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开年新季影视人的至暗春色与劫后重生

莱娜　潘迪

开年“hard模式”

3月1日，已经窝在青海西宁的家中休整一个半月的导演松太加，接到了合作发行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带来了日本院线的新消息：“非常抱歉，由于疫情的緣故，境内所有影院都要关闭。”

松太加的作品《阿拉姜色》计划今年在日本艺术院线放映整年，票房收入和日本院线方五五分账。2月8日，《阿拉姜色》登陆东京影院，“刚开始的那几天票房特别好，特别开心。日本那边的期待也特别高”。一周后大阪也开始放映，松太加还期待《阿拉姜色》会继续漂流到其他城市，但随着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上升，日本沦为疫情重灾区，一切都停止了。

对这样的结果，松太加也不算太意外，毕竟这场影院停摆的“恐怖连续剧”，早在年初就已拉开帷幕。

“没有哪年的春节档像2020年这样竞争激烈，总票房突破70亿大关肯定不成问题。”春节前夕，有着十年院线工作经验的北京果麒麟影业发行人韩立杰，下到郑州市一家好友经营的影城，预备“好好干一场”。

这是一个格外拥挤的“春节档”——2020年1月19日，《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囧妈》等七部影片开启春节预售，韩立杰的微信朋友圈变得异常热闹，不少业内朋友都在卖力吆喝，恳请大家帮忙宣传影片，多多支持票房。

3月17日下午，导演松太加在家中书房继续创作新剧本。

但热闹却是短暂的。在去年12月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1月22日，淘票票、猫眼等线上票务平台发布公告，主动推出春节期间退票政策。

23日中午，短短几小时内，七部春节档影片全部宣布撤档，其中包括曾率先提档至除夕的《囧妈》。这天，韩立杰正在影城里做一些筹备工作，看到网上的消息后，整个人有点懵。“之前只听说有部分预售票被退了，但我们好像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

春节档的票房收入大致占影院全年营业额的30%至40%，韩立杰的朋友本不想关门，一直说“再等等”，但坚持到下午五点，看到郑州当地的万达、大地等品牌影院纷纷在线上发布退票和停业通知后，也只能通知自己的员工放假回家。

春节档，空了。而随着电影、院线一起陷入“冰冻”期的，还有本在高速运转的剧组和“识趣”的制片人们。

因为新电影需要跨年拍摄，在厦门拍戏的制片人吕旭在春节前几天，就为全组人安排好了过节计划——除夕全剧组放假，一起吃顿年夜饭，他还在当地影院包了一场大年初一首映的《唐人街探案3》。“想带大伙儿一起去支持下，结果就被通知退钱了。”

看到电影撤档，剧组里的氛围紧张起来，有演员找到吕旭，问：“旭哥，要不要紧，咱们还能拍吧？”电影1月13日开机，原计划3月15日杀青，如今拍摄进程不足三分之一，吕旭心里没底，但他尽力安抚组里一百六十多个人的情绪：“我们先等等看形势。”

26日，在浙江宁波拍摄的剧组《大江大河2》第一个宣布停拍，全组人员原地不动，调整休息。27日，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浙江横店影视城发布暂停剧组拍摄的消息，称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至此，在横店拍摄的20个剧组和正在筹备期的11个剧组，共六千多位工作人员全部停工。

1月5日开机的网剧《夜凛神探》也在横店拍摄。A组200人紧锣密鼓连拍了22天，B组150人正打算月底进来，就被拦在了横店外。横店在28日开始封路，所有道路中间都放置了白色栅栏，禁止车辆通行，小区只能两天出入一次。多数餐馆、客栈一并关门歇业，只有超市有少量人员进出采购生活物资。横店仿佛成了一座“空城”。

吕旭团队在厦门搭建的棚内拍摄现场，现已停工。

“就突然被困在了酒店里，租的拍摄用车等各类设备退不掉，还有人员吃住费用，横店给减免一半，但每天损失还是有十几万。”该剧制片人王译估算，3月中旬还未能恢复拍摄，他们的经济损失已有两百多万。

