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目睹美国抗疫乱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报道）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郑琪

编者的话：截至北京时间5月18日16时，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48万，死亡人数接近9万。美国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这两项疫情统计指标都是全球最高，且疫情远未显示出真正得到控制的迹象，仍是美国媒体自己形容的“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状态。从今年1月21日开始，《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郑琪每天都关注着美国的疫情动态，无论是采访美国的医疗卫生专家或是听相关部门的吹风会，还是与美国普通百姓和医护人员的接触，近4个月来，她感受到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待疫情的态度正一步步发生转变——从最初的轻视，转为全面暴发时的绝望，当前又进入难以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的纠结。

听学者谈“政治决策层面出了问题”

近4个月来，同许多人一样，我对美国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也充满了不解，其中最大的疑问是——作为拥有一流医疗卫生能力的美国，在拥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窗口为防控疫情来袭做准备的情况下，依旧在应对时步步被动，乱象丛生，让普通民众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

1月28日，我前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参加美国联邦层面的首次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该部一位媒体事务官和我闲聊起当时中国的疫情。当我向他描述中国如何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时，他连说了几句：“真的吗？”那名官员脸上的疑惑与不解，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而当天发布会上，唱主角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一再强调，美国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非常低”。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民众没有必要戴口罩。只有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谈到疫苗的研发过程。谁能想到，这个美国“抗疫队长”两个多月后，也成了总统“甩锅”的对象——福奇因鼓励采取隔离措施、警告不要过快重启经济而被指责“破坏经济”。

事实上，在美国最先出现零散病例那一阶段，美国政府以及大多数公众对疫情缺乏警惕。在我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美国疾控中心、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机构在疫情初期出现的种种失误与效率低下。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后，《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全面复盘了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初期错失防控机遇的种种细节，比如：疫情初期，当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白宫集中讨论疫情应对政策时，注意力多数时候放在撤侨、推出旅行禁令等方面，而检测试剂开发这样关键的问题往往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才花几分钟讨论。近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资深官员里克·布赖特对国会表示，他1月份就试图将疫情预警“推向最高层级”，但领导层对他的警告不屑一顾，他本人甚至在部内遭受了敌视和被边缘化。检测的长期滞后，让美国卫生系统迟迟难以掌握病毒传播的全貌，造成了整个应对工作陷入被动。

3月以后，不断加重的疫情让美国政府明显感到政治压力。对外表态时，特朗普一再强调自己1月底就推出对华旅行禁令，试图以此向美国社会证明，自己在疫情防控上动手很早。然而，对于这一套逻辑，美国的卫生专家们完全不能接受。事实上，特朗普酝酿旅行禁令的那几天，我采访的美国卫生专家几乎全都明确表示：过往大型传染病的历史说明，单纯靠旅行禁令难以真正阻断病毒传播，只会给医疗设备等必要物资流通增加障碍。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得·霍特兹当时就担心美国政府的一些举措不利于国际合作，“会导致疫情防控工作变得低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健康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梅什·阿达尔贾担心政府的举措会造成公共卫生资源浪费，而“这些资源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卫生保健部门的防疫准备工作和检测活动”。

后续美国疫情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卫生专家们的论断，美国政府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将病毒“挡”在门外。在疫情“震中”纽约州，相关研究表明，病毒主要由来自欧洲的旅行者带来，而不是亚洲。

2016年，纽约大学兰贡医疗中心人口卫生系生物伦理学教授亚瑟·卡普兰曾发表文章，设想到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袭击美国的场景，许多细节同此次疫情在美国的发展轨迹完全吻合。过去几个星期，我同卡普兰数次交谈，与他探讨美国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位资深学者为我梳理了导致美国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各项因素——白宫初期整体上低估疫情风险；政治领导人没有为民众准确传递疫情信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抵制强有力的政府行动；感染检测与医疗物资准备严重滞后；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难以形成合力；美国未能与其他国家有效开展国际合作。换言之，今天人们在美国疫情防控中看到的诸多问题，不是因为美国医疗卫生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政治决策层面出现了问题。▲

混乱不堪的抗疫表现与“美国自由”

