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饮食文化交流的多民族融合研究

向绪淼 王婷 柳嘉旗

内容摘要：饮食文化是了解和探究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重要途径。饮食文化的民族特性，展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探讨宋元时期少数民族饮食对中原饮食的影响、中原饮食对少数民族饮食的影响，能对民族交往史的研究、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族 融合 饮食 文化

中华民族的多和谐共生、共存，离不开几千年来各文化之间的不断碰撞与融合。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的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促使这些民族文化的内部衍生、形成新的文化系统，为我国多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民以食为天”，饮食可以反映各个不同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以及思想，民族饮食文化的影响在大融合时期尤为突出。纵观中国历史，粗略地说，出现了三次大融合①。宋元时期是我国第三个大融合的高峰时期，较于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且宋元时期北方的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等与汉人的交流融合更为密切，更能体现出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共存。宋元时期族群之间的文化交融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②。更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发展走向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前承隋唐，后启明清，饮食文化的交流呈现不同的态势。这一时期，几次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战争的介入，更促进了南北饮食的交融。宋元时期在饮食文化方面，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和标志性。我们从这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中可以窥见中华各族群之间交往交融频繁的时代特征。文学作品生动、活泼地反映了饮食文化的广泛交流，如日记《揽辔录》[1]、诗词《湖州歌》[2]、笔记小说《孔氏谈苑》[3]、史料辑集《宋朝事实类苑》[4]等。我们以之为据，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宋元时期各族群饮食生活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了解宋元时期朝代更替中族群文化的包容与融合，思考族群文化融合的方式以及对当代社会族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启示。

一.少数民族饮食对中原饮食的影响

宋元继承了唐以来的“习胡”之风，乐于接受和效仿少数民族的文化。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揽辔录》就写道：“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5]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南宋时期，百姓们不单单只是学习胡人的文化，甚至“与之俱化”，“胡风”盛行。1271年，蒙古族建立元朝，蒙古官员带了大量的家眷和随从南下。元蒙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保持了很长时间原有的蒙古特色饮食，甚至到后来，蒙古饮食文化在中原流行起来。

少数民族饮食对中原饮食的影响方式还通过友好赠送和榷场交易。宋朝叶隆礼所著《契丹国志》记载契丹国主赠送宋王朝“牛、羊、野猪、鱼、鹿腊二十二箱”[6]，这是宋获得辽地肉食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对辽地肉食的喜爱，需求量变大，少量的赠送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还需要宋朝进行购买。榷场交易是宋元时期中原与辽、夏、金、蒙古国之间的物资交换方式，对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记载在双方榷场交易下，宋买入契丹的物品有“银钱、布、羊、马、橐驼”[7]，其中契丹的羊、牛等入宋后，羊肉受到宋朝皇室的喜爱，影响了宋人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南宋汪元量写的《湖州歌》中有“金盘堆起胡羊肉”[8]“日支羊肉六千斤”[9]，描写了皇家贵族对羊肉的喜爱。《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谈到宋朝的祖宗之法时说：“饮食不贵异品，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10]反映出羊肉是宮廷膳食的唯一指定肉类，甚至上升到了祖宗家法的高度。而在宋代的历代皇帝中，最喜羊肉的莫过于仁宗皇帝，宋仁宗极其喜吃烧羊肉。《孔氏谈苑》中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夜仁宗睡不着觉，一问原因，才知道仁宗晚上突然想吃烧羊肉。当时宫中御厨每日宰羊更是不可计数，据记载，神宗时代御厨帐本上记录一年中“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11]。足以见得当时少数民族的饮食对中原饮食的影响巨大。

二.中原饮食对少数民族饮食的影响

中原从饮食方式、饮食结构、饮食习俗、饮食观念等方面全方面、多方向地影响了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饮食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数民族在吸取中原饮食文化与习俗的同时，也结合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加以改良与发展。其中，以中原饮食文化对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的影响尤为突出。

