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2020-05-17 05:32吴建文陈海英张建飞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高等学历成人浙江省

吴建文,陈海英,张建飞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6〕7号)和《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19〕8号),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专业设置进行规范管理,对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政策指导。浙江省委原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2018年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规范普通高等成人教育的秩序,逐步缩小普通高校举办成人学历教育的规模”。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在2019年还专项开展了全省高校成人学历继续教育管理情况的调研。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对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的现状和对策进行研究。

一、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现状

2016年11月,教育部出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6〕7号)将普通高校、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名称上进行了“大一统”,统称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因此,本文所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对已经脱离了正规学校教育的成人进行的以获得高等教育学历为目的的教育活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对象包括通过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开放教育等来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的社会成员。目前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办学主体包括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广播电视大学办学系统、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机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函授站及校外教学点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校外学习中心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除了在校本部对通过成人高考的学生开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外,还设立函授站和校外教学点进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截至2019年底,浙江省共有4所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和80所普通高校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这些高校在浙江省内设有函授站和校外教学点766个。广播电视大学办学系统主要由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和宁波广播电视大学2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杭州广播电视大学等10所市级广播电视大学与近70所县级广播电视大学组成。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机构主要由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以及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等其他教育机构组成,此类机构需评估合格后才能招收新生。2019年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只为19所普通高等学校和15个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分配了自考全日制助学的招生计划。[1]对全国网络教育阳光招生服务平台上的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有47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在浙江设置了384个校外学习中心。

上述各种类型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17与2018年的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见表1(2019年度数据暂未公布)。从表1中可以大致看出,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是开放教育,网络教育与自学考试的规模大致相当。总的说来,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人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尽管有所波动总体较平稳,参学人数较多,仅以2017年为例,浙江省普通高考招生293745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153988人,两者的招生比例为2∶1。[2]2017年与2018年比例大体相同。

2017—2018年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人数统计

注:网络教育的数据不含省外高校在浙招生

二、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从函授、夜大学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开放教育等四种主要类型,它们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和“高等学历教育补偿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3]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和高等学历教育补偿的结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问题日渐突出。办学主体行为失范,人才培养质量欠佳,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制约着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

(一)办学主体行为失范

目前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办学主体有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广播电视大学办学系统、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机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函授站及校外教学点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校外学习中心等。其中前三类办学主体属于国家力量办学,剩余办学主体基本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社会力量办学主要通过与前面三类高校开展合作办学,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机构是一类特殊社会力量办学主体,办学主体行为失范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管理制度不完善,有的办学主体没有严格完善的合作办学管理制度,对合作单位办学资质、办学场所、师资配备等办学条件无严格标准,函授站未按规定及时报备信息,甚至出现站外设站、点外设点的现象,存在教学点设置过多问题。据2019年《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全省高校成人学历继续教育管理调研情况的通报》,有12所高校存在校外函授点设置过多过滥的问题。

其二,招生和宣传不规范。有的办学主体在与社会机构合作举办“技能+学历”项目时,混淆全日制技能培训和全日制学历教育,将“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捆绑一起开展宣传招生和收费,导致这类问题投诉举报层出不穷,严重影响高校办学声誉。同时有的高校所设函授站、教学点的招生人员在宣传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违规承诺行为。据2019年《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全省高校成人学历继续教育管理调研情况的通报》,有17所高校存在举办“超前班”,招收所谓“免试生”“超前生”“进修生”的现象,且招收数量较多。

其三,合作办学监督不到位。部分办学主体因管理力量不足,对每个合作单位实施现场办学缺乏有效指导和监督。例如对合作单位办学资质和条件考察不够,表现在合作办学场地上,就是部分函授站点在函授站备案材料中的教学地址和实际办学地址不一致。在对多家函授站点实际走访调研时发现,合作单位实际办学场地无法满足其教学要求,故临时租用其它场所为教学所用。如宁波某专修学校,办学用房面积136.06平方米,在籍生人数为1600人,办学用房面积明显不能满足在籍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人才培养质量欠佳

人才培养质量欠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市场需求不对接;第二教学内容与学习者需求不对接。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脱节,人才培养模式普教化严重。无论是人才培养目标,还是人才培养的过程,都没有体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特点。在确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时,没有充分考虑和研究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只是简单地照搬或照抄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做拷贝或缩减。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专业和课程设置模仿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资源借用普通高校,考核手段随意。另据统计,在浙江省高校学历继续教育年度拟招生专业填报中,有53所高校220个专业点在2017年、2018年实际招生都是0。如此情况下培养的低质量无特色的学生与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强劲需求,形成巨大的落差。