“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是美国《科学》杂志对特朗普政府抗疫表现的点评。在防控初期，美联邦政府官员屡屡在发布会上给出人为淡化风险的言论——或将疫情与“流感”相提并论，或称天气一热病毒就会自然消失。来自政府官员的此类言辞，明显影响了公众对疫情的认识。

3月份时，我生活的北弗吉尼亚地区已有不少确诊病例。离我所居住的公寓直线距离400多米的办公楼里，已有一名五角大楼承包商死于新冠肺炎，但附近民众似乎仍没有特别的紧张感。有一天，我戴好口罩出门办事，遇到要“拉拉家常”但不做任何防护的门房老太太瑞贝卡。她愤愤不平地抱怨说自己因为股市暴跌亏了“一笔巨款”，但“这只是比流感厉害一点点的一种病毒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她还问我中国的疫情怎么样，听到我说“中国总体上控制住疫情”时，她眼里瞬间闪着光说：“看吧，病毒会过去的！”

直至今天，谈及中国经济社会活动的重启，竟然还有不少美国人像瑞贝卡一样，和我交流时将之解读为“美国政府此前过高估计了病毒威胁”，而全然不知中国社会为抗击疫情推出的一系列超常规措施。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克利福德·莱恩是个例外，他笑着对我说：“美国的防疫策略与中国存在区别的原因是，我们（对病毒）一无所知。”

这种无知还体现在美国卫生部门是否鼓励民众戴口罩的问题上。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疾控中心一直强调大众无需戴口罩，但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许多民众还是将购买口罩作为一种防护手段。我在春节前从亚马逊平台上买到一盒20只装的N95口罩，当时售价为21.99美元，后来同款商品价格涨到近70美元，再后来彻底断货了。

2月29日，美国医务总监杰罗姆·亚当斯还在发推特强烈呼吁民众不要再囤口罩——“大家伙儿，认真的，别！买！口！罩！了！”原因竟然是“口罩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大众感染冠状病毒，但如果医疗工作者没有足够的口罩来照料患者，那么这将使他们和我们的社区处于危险之中”。

和我谈及口罩话题时，卡普兰直言，美国联邦政府不鼓励民众戴口罩的根本原因是防疫物资短缺。而许多亚裔戴口罩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最初也遭受到路人异样的目光。有一次采访春节文化活动时，有个美国小孩儿有些害怕地指着我戴的口罩问他父母“这是什么”，为采访方便，我只好默默地摘下口罩。在公寓楼里，有人看我戴着口罩就以为我是个“高风险源”，不愿意和我同时乘电梯。在超市里，有人拿我戴的口罩开玩笑，说什么“这种口罩只能挡住一只苍蝇”“搞成这样大可不必”。

过去几个月来，伴随疫情而来的是，亚裔遭受歧视甚至攻击的事件也有所增多。一位华人家长告诉我，有亚裔小学生被同学叫作“新冠小孩”，这让孩子十分苦恼。

4月初，美国疾控中心首次在官方指南中提出公众应在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戴口罩。然而，及至5月，特朗普、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官员是否需要戴口罩，依旧是一个引起媒体讨论的争议性话题。上周末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仍有一些脸上“裸奔”的民众自在地玩着飞盘、遛着狗。公寓楼下，瑞贝卡在接待住户时虽然用上了口罩，但却没有认真地正确佩戴，而是挂在下巴上。

美东时间3月11日下午，华盛顿特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5月13日，华盛顿特区市长穆丽尔·鲍泽宣布，将当地紧急状态、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和“居家令”延长至6月8日。自3月30日颁布居家令以来，鲍泽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曾先后给当地居民拨打预录的自动语音电话，鼓励民众留在家里。

实际上，纵然有居家令在，疫情期间的华盛顿特区河边、路上、草坪上一直不乏进行锻炼的美国民众。因为居家令里写道，市民可以离开住所的情形中包括“从事市长命令规定允许的娱乐活动”，这些娱乐活动具体为“步行、远足、跑步、遛狗、骑自行车、滑旱冰、滑板、打网球、打高尔夫、园艺和其他所有参与者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没有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活动”。这或许就是“美国自由”的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