北宋时期，中原与辽政权，也就是契丹族交往密切。农耕文化的相互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各自的饮食文化都凸显出不一样的特色，我们这里着重讲中原对契丹族的影响。《辽史》卷五〇《礼志二》对于契丹皇帝在接见北宋告哀使，进献新死皇帝遗物的仪式描写中有这样一句话，“赞各就坐，行酒肴、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12]我们从中可以看见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的食物——茶膳、馒头。可见契丹人在与中原进行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中原汉人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的影响，掌握了馒头、包子等面食的制作方法，契丹人逐渐改变其原有的单一的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开始接受宋朝的瓜果蔬菜等副食品，转为肉食、面食、果蔬等混合饮食结构。沈括的《熙宁使虏图钞》写道：“中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瓠以马，送之虏庭。”[13]《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中也写道为庆祝契丹国主生日，宋庭赠送“盐蜜果三十罐，干果三十笼”。[14]宋王朝通过友好赠送的方式将果蔬赠送给契丹王室，但是这远不能满足契丹人渐渐增加的需求。“契丹据有全燕，擅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15]由此可见，契丹人学习了汉人种植果蔬的方法，在占领的燕云十六州种植在一些果蔬。

契丹社会还吸收了汉人的酒文化、茶文化。据《契丹国志》记载，契丹人引入了宋地的美酒——“法酒三十壶”[16]。这改变了契丹族原有大碗酒肉的传统，丰富了酒品种类。而茶文化更为契丹族偏爱，饮茶能够缓解契丹人所日常食用的肉类、奶制品等高热量食物的油腻感，帮助消化，所以很快被契丹人认同并且广泛食用。《契丹国志》卷二一《宋朝贺契丹生辰礼物》记载，宋庭赠送契丹国主大量宋地特产，其中包括“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17]。但是由于契丹国不适宜种植茶叶，其茶叶的主要来源是宋辽贸易和宋庭赠送，价高货少，所以他们以茶叶为贵。而茶文化也逐渐变成了契丹贵族身份的象征。

汉族饮食礼仪出现较早。宋朝时，汉人的饮食礼仪也影响了契丹人。宋人不仅追求美食，还注重饮食时的精神享乐，在朝廷庆典和宴会上，契丹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明显，如《宋朝事实类苑》中提到“宴与文化殿，阶下列百戏，有舞女八佾”[18]。宋人出使到辽地时，辽人举办宴会迎接，宫廷舞乐队舞天子八佾乐舞，反映了契丹国主受到汉礼仪文化中饮食礼仪的影响很深，效仿宋人开始在饮食中注重伎乐等助兴节目的享乐。

与契丹族类似，同样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女真部落在占据中原地区后，不仅对中原的先进农耕文化进行了学习，粮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大大提高。还开始融入汉人的饮食习惯，他们逐渐用面食来替代他们原有的主食。同时期，作为带有浓厚儒士风范的茶文化在文化的交流中也脱颖而出，为女真人所接受并喜爱。宋朝官员许亢宗出使金国，写的出使日记《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了到金国的衣食住行，其中提到了“地少羊，惟猪、鹿、雁。馒头、炊饼、白热、胡饼之类，最重油煮”[19]。女真人在日常饮食中主食是馒头（包子）、炊饼（馒头）、胡饼（烧饼）等，可见女真人在中原文化的饮食习惯的影响下也逐渐重视面食在饭桌上的地位。在饮品上，饮茶之风在女真人中流行起来。金朝统治者尤爱饮茶，金朝王寂的《鸭江行部志》中记载金世宗“每饭余茶罢，散策经行，辄置其下”[20]。皇帝的爱好总是能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审美倾向，饮茶之风渐渐遍及社会各阶层。宋庭馈赠和榷场交易是女真人所饮茶叶的主要来源，《大金吊伐录校补》中记载宋庭赠给金王朝“茶五十斤：上等拣芽小龙团一十斤，小团一十斤，大团三十斤”[21]“兴国茶场拣芽小龙团一大角，建州壑源夸茶三十夸”[22]。

