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政治哲学视野下意识形态领导权

牛媛媛

[摘 要]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大有裨益。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第一，意识整合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过程，因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通过意识整合形成整体性力量，人类由此认识并体验世界。第二，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要义，因为意识形态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所以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点是权力问题。第三，政治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属性，因为政治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维度，由于利益和观念的基本差异，人们不得不结成联盟进行政治斗争。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意识形态领导权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现代性特征：首先，意识形态领导权承继了公共的政治经验，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个人通过政治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其次，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了个体主体性发展，因为行动是政治的基础，人们通过发挥个体主体性的行为铸就了政治自由。最后，意识形态领导权暗喻了伦理政治的分野，因为淡化伦理是政治现代性的筹划目的，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分合关系使意识形态领导权保持着自身的在场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阈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意识形态领导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010-06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从根本上讲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对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有利于从学理层面剖析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逻辑、基本结构和基本方法，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从学理角度讲，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本文拟从学理内涵、政治特征以及实践空间三方面出发探讨意识形态领导权，透析政治哲学传统。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最早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提出，旨在表述社会集团领导作用的形式，强调产生认同力的非强制性。这里所谓认同力的非强制性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把个体意志向集体意志转换的过程。基于此，有学者强调，正是通过意识形态，集体意志成为“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1]72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解读并不能简单地局限在二元对立上，而是要置于社会整体的大环境中进行剖析，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意识整合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过程

意识整合是意识形态的动态过程，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创造，指代“一门新的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挖掘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属性，将其视为一种认识、改造世界的工具以及建构、解构观念的武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形式是个体意识，其目的在于强调某种观念性，因而对其理解不能仅仅从意识的产生过程这一表面出发，而是透析这种意识的出场场域，换言之就是分析意识整合的社会应然性，以服务社会为理论宗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可以充分证明意识整合作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过程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是在这两部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情境存在相当的张力，在前者中，更多是指一种与实证科学相左的“观念学”;而在后者中，则表达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针对阶级关系而言的。但这并不代表“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可协调性，从“观念的统治”到“统治的观念”贯穿了明显的社会批判逻辑：两部作品所存在的张力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政治哲学阐释空间，即意识形态并非一个特拉西意义上的“出自大脑”的半医学想象，而是一种建构在社会上的存在——反应模式。因而，意識整合决定着集体性观念的效度，统治阶级生产出符合统治需求的语言格式与内容，使语言达到某种可以符合统治需要的自我言说方式，掩盖统治的“虚假意识”。马克思曾提过劳动者如何借助于阶级意识的启蒙和觉醒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角色意识转换。但他更倾向于将意识形态视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较少地探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判工具的可能，例如让劳动者更多地从观念上和逻辑上认识社会主义。

可见，意识形态本身构成了生活的基本范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过程也得以呈现——完成意识整合，形成整体性力量。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人类世界本身”，[2]意识形态通过话语使个体自觉接受主体的身份，人类以此认识并体验世界。可见，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社会基本结构，具有强大的实践功能，这种实践功能就是“领导”，对应“领导谁”“谁领导”“怎么领导”这些问题，这要求一个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政党，列宁提出的“灌输论”正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意识整合的重要体现，他认为只有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工作，通过瓦解资产阶级统治思想“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与统治形式，才能迈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要义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点是“领导”，“领导”意味着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并且这种物质关系是借助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思想的表现下，权力以双重面孔示人：“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语言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因为言语活动总是指向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模式。可见，意识形态凸显了领导权理论的实质所在。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的权力属性，那么葛兰西则从理论层面系统地诠释了这种权力属性。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中，以及在所有个体和集体生活中显露出来的世界观”，并且“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4]38首先体现在“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上。为此，出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身的“世界观”取向，葛兰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首先是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宣传阶级意志;其次是通过内部利益与权力的让步，使“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4]333实现对政治观念的谈判和修改，进而制定适合被统治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出于此，葛兰西倾向于用“文化自觉”来表示这种不同于经济基础的权力形式，他指出政党是简单的权力集合，包含着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从此，无产阶级政党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发现自然规律与潜力的总体性范畴，完成了孤立的现实向完整的统一体的过渡。