吕旭又坚持拍了两天，在28日结束了棚内的摄制，宣布停工，所有员工停发工资，但吃住免费。这样撑了一周，吕旭觉得情况不容乐观，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正迅速增长。考虑到后期都是在学校和景点拍摄的群戏，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在短期内也不会开放，为及时止损，他决定暂时解散剧组，让大家回家待命。

2月初，相关部门发布联合通知，要求疫情防控期，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剧组及演员暂停拍摄工作，待国家防疫部门宣布防控解除后再行恢复。后来陆续又有一些新的文件出台，但到底什么时候剧组才能大面积复工，谁也说不准。

“我们业内之前都说2019年是深冬，现在看只是深秋。”好几年都没在春节休假的先声工作室创始人、编剧李林给自己放了三天假。往常春节总有资方或制片人在线催稿，从业十年，她已经记不清多少个大年夜都在刷夜赶剧本，但今年从23日开始，“世界就突然安静了”。一天前，她还能接到多个制片人催签新合约的电话，现在不到24小时，五个在洽谈阶段的网剧项目就集体“人间蒸发”了，她也没好意思再追问。“这2020年才算是进入冬天

啊。”电话那头，李林语带调侃道。

隐患

本应“大满贯”的春节档期寂静无声，全国50条院线，一万余家影院，近七万块银幕，从1月除夕至3月中，基本以零票房的总成绩，宣告完败。

闲了一整个春节的韩立杰有些怀念2016年，那年新春，他下到地市影院，发现上座率几乎100%，他第一次意识到三四线城市蕴含着多么大的观影潜力。

也是这年，中国新增9552块大银幕，涨幅逾30%，以4.1万块的银幕总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电影银幕的国家。伴隨“电商票补热”，导演周星驰的作品《美人鱼》在当年春节档收获超过33亿元票房，成为国产电影史上第一部“30亿+”的电影。自此，春节成为一年当中内地市场最重要的档期。

“少了春节档这份保障，小影院一年就等于白做。”经常下到地市影院做关系维护的韩立杰早就发现，一年365天，其中大多数工作日，影城一天进不来几个人，很多影城日收入未达千元。他算了笔账：去年，朋友经营的这家郑州“奥斯卡”枣庄影城年票房约500万元，其中超五分之一来源春节档。而影院一年的开支，包括人力工资、地段租金、设备维护等，硬支出200万元。剩下的钱要和片方、宣发分账，再扣去税额，最后只余不到50万元收益，这其中还没算上一些预计之外的“打点费”。

院线“靠天吃饭”，越多好电影形成爆款，影院就越能盈利，反之亦然——这是韩立杰在行内混迹多年后总结出的规律，面对眼下的特殊情况，他担心影院接下来会迎来新一轮经营危机。“上半年的收益估计全泡汤了，影院就算能挺到下半年，片子扎堆上，很多电影的排片会被压缩，（一些排好的）也可能要让路。”

十二个月的影片量若真要集中在六个月内放映完毕，韩立杰光闭眼想想，就能感觉到那种激烈厮杀场面里带着的血腥气儿：“可能（单片）排片不超过一周，或者‘一日游，你都不记得有它，就下映了。”

匆匆上映，互相挤压，对整个票房量级的释放和单个优质片源都是沉重打击，出现爆款的难度更大。导演松太加正在提前面临这种打击，他的另一作品、曾在2018年平遥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获得最佳影片荣誉的《拉姆与嘎贝》，目前计划从春末调档至下半年。但发行公司给松太加打了预防针：下半年影片扎堆，商业片尤多，小成本艺术片生存将很艰难。

“也没办法啦。”说到这个，松太加只能尴尬笑笑。

直至三月下旬，“奥斯卡”枣庄影城还在停业中，二十多位员工的工资尚未发放，韩立杰所在的北京果麒麟影业也宣布疫情期只按“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工资。

