿”。大数据还给人们认知世界的能力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数据思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次升华，是站在全局使用全部样本进行综合性关联性分析的现代方法。当然，大数据时代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社会急速发展数据呈指数级增长累积的同时，必然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数据资源盗用、伦理道德破坏。因而人们拥抱大数据时代，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打开新世界大门，还必须接受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积极回应大数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对人类愿景、价值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3〕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指导原则

在中共治党治国的理论体系上，政府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维系社会规则秩序，供给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经济和维护公共利益。〔4〕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遵循长期以来的执政经验，党领导下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有形之手”进行纠偏，通过对经济市场实施宏观调控。同时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基本格局下，政府作为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5〕

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根据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念认知，我们可以知道，在政府对社会进行治理的问题上，社会若水，政府如舟。社会具有先在性、基础性、现实性，而国家、政府则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具有从属性、派生性、抽象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什么样的社会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政府治理。因此，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也好，实体的、虚拟的、网络的社会也罢，最终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产生。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这些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在纵向上要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横向上要保证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

王浦劬教授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中认为，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复杂的市场活动和运行机制，要求政府治理必须合理、高效，因此要求政府治理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予以定位，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6〕李传兵教授在《“群众会”议出基层协商民主新高度》中认为，随着基层协商民主将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而不断深化完善，“党群直议制”演变成为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载体和不竭动力。在《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强调农民的自我意识与农民身份认同转型的重要作用，在政府与农民两个层面继续探索促进农民主体性实现的有效路径。陈艳波教授在《全国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族复兴之路理论研讨会综述》中认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发挥市场调节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有必要加强国家计划手段在我国经济制度建设中的地位，但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改造。胡芳教授在《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重释》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劳动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自我归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和自觉。郭红军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三维图景》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于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发展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制度，完善于各项具体制度和法律体系。笔者曾在《基于民治角度的现代民主宪政发展》中提到，民有是基础，民治是手段，民享是目的。上述这些观点，对于新时期政府治理和公众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大数据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

毕达哥拉斯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数是万物的始基”的论断，将“数”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囿于科学技术能力不足，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哲学家们主要讨论经验、观察、实验和理论等，直到近代以来数据、数字、数学变成了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数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演化嬗变，大数据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新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和思维分别是第一性和第二性，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归宿。因此看来，大数据作为思维范畴时，现实世界的物质存在是其来源和基础。大数据作为物质范畴时，是数化了的物质，是物质的延伸和新表达式。大数据作为人类实践的手段和结果，始终感知于人类、为人类服务、受人类控制。黄欣荣教授在《大数据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中认为，数据的因果性和相关性，数据挖掘与科学知识生产，数据规律及真理性都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总的来说，大数据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毋庸置疑，大数据必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和助推器，是公民主动进行政治参与和国家有效吸纳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是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从世界来看，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普遍依靠顶层规划，实施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战略。〔7〕

美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了公共服务平台，开放联邦政府原始数据和地理数据，2012年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4年公布了《大数据：把握机遇，守护价值》白皮书。英国政府在2012年注资支持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开发数据研究所，2015年承诺开放相关的核心公共数据库。日本政府在2012年发布电子政务开放数据战略草案，2014年的月度经济报告开始采用互联网大数据作为新的经济判断指标。德国政府在2014年推出了《2014-2017年数字议程》。通过观察世界各国的大数据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府在推动大数据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强调了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位置，这在2017年和2018年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得到体现，并在致2018年和2019年贵阳数博会两次贺信中再次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把大数据融入国家治理思维和方法中，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进行数据整合分析，为国家治理决策和政策实施提供支撑，不断推进“数据+立法”“数据+行政”“数据+司法”〔8〕。2015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建设数据强国，全面推进大数据发展和应用。这为打破政府部门各自信息“烟囱”，进行公共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以及后续的大数据产业应用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政策依据。〔9〕

贵州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是国内最早发展大数据的地区之一，几乎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处于同一维度中，排在大数据发展“第一梯队”，较国内大部分地区提前了两年的时间。〔10〕五年的发展实践，以事实雄辩地证实了贵州可以“无中生有”、“风生水起”、“落地生根”，“换道超车”跨越式发展。2018年贵州集聚大数据相关企业就超过5000多家，既有高通、苹果等外国著名企业，也有华为、BAT等国内知名企业落户，又有货车帮、朗玛等一批本土企业迅速成长为行业标杆企业。贵州正以大数据为引领，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着实通过大数据手段改善民生，提供便捷高效的社会服务。〔11〕

戚芸榛高级经济师和笔者共同主编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纪实2015-2018》介绍，贵州在大数据政用、商用、民用上有诸多案例。比如，作为大数据+政府治理的应用——失信联合惩戒云平台，它通过联合共享机制，将政府各部门、各单位数据打通，共同辅助解决特定的社会管治、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实现了1+1>2的效果。〔12〕又比如，货车帮通过“货主APP+司机APP以及货车帮PC版”载体，改变过去传统物流中线下找货、配货的方式，实现线上移动车货匹配功能，以信息流引导物流、引导资金朝着合理的方向运动，大幅降低货车空载率和社会资源浪费，构建全国物流信息共享平台。

四、政府需要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防止数据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大数据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也是如此，现在数权开始被人民提出了并引起重视，把它类比人身权、财产权，也是公民的权利。对数据资源合理分配与社会机会均等、按劳分配一样，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民主的体现和要求。开放数据彰显的是数据民主共同开发，能消除长期以来信息不对称的数字鸿沟。〔13〕但是在大数据井喷式发展的同时，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是数据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隐私问题与数据共享之间的矛盾很严重。数据是财富，涉及到个人和组织的利益，那么大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如何界定？什么数据可以公布？什么数据不能够公布？什么数据可以共享？如何保障数据安全？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制度、法律来予以保障。

基于哲学范畴的“物质—意识”二重关系，当数据很小时，将物质经验进行数字化，是对物质一对一的保存、复制、修改和转移。当数据足够大时，大数据与物质是多对多的映射，即多种物质集合为某个数字特征，多种数据集合反映某个具体物质的状态规律。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出现，当数据越大，其反作用力越强，其自身运行也可能脱离人类预定规则，数据可以异化为人类对立面的力量。

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大数据的自身发展逻辑，大数据的有利机遇和问题挑战是并存的。运用大数据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在于立足于我国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这个思想路线，大数据必然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的新的生动实践。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指导书，〔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2，（04）.

〔2〕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3〕范丽娟.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初探〔D〕.安徽大学学位论文，2017.

〔4〕〔5〕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2014，（03）.

〔6〕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03）.

〔7〕孙粤文.思维与技术：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领导科学，2015，（02）.

〔8〕大数据开启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时代〔EB/OL〕.http：//www.reportway.org/guandian/1210201612818.html

〔9〕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R〕.

〔10〕大数据时代的贵州，这些年发生了什么？〔EB/OL〕. http：//news.hexun.com/2017-10-16/191233966.htm

〔11〕贵州：将建贵安超算中心深化大数据行动领域取得新成效〔EB/OL〕.http：//mt.sohu.com/20171017/n518280420.shtml

〔12〕贵阳市运用“数据铁笼”建设社会信用体系〔KB/OL〕.http：//www.cfgw.net.cn/2019-04/11/content_24748835.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13〕孫粤文.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领导科学，2015，（01）.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