因此，就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讲，权力是其根本要义，它支撑着领导权的演变发展，这对国家革命学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有些学者指出，文化方面的领导与政治方面的权力是“一体双面”，工人们只有在文化获取先机或占领高点后，才能真正获得政治权力。无产阶级要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组织团体。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葛兰西在早期倾向于“工厂委员会”，后期倾向于“现代君主（政党）”，但二者都是试图凝聚一种政治合力来凸显权力。甚至于，任何社会客观性和实在性都是通过权力的作用构建出来的，并最终表现出一种政治性。换言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是“权”，而本质属性则体现在政治斗争上。

（三）政治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属性

意识形态领导权离不开政治，因为某种程度上，领导权是政治的关系形式。这里的政治要理解为一种“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5]4它“始终与冲突和对抗相关”。[5]165这种存在论的基本条件被列宁解释为阶级斗争，正是基于阶级意识、利益的差异，人类的政治主动性逐渐显现在政治斗争上。

如此一来，这打开了第二国际所教条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客观性原理的一种政治斗争的缺口：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依赖于主动的政治斗争。列宁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头脑，激发他们的阶级斗争意识，才能为颠覆旧社会与旧制度奠定理论基础。就这一点来说，列宁已经超越了第二国际教条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即强调用一种必然性看待阶级对立以及社会主义策略，“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6]54 “它的结果本质上将取决于政治斗争”，[6]5领导权概念由此“成了列宁主义的拱心石”。[1]1

可见，列宁将政治与必然性紧密结合起来，并用政治斗争的逻辑证明了 “不存在没有领导权的革命”。[1]64而葛兰西创造性地继承了列宁的这一理论，将政治的优先性扩展到了一般性上，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领导权”衍申出双重含义：宏观上来说，与列宁意义上的政治领导权概念一致;微观上泛指文化、精神、教育等的领导权。由此，葛兰西丰富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内涵，也提供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广阔空间。然而，研究政治斗争空间运作模式，就必须要谈及有机化过程。在葛兰西看来，重视作为“阶级联盟”内部参与者的身份以及分享全体观念和价值的情境，这使得在列宁那里被视为政治选择的策略在葛兰西这里成了一个表现短暂和不可预测特性的价值危机，即“集体意志”和“历史集团”怎样从“无机化”转换为“有机化”。既然如此，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相对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概念就发生着基本的置换，因为阶级不再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式的阅读”，不再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接受了作为政治斗争条件的社会复杂性，隐藏下来成为一种隐喻形式。作为结果，政治不是某一阶级化的意志，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

总之，通过对列宁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化解读可以发现，政治斗争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属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同样证明这一点：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展现制度复原，对“他者”实施“霸权”。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斗争不是偶然性的，而是保持着永远在场的可能性——政治性是属于我们的本体论状态。可见，意识形态领导权凭借政治斗争使自身合法化，当政治斗争遭到质疑反对抑制时，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会丧失其场域，并不可避免地走向畸形。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表现显著的政治現代性特征

上文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总结出了贯穿其中的脉络引线。其中意识整合、权力问题、政治斗争三部分表现出了显著的政治现代性特征，有必要对此着重分析。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承继了公共的政治经验

从西方政治思想史角度讲，政治产生于城邦，城邦塑造了政治生活和政治人。这是因为城邦创造出一种公共的交往领域来实现人本身。这种公共领域在城邦中往往具有固定的形态，就是Agora。Agora是城邦中专门开拓出的一个开阔区域，翻译为“集会地”，是城邦居民进行社交与集会的地方，主要进行辩论与说服，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表现性。一定程度上，它取代了部落的掠夺和仇杀，创造出一种“熟悉而不会密谋，争辩而不会攻讦”的人际关系。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关系是“友好”而“平等”的，换言之，这种关系的基本设定是自由“选择的”，因而保证了城邦的稳固性。而为什么如此，这就必须回溯到关于人的两个伟大命题上。

其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人技艺的产物，是对自然的有效模仿，合乎目的性的整体的自然，通过理性确定了基本规定性，使自然本身表现为一种权利状态。其次，政治是对于神性的模仿，人们处于一个不完全符合目的论的世界中心，因此设计城邦，使得自身成为人。最终政治表现为个人自我实现的前提，人通过政治实现价值。