所有人好似突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中，但实际上，影视行业的危机隐患早在这次疫情到来前，就已被埋下。有别于外界热议的影院人满为患、票房节节攀升的繁荣景象，韩立杰指出了一些其他的数据，2018年，国内银幕数量增速（18.32%）高于票房收入增速（9.06%），而到了2019年，上半年度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首次出现双降。

韩立杰认为，2019年开始，国产电影总体数量和质量有所下降，部分电影频频撤档，导致观影人数和票房均有不小回落，这直接让院线落入经营困境。“很多影城做了最大化的精简裁员，像万达已经达到一个极致，把多余的岗位精简到最细的一个状态了。”

前些年高速发展的影视业，在近年来已呈疲态，对这一转变，身为制片人的吕旭感同身受：“乐视没了，华谊不太乐观，曾风光一时的五大民营影视公司还有万达、博纳和光线，但其实资本从整个行业中逐渐褪去，无论公司大小，都缺钱，项目都在减少。”

在吕旭看来，经过这些年的资本洗礼和各路影片轰炸，大众的观影水平也有了明显提升，“你本来产出就少，不好看的大众又不买账。去年一部大制作的片子，不就被骂惨了”。消费者的口味难以捉摸，市场更难被讨好，两相夹击之下，这一行业中各单元的生存状态，濒临恶化。

颗粒无收的春节档对整个行业的深重影响毋庸置疑，但面对未来，吕旭的态度还算乐观，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坏事。“可能疫情结束之后，有部分剧组开不了机了，但又一波不合格、没什么好制作的公司被清除掉，剩下的重新洗牌，泡沫挤掉之后就是复苏和重振。”

持续破碎的泡沫

那些曾将影视业送上青云的漂亮泡沫正在不断碎裂，这是从业者们的共识。

中国五大民营电影公司的辉煌时刻是在2015年，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国产电影票房271.36亿元。票房前十的国产电影中，五大民营电影公司占八成。亮眼的成绩直接刺激了各大上市影视公司股价，二级市场上，华谊兄弟的市值一度逼近900亿元。

国家政策倾斜、税收有优势、整体发展持续向好，同时，业内并未形成强有效的管理机制，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各路资本快速涌入这个“生机勃勃”的行业。一时间，金融杠杆、套利并购和明星资本化成为了行业发展新奇景。

活跃的资本加剧了行业运作的整体泡沫化。“那几年，有个千字梗概就能公示立项一个电视剧，团队都没搭，拿份PPT就直接去融资。我们叫这‘跑马圈地。”编剧李林回忆，微博上曾有网友把四个中年女明星的图拼在一起，说可以拍一部《淑女的品格》，结果这个IP马上就被抢注立项。为了效率，一些大热剧集惯常忽悠一堆编剧“集体创作”，攒局的人一个字不用写，就能署名总编剧。

行业最不缺钱的那几年，旺季的横店影视城里每天几百个剧组同时运转，“你在这条街拍文戏，隔壁那条街就在爆破、吊威亚。声音杂，现场收声困难，但你不能停下来，没人会等你。”李林形容，当时整个行业都被热钱砸中了，大家热衷的是“挣快钱”，从业者们多没有忧患意识和长远规划，就像“高配版三和大神”。但这一轮热钱涌动的上升浪潮，很快迎来尾声。2016年，监管部门开始收紧政策，年末，一场由知名影视演员赵薇主导的“万家文化”51倍杠杆收购案宣告失败，该事件昭示着影视行业的这盘资本游戏已近终局。

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又挥出限制演员天价片酬和税务调查的“组合拳”，大量影视公司和演员陷入法务和财务危机，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数量急剧减少。业务受阻，资本市场更是“愁云惨雾”，这反过来加剧了行业“地震”的烈度。