由此可见,经权思想是儒学的基本方法论。经作为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一种必要的阐述,权便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一般性原则,是对经的必要解释。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内容与学习者需求不对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内容过于强调理论,知识体系陈旧,不能及时反映当代科技发展和学科发展的新动态。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习者又是一群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成人学习者。将成人学习者的专业学习与工作实践明显割裂开来,忽视成人学习者的工作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需求的做法,影响了成人学习者参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热情,不利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认可度不高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诞生之初,它的主要生源是因历史遗留问题和高等教育资源紧缺而未能上大学的学习需求者,这一阶段的生源质量好,学习积极性高。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诞生,它们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随着高校扩招及原有的学历补偿任务逐渐完成,留给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生源数量开始萎缩,生源质量开始下降。新出现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两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成人的学历提升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同时也加剧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内部的竞争,部分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招生管理粗放、滥用办学自主权、把关不严、对函授站点和学习中心监管乏力等,加上一些社会助学机构毫无道德底线,唯利是图,致使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领域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社会声誉,社会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生认可度不高,甚至存在学历歧视。一些就业单位明确将获得高等继续教育学历的学生排除在外。[4]

三、浙江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对策

(一)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主体办学行为

针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主体行为失范的问题,要从两方面入手:一要逐步建立完善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管理制度。要建立包括招生、录取、教学、考试、学籍在内的管理制度,特别要建立完善的合作办学制度,对合作单位的办学资质和条件要进行现场考察,建立合作单位年度履约情况评估制度,规范协议内容、版本、条款和时限,实行准入和退出制度,实施动态管理,保证合作质量。二要加强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合作办学主体的监督。要从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两个主体出发,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合作办学单位进行监督,高校重在对教学过程的落实和教学质量的提升等方面进行监督。教育主管部门重在对办学行为规范进行监督,对出现投诉问题的办学单位要做出严肃查处。

(二)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成人性”特色办学

纵观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不论是成人高考的诞生,还是网络教育的异军突起,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普通高等教育,这也造成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变成了普通高等教育的“缩略版”。随着高职不断扩招和生源质量的不断下降,如此办学方式既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不利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特色化办学。特色化办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学校要立足学生、立足地方、立足行业办学。立足学生就是要紧密联系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能力,将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素养和终身发展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立足地方就是要紧密结合浙江省各地块状经济发展特点,培养地方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例如浙江杭州的电子商务发展较为领先,那杭州当地的高校在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时就可以将电子商务相关人才作为办学特色;绍兴的纺织产业发展较为成熟,那么当地高校如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等可以将培养纺织产业相关人才作为办学特色。立足行业就是要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机构在办学中不仅要面向个人,更要面向整个行业,通过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办学,实行个性化的企业人才培养方案,使学生的学习与企业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是专业设置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浙江经济发展以块状经济、中小企业为主要特色,不同地区的产业集群不同,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发展快速,各地高校在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时可以多设置像网络大数据、网络安全教育等相关的特色专业。未来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因此适时开设一些养老服务的专业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要不断更新迭代,使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水平紧跟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三是课程内容要根据学生特点精心设计。继续教育的学生具有多重社会角色,普遍具有学习时间少、精力有限、目的性强等特点,课程的内容要进行精心地遴选、设计。如针对成人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和希望将所学立刻投入实践的要求,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重视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针对成人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异较大特点,要对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从易到难设计教学板块,采取分层教学,使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学习中均能获得学习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励学生继续学习。

(三)加强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融合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内部的各种类型的学历教育命名方式是不同的,成人高考是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准入条件来进行命名的,自学考试是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文凭获取的条件来进行命名的,网络教育是从学习的手段来进行命名的,开放教育是从教育的广度和开放性进行命名的。这种命名方式旨在提高自身的区分度,但各种类型之间其实是存在交叉的。[5]例如通过网络进行学历教育已经不再是网络教育的专属,其他几种教育类型也有采用网络进行学习。另外几种教育类型的学习对象是同一批人,学习者数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多种类型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存在,对学习者的选择产生困扰,不同类型间的生源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不利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整体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融合,实现四个统一。

名称统一。将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网络教育、开放教育这几种办学形式进行名称上的统一,比如可以像《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6〕7号)一样,统称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6]。在名称统一的基础上,对新的教育类型重新进行改造,将上述几种办学形式的优点集中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这个新的办学类型上,例如自学考试考试的严肃性和组织性,网络教育教学手段的先进性,开放教育办学系统的完整性等。统一名称以后,对不同类型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办学层次进行划分,普通高校参照本校普通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自考助学机构、成人高校举办专科层次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同时根据不同办学机构的办学条件,对招生规模进行一定的限制。

课程统一。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分为校本课程和规范课程。校本课程体现学校特色,由各个学校自行组织开发建设;规范课程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从各高等学校建设的具有成人特色的课程及课程学习资源中遴选产生。在建立校本课程和规范课程的基础上,形成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线课程池,依托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提供课程学习资源支持服务。通过统一课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

考试统一。在课程统一的基础上,实施统一考试,实现教考分离。现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自考社会助学机构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实施者,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考试实施者,通过教考分离,实现考试的严肃性。

成果认证统一。依托浙江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和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学分银行,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成人学生在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机构中取得的课程成绩进行统一存储、认定和转换,开展学习成果凭证数字化签发、持有与核验,使学习成果实现跨机构互通、互换。

总之,要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内部的改革和外部的支持。内外部共同发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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