其二，人是理性动物。阿伦特将人定义为“一种由于懂得相互对话方法而导致共同生存的动物”。[7]所有公民都是自由的，自由与公民本身具有同一性，自由构成了城邦生活的社会基础和公民的自然权利，因为它意味着对“两者性”的服从，马里翁解释为“自我的原初他性”，因为在他看来，“自我”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异质性”，所以他将“我思推理”阐释为一种“对话”理论。正如伯利克里认为的，造就城邦的是公民而非城墙，城邦是自由的产物，凸显着“真正的人性”。[7]

综上，城邦象征着自由的表现形式——说服和辩论，意味着政治的原始性无限临摹于“众神殿”，自由也被归纳为人之本性。因此某种意义上，自由成为我们理解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根本切入点。意识形态领导权虽然是一个晚近概念，但在目的上，它服从于自然权利的设定，能够对最初的政治感觉进行回应，使之“维系于终极价值”。[8]46或者说，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自然实现人类的某种可能性，因而在本质上是“超历史、超社会、超道德和超宗教的”。[8]90

三、意识形态领导权仍需进一步的政治哲学思考

任何政治哲学理论都有独特的出场语境，因为其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脱离特定的出场语境，离开特定的社会现实，政治哲学研究就会变成无根之木。意识形态领导权虽然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并宣扬的学理概念，但它具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开拓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阈限，使得自由、民主、正义等政治哲学关注的关键词语与国家、阶级、市民社会、文化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发生交融反应，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并研究的重大命题：对抗和革命、生产和帝国、欲望和生命、规训和惩罚、行动和话语、合体和主体，等等。因而，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指明了政治实践的基本方向方法，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政治哲学思考：

一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在于社会认同，要重视社会认同的政治哲学基础。社会认同是文化哲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区域认同、集体认同、身份认同的集合形式。社会认同离不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体操作，正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过程就是通过社会认同将差异性有效转化为同一性的过程。但这一认同以个体认同为基础，之后个体通过将自身的生活阅历经验进行彼此交流进而将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提炼升华为“集体记忆”。最终这种“集体记忆”成为社会意识。社会认同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它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放在核心的位置，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实质。因而强化社会认同不仅需要把社会认同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还需要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炼归纳反映“真善美”的个体观念，并加以整合贯通，使之上升为国家观念。这对于当前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式表现在文化层面，要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学者指出其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就是客观和权力的汇合点。而这种客观更多的是通过文化性（学校、画廊、影院、公园，甚至咖啡厅）表现出来，当“星巴克”成为咖啡厅的隐喻对象时，符号形式下的文化关系和主观实践发生了明显的延宕。因而符号分析和文化研究承担起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或者说它们赋予着一种感性力量的迸发可能，比如，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因而成为意识形态分析的重要理论平台。面对各种强势文化话语方兴未艾，构建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由于文化软实力根本上是“文化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这要求我们尽最大能力做到“理论说明力”和“理论说服力”的统一，以情感人，同时也要以理服人，在逻辑和情感的雙重维度上让人易于接受理解，在源头上让“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新殖民论”不攻自破。

三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支柱在于话语体系，要加快构建符合民族气质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话语体系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条件下，国情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调整，深化改革遇到了重大挑战，“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就更加需要将坚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作为指导，彰显中国气质、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因而，要深刻把握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特征，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体系化、常态化和实战化的责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出符合人民希望、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发展、符合世界趋势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让马克思主义憧憬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在中华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四、结语

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但作为理论，不能脱离具体实践，只有依靠实践才能使自身不断更新完善，从而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不是摇椅中的学问，也不是象牙塔中的冥想，实践证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客观在场性，其丰富内涵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表现出鲜明的目标指向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研究说到底是要服务于“四个伟大”，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优势，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理论支撑。因此，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哲学分析不仅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革命本性，同时阐释了领导权的文化输出逻辑和形式，有助于坚持用党的先进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坚定“四个自信”，为我们党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书写辉煌篇章。

[参 考 文 献]

[1]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宅，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1-20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92.

[4]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 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 [美]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2.

[8] [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选.王简，等， 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34.

[10]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辑：田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