“税收风波牵连资本市场对影视行业避之不及。”曾在阿里巴巴集团从事战略投资、现为新片场影业总裁的牟雪认为，影视是资源、资本密集型行业，现在这个趋势之下，影视行业的发展就“很难了”。

尽管新片场过去几年在网络大电影和短视频领域杀出一条新路，但牟雪依旧清晰感受到市场对于影视行业态度的巨大转变——上市通道不畅，以往热络的投资人不敢再碰影视行业。金融机构的估值部门给新片场的估值一度低到“很不合理”，银行贷款政策对影视行业也不友好。

处于风暴中心的个体创作者们更是步履维艰。今年29岁的李林从大一入学就开始进行剧本创作，在行业里摸爬滚打近十年，经历过多次项目因各种偶发状况被迫暂停，但这些积累起来都比不上去年的困境——2019年全年，因不可抗因素，李林创作的过半剧本被搁置，工作室也拿不到后续尾款，只能自己认栽。

影视行业的上下游衔接成了一副多米诺骨牌，剧组拍不了戏，平台和院线上不了新剧，接着公司资金回流困难，新项目就难以启动开发程序。而对李林这样的一线创作者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成果始终无法被量化呈现。

突如其来的疫情会将这些问题的影响持续放大，李林在自己的三天假期还没结束时，就开始为未来感到焦虑，加之被网络上各种与疫情相关的消息持续轰炸，她常常失眠到五六点，最后只得靠安眠药入睡。

疫情期间，撸猫写剧本是李林创作的“主要动力”。

已经在横店买了三套房的张小明也体察到了辉煌时代的逝去。51岁的张小明有十五年的横漂“工龄”，最擅长“多栖发展”，既做演员公会的特约演员，又是相声小品演员、主持人等，算是横店剧组里的香饽饽。他和妻子还经营了一家照相馆，专替来演员公会注册的新群演拍照、复印资料。生意红火时，妻子带着两个女儿都忙不过来，只得从外面再雇两人。但2019年整年，照相馆生意大不如前，而现在，“只需要我妻子一人看店，1月初到现在也没人（上门）。”

张小明在逐渐适应这种冷清，剧组的复工进度也暂与他无关。3月上旬，横店部分复工剧组试点拍摄的多是棚内戏，人数控制在二三十人，对配角、特约和特行等演员的需求量小，像他这样的非剧组主创人员，几乎没有参与拍摄的机会。

3月初，张小明看到一个抖音视频拍摄团队招演员，没拍过广告的他去瞧了瞧，一分钟的短视频，站着说几句广告词，一天拍五六条，日结300元。对张小明这种曾一天能拿几千块的特约演员来说，这个报酬不怎么有吸引力，但他觉着自己做得来，还能打发时间，就一口气连着拍了七八天。

“不少人嫌钱太少不愿拍，但我想得开，人不能总憋在家里，也要赚点生活费，”张小明将之看做一条可变通的出路，强调道：“大家都没办法的嘛。”

或许不是坏时代

疫情持续的糟糕春节里，李林最终找到了克服焦虑的办法。看多了疫情的消息，她通过腾讯公益项目捐了几千块钱，便关掉了手机。连刷了几天各类影视作品后，暴躁的情绪逐渐冷却了。在这段彷佛时间都停下来的真空期里，她开始进行创作反思。

这两年来，李林接到的多是都市类题材网剧的创作委托，项目递过来一看，无非是“都市+悬疑”“都市+行业”“都市+爱情”的几个固定搭配套路。这类剧集是网剧里占比最高的类型，制作成本相对古装、魔幻题材低，受欢迎程度较高，最重要的是——安全。

一些从业者认为，资本退潮后，创作流行的风向主要受相关监管部门的各项指令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成因却是复杂、甚至荒诞的——去年6月，网传广电总局影视审查新规将重点整治翻拍剧，合作的制片方听闻风声，立刻让李林暂停写作，她此前半年的项目也多因此类原因搁置。