在饮食风俗上，金王朝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交融加深，不仅仅只体现在表象的食物，更出现在饮食时的行为礼仪之中。金代社会各阶层早期的君臣饮食时“杂坐于炕”[23]，座次没有严格规定，“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24]，在宴会上君臣如此亲密，这在中原王朝中是不可想象的，可见金代等级观念不强。到后来学习中原文化，逐漸形成君臣等级、男尊女卑等饮食观念。

入元以后，元朝皇帝忽必烈为稳固政权，广泛引用、学习汉民族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并为了促进蒙古族与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和谐相处，忽必烈鼓励蒙古族各阶层学习汉族文化，如习汉字、穿汉服等，其饮食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汉族影响。入元以前，蒙古族部落的人民普遍以牛羊肉以及奶制品为主食，史书记载“游牧民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25]。南下之后，蒙古族受到了南方汉族代表农耕文明的饮食文化的影响，据《蒙鞑备录》记载：“鞑人……近来掠中国人为之奴婢，必米食而后饱，故乃掠米麦，而于扎寨处亦煮粥而食。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彼亦煮为解粥。”[26]蒙古族人民学习汉人的饮食，用米麦煮粥吃，也用本地的黑黍米煮粥吃。在饮茶方面，汉族对蒙古族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宋朝秦少游在《满庭芳·山抹微云》中有一句“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27]将烹茶的情景描写得细致优雅。苏轼《西江月·茶词》中写有“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28]描绘了宋人饮茶的程序、动作，表现了宋人对茶的喜爱。蒙古族的饮茶之风始于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七首》中有一句“一碗清茶点玉香”[29]，《长春真人西游记》关于饮茶也有“车驾北回，在路屡赐葡萄酒、瓜、茶食。”[30]的记载，充分说明了蒙古族人民受到了宋人喜好的影响，也喜爱饮茶。

不仅如此，蒙古族还保留了自己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特色与喜好，对汉族的食物进行了吸收与改良，在烹饪食物的方式更为丰富，食材的选用上更为多样。例如宋人苏辙的《和子瞻煎茶》中：“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髙，倾身事茶不知劳;又不见，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31]可见，契丹人在唐人煎茶时放盐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奶乳。在宋元时期的人们对鱼脍的做法也有所不同，被元代人进行了改良发展。在宋末的和刻本《事林广记》中，关于鱼脍的做法，是这样记载的，“净洗去涎水，浸一宿，用新水于锅内慢火熬，候浓，去鳞放冷，即凝，细切入五辛醋调和，味极珍。须冬月为之方可。”[32]很明显，宋代人吃鱼脍都是煮熟了之后，放入简单的调味品就可以吃了。但是元代的《饮膳正要》中关于鱼脍的做法却不相同。“鱼脍：新鲤鱼五个，去皮、骨、头、尾;生姜二两，萝卜二个，葱一两，香菜、蓼子各切如丝，胭脂打糝。右件下芥末炒，葱、盐、醋调和。”[33]元代人吸取了宋朝的做法经验并加以创新，从熟食鱼脍变为生食鱼脍，做法更为繁复，调料更为多样。由后代的饮食典籍来看，元代的这种做法更为为后代所接受，可见其改良的成功。

三.结语

通过宋元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和中原之间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格局，形成了饮食文化上的互补关系。中原乐于接受和效仿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喜食蒙古族肉食，饮维吾尔族的特色葡萄酒，双方通过赠送和贸易获取彼此的特色物资。少数民族也学习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吸收了汉族的优秀饮食文化，如吃面食、饮茶等，饮食更加健康。

各民族之间饮食文化优势互补，关系更加和谐。各民族相互借鉴融合后创造的饮食文化成为民族间共同拥有的文化瑰宝，推动了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建设民族间共有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透过民族间饮食文化的良性互动和民族融合，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不断的“融异”，才能最终达到“求同”的目的，才能推动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团结发展。

注 释

①李小康.从中国古代的三次民族大融合看封建社会的发展高峰[J].兰州：甘肃教育，2018.（11）.90.

②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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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18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810518075）;指导教师：郝文华;项目名称：基于多民族饮食文化的民族融合研究——以宋元文学作品描述为例（创新训练项目）.

（作者單位：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