“很多时候消息的真假都分不清，但人会去主动趋利避害。”李林明白，现在所有项目主导者都将“稳妥”排在第一位，哪怕是捕风捉影的传言，或许都能影响到最终的决定。

“审查”，似乎成了影视创作者头上集体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束住了他们恣意舞动的手脚。但真相，却又不止于此。

李林重温了那部被业内反复谈论的《请回答1988》，每次看这部韩剧，李林都能被治愈。她好奇的是，这个剧即使放在国内，也不太会遇上审查或其他困难，但事实上，国内一部同等水平的剧也没做出来。

“这个世界有很多视角，但凡多花點心思，就能找到一个合理叙述的手段，然后进行合适表达。明面上不能碰的东西肯定有，但圈里以讹传讹的内容也不少。很多人以‘不碰为理由，省略掉探讨更好创作的过程。”在回北京后的自我隔离期里，吕旭也重新思考了这个在业内被人遮掩着反复讨论的问题。当聊到一些国外佳作时，他快嘴说到：“有的人不想怎么学习别人写故事的能力，只想着翻拍它。”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吕旭看了六十多部电影和剧集。闲暇时光变长了，他还写完了三个剧本大纲和一些分集剧情，都是在肚子里酝酿了好几年的故事，不少情节还是他从新闻上看到的真人真事。

“大家说《寄生虫》怎么好，韩剧怎么好，我们这也到处都是故事啊，怎么就没人做呢？行业资本化都快带领创作者走向自我阉割的常态了。”吕旭滞留在厦门的那几天，在网上看到疫情中心的武汉市内，一个女孩失去了妈妈，因为不能跟着殡仪馆的车走，在医院门口嚎啕大哭;还有漂泊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起伏的卡车司机......

“要我说，现在是庶民时代，我们普通人也该有自己的故事。”在吕旭看来，灾难带来的生离死别，会让很多人对世界的看法都产生改变，这些变化也将会反映在观影习惯中，“我觉得很多人会回归到关注现实主义题材上，更愿意看到这类制作。在被更多人看到后，现实类型的作品也会更有力量。”

变化远不止于此，吕旭尝试提出了自己的其他发现。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导演奉俊昊刚凭借影片《寄生虫》摘得四座小金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韩国电影的关注讨论。和奉俊昊一样，去年实现国产电影票房和口碑双赢的电影导演分别是郭帆、饺子和曾国祥，他们都不是传统科班出身的电影人。“是否能说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吕旭反问。

更早感受到一些微妙变化的还有韩立杰。2018年11月，春节档之前的例常淡季，韩立杰从电影《无名之辈》的看片会上出来，片方人员马上向他咨询观影感受：“哥，你觉得片子咋样？”

韩立杰欣喜于成片的高质量，预估至少有5亿票房。对方吓一跳，告诉他，公司估值最多两个亿。“那只能说明中国观众的观影水平还跟不上。”韩立杰当时这样回答。但最后，《无名之辈》卖出了7.94亿元票房。

资本最初带来的浮躁氛围，已经开始趋于稀薄。擒获第32届电影金鸡奖多个奖项的《地久天长》编剧阿美发觉，和前些年资本拼命“献媚”90后青春市场的情况不同。“现在关注现实的作品比以前要多，这个类型的作品也取得了很多收获，比如《我不是药神》，（影视公司）觉得原来这种题材能有这么多的票房，可以赚大钱，还是可以做。当然，年轻的创作者也成长起来了。”

市场似乎正在形成一个较好的良性反馈机制，不过同时也变得更难以被预判。出于好奇和职业需要，吕旭曾观察过《天气之子》等日本动漫电影的观影人群。他到了影院一看，发现上座率最高的是初高中男生，“一群群打完篮球、一身臭汗的小男孩，看完以后泪流满面的。”吕旭在心里犯嘀咕：“这不是女生更爱看的？男孩不是应该喜欢《海贼王》吗？”

后来，他研究多了琢磨出个结论：不同年龄层的观念冲突正在急剧拉大，不能把过去的现象或数据当成市场规律，现在的观众喜欢什么，就是一门玄学。

岔路口

一些创作之外的异变也在这次疫情中露出端倪，但它们带来的影响并非是潜移默化式的，更像是一滴冷水滚进了沸油之中。

互联网科技巨头字节跳动以6.3亿对价买下徐峥导演作品《囧妈》播放版权的那天晚上，吕旭躺在厦门的宾馆床上刷手机，断续四次才勉强看完全片。他的感觉是：“不怎么好看。”

半夜11点，看到网络上的各路人马都在为片方的做法激烈争论，吕旭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认为这仅是笔愿打愿挨的买卖，其他人不用道德绑架。

“无非是头条6.3亿元为自己打个广告，显示了竞争力，‘爱优腾三家平台大概会紧张一下，但电影院的观众不会被引流，手机并不能提供参与、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对此吕旭态度冷淡。

服务院线多年的韩立杰却非常愤怒。他清楚记得，乐视影业还存在时，曾操作了一次“院网同发”，那部叫《消失的子弹》的电影直接被院线封杀了。在他看来，这是“网大”和院线划出“楚河汉界”的标志性事件。

电影放映有明确的层级划分：影城是第一院线，“爱优腾”是第二院线，第三院线可能是农村放映。韩志杰觉得，院线电影《囧妈》直接越级到线上播放，显然破坏了行业规则，不仅伤害了院线、宣发和投资方的利益，还打破了整个产业链的闭环，会让整个行业陷入混乱。

1月20日，为了备战春节档，郑州“奥斯卡”枣庄影城召集全体员工开会、发年货。此时，他们还不太关注武汉已经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预售期前后，院线为《囧妈》做了各种宣传，当时《唐人街探案3》预售排片率高达33%，《囧妈》还不到10%。为争取排片，《囧妈》第一个将预售从初一提到除夕，谁想到又整这幺蛾子。”韩立杰透露，现在很多院线已经公开表示要持续抵制该片导演徐峥。

无论各方争论进行得多么激烈，在全国大多数人被居家隔离的日子里，相较只能关门大吉的影院，网络电影的播放数据全线飘红。两个月内，“爱优腾”三个头部视频网站，一共上线了42部网络电影，其正片有效播放总量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10.19%。

猫眼专业版统计，在近期上映的网剧中，由新片场影业出品，香港演员罗嘉良主演的《巨鳄岛》，在上映后获得556万人次有效观看，成为爱奇艺2月票房冠军，片方票房分账收益超1670万元，而其制作成本是900万元。

牟雪读MBA时的同学看完《巨鳄岛》后觉得不错，跑来问她：这片子你们公司做的？牟雪吃了一惊，反问，你怎么会看这片子？

“这次其实比较利好的是，平台上已经没东西看了，一些完全不可能看网络电影的人，现在开始看。结果一看发现，诶，还挺好看的。”牟雪承認，长期以来，观众和业内都对网络电影的质量持怀疑态度。进入新片场工作前，她自己也不看网络电影，“大家说到网络电影，第一反应就是‘low low的。”

3月17日傍晚，张小明在横店主街道散步。城内的主街区主车道已经恢复通行，但路面上依旧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

同样90分钟的长片，院线电影投资动辄上亿，平均拍摄周期为两至三个月，网络电影最高也就千万级投资。“王家卫一部电影拍好几年，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拍。前年行业内（网络电影）一部平均15天就拍完。剧组百来号人，每天成本十几万，你超期两三天，成本就直增百分之二三十。”网络电影目前主要是实行平台分账模式，在爱奇艺，A级影片一次有效观看能带给片方2.5元的收入，“你几个亿的成本来拍网络电影，不可能回本的。”

牟雪会经常分析“爱优腾”三家的用户数据。四五年前，网络电影的受众以小镇男青年为主，也没什么女观众。但从2019年开始，爱奇艺、腾讯的付费用户数先后冲破一亿，优酷则以大几千万紧随其后。本质性的变化也在发生——主流观影人群的年龄中位数不断往30岁靠拢，观影人群的主体收入水平趋近6-10万/年。

“用户欣赏电影内容的品位在快速提高。”牟雪希望，用户结构的优化和疫情影响下受众观影习惯的变化，能帮制作方把“票房分账的天花板”顶得更高一些。

不过在这个行业里“沉了”几年，牟雪也知道，虽然相对院线电影，网络电影的成本构成更轻盈合理，但它的发展依旧存在不少困难。“最大的瓶颈在于——业内对网络电影还是有很大偏见。我们跟一些优秀的创作人和演员去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网络电影比较low，不愿意接。”牟雪笑了笑补充：“偏见需要时间和更多好的、破圈的作品去扭转。我们只能用作品去教育行业——其实我们没有你们认为的那么差。这样就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片子质量就能更好，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春天

进入3月后，气温开始慢慢攀升，春意也浓稠起来。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五十余天，全国各地的新冠肺炎病例正陆续清零，日常生活秩序也在渐次恢复。

韩立杰倒还是“歇业在家”，现在他多数时刻保持着一种“奇迹终会出现”的急切心态，期待院线能赶快复工。“只要有好的作品出现，院线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他多次提到三年前暑期上映的《战狼2》，那时热钱开始退潮，院线“遇冷”，但“没想到‘噌一下，就是56.8亿票房”。有单位来包场，也有很多老头老太太相偕观影，还有人二刷三刷，影城里着实热闹了好一阵。

同行们复工的意愿也遠比李林想象中迫切，因为编剧的创作环境几乎不受办公条件影响，2月初，她还没焦虑上几天，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年初十的线上电话会议——一个有合作意向的影视公司要和她讨论新委托剧集的创作方向。

“3月初迎来一波复工小高潮，不少影视公司都上班了。”李林本以为上半年会是项目开发的观望期，然而进入3月的第二天，她一日内就接到了3个剧集邀约，10号又追来一个。几批对接人告诉李林，他们一回公司就立刻开会，重新核对项目开发计划，会议结束后就立马开始寻觅合作者。工作节奏重归繁忙，但李林还是准备留出一些时间，去完成自己在疫情隔离期做的新决定——把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原创剧本纳入自己的年度计划。

“或许编剧不用总等片方带着委托来再创作，我们能写自己真正想写的，有温度和真情实感的剧集，再拿着它找寻资方。”之前囿于连轴转的各类IP改编项目，李林原创作品的想法空悬多年，但现在她想试试“靠真情实感的内容打动他人，温暖他人”。

导演松太加的两部新电影开机时间都延误了，其中一部是他首次和国内一线明星合作，反复拉锯才定下档期。但从面对疫情的焦虑中冷静下来后，松太加却觉得自己挺幸运，没开机，反倒避免了天天坐地烧钱。

近两个月里，松太加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这是前几年他因工作忙碌疏于做的。静下心后，新的创作冲动也出现了，他开始写新剧本，是熟悉的藏区题材，讲述普通的藏人藏事。3月2日接受采访时，他正好写到一半。

虽然自己的剧组还散着，但2月下旬，吕旭就回到了北京公司上班。“整层办公室看不见几个人，就自己发发呆，刷刷手机，整下资料，确实也没啥事做。”他一周会去一两次工位，中午来，傍晚走，其余时间待在家里刷剧、张罗新项目，以及期待着剧组早日复工。

早春傍晚，日头落得更晚些，走在街头的吕旭猛然发现，城市景观错落的缝隙间植被已经镀上新绿，而空旷许久的马路上，车流居然胶着住了，穿着黄色或蓝色制服的外卖员，在下班的拥堵人群中灵巧地穿梭着。他点开微信，新发了条朋友圈：“北京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