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助力下流通业对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
——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

杨玉敬 副教授

（平顶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河南平顶山 467000）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一直持续偏低，内需不足直接影响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尤其在我国对内进入经济新常态、对外面临激烈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商贸流通业主要包括物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业态，这些业态都是介于产品和终端消费对象之间的，承担了重要的通道功能，有利于加快产品流通和交易效率，从而满足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进程需要的道路交通等设施的完善，物流运输行业可延伸到更多的地方去，起到降低居民消费成本、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密集，基础设施和商业配套也不断改善，这也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从我国区域发展来看，梯度特征非常明显，东部地区在产业和消费上一直是领先全国的，而中部地区随着不断赶超，也日益成为我国消费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本文选取中部六省，研究以城镇化作为中介作用的流通业对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为学界研究和政策导向提供一定参考。

相关研究回顾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流通业发展，两者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在经济转型时期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一直被普遍认同。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渠道分析，二是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作用渠道方面，万勇（2012）和王平（2016）分别从收入效应、价格效应、示范效应和交易效应、保障效应、结构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在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上，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对全国176个城市进行了研究，认为城镇化速度在一定范围内能推动城市消费，超过这一速度则起阻碍作用。韩丽红（2018）则从新型城镇化角度，论证了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正面促进作用。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流通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董媛（2016）借助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认为，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结构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苏金玲（2017）从居民消费能力角度，提出其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协同发展作用；江舟（2018）通过对农村居民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流通规模和流通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起显著促进作用，流通组织化程度则起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学术界关于流通业与消费之间究竟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作用关系，至今也尚无定论。

从目前来看，仅关注流通业与消费，或者城镇化与消费的研究较多，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城镇化过程也为流通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换言之，在流通业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的过程中，城镇化也起到了助力作用。但是，目前学术界极少有研究关注这种情况。因此，本文将结合城镇化与流通业的发展，研究城镇化助力下流通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居民消费进一步发展提供新视角。

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8年中部地区六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避免异方差的影响；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将数据进行缩尾法（winsorize）处理，避免异常值驱动影响结果。

（二）计量模型及变量解释

本文首先以流通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作为两个核心变量纳入到基本模型中，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 Con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居民消费水平；TCit表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Cityit为城镇化水平，两者共同表示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变量，表示其它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ui和εit分别表示地区差异和误差项；i和t则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居民消费水平（Conit）。本文用各省份或地区的居民消费支出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为了消除不同地区人口差异的影响，将各省的居民消费支出比上各省人口数量，用人均居民消费支出进行刻画。

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TCit）。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批发、零售、物流、餐饮等部门的发展情况，是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因此本文采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刻画商贸流通业发展，同样地由于地区人口差异较大，将该变量调整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化水平（Cityit）。城镇化水平为地区年末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数之比。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Revit）、产业结构（Indusit）、人口总负担比（Pit）和社会保障水平（Goverit）作为控制变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Revit）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刻画；产业结构水平（Indusit）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口总负担比（Pit）是指各省份人口负担情况，用0-14岁人口数与65岁以上人口数之和占15-64岁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社会保障水平（Goverit）表示人们在生活各方面受保障情况，用各省份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来表示。

由于居民消费水平往往存在棘轮效应，受上一年的消费水平影响大，因此本文还加入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滞后项，得到动态计量模型。同时，为了研究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是否存在城镇化的助力作用，在此基础上又引入流通业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交互项（lnTCit*lnCityit），最终得到模型如下：

其中，Conit-1表示居民消费水平的滞后一期。交互项（lnTCit*lnCityit）的含义为：如果lnTCit*lnCityit估计系数显著，说明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可相互作用，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若此时lnCityi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就说明城镇化水平需要通过流通业发展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若是此时lnTCi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城镇化水平自身就能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如果lnTCit*lnCityit估计系数不显著，则说明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交互作用不会影响到居民消费水平。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达到了0.895万元，最大值达到了2.161万元，最小值仅为0.248万元，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依然较大；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达到了0.947万元；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平均达到627.06元，保障水平较低；城镇化率平均为0.44，说明总体而言不到一半地区达到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达到2.817，差距依然较大；人口负担比为39.3%，且未来有上升趋势；产业结构水平平均达到了86.6%，说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好效果

模型的检验

（一）估计方法选择

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原因在于：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可以有效避免由内生性所引起的偏差，从而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人的消费行为通常具有较大的消费惯性，消费者本身也可能会因为收入波动而平滑自己的消费，因此动态面板模型要比静态面板模型更好处理这种惰性；动态GMM使用差分转换数据，可以有效克服遗漏变量或不可观察变量问题。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动态面板GMM估计又可分为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通常认为系统广义矩估计比差分广义矩估计利用了更多信息，并且可以估计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系数（Bond，2002），因此可认为系统GMM比差分GMM更加有效，本文因而以更为广泛使用的系统GMM估计结果为准，同时将差分GMM估计结果作为验证。

此外，动态面板GMM估计需要通过两个检验，即AR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约束检验。AR自相关检验被用来检验残差项的自相关性，一般而言不允许存在二阶自相关，一阶自相关则是被允许的。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可被称为Sargan或Hansen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动态面板GMM估计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其进行适用性检验。从表2中GMM估计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二阶自相关检验（AR（2））均大于10%，接受“残差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表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统计量对应p值均大于10%，接受“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的动态面板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和滞后阶数都具有合理性。

模型（1a）和模型（1b）给出了系统GMM估计结果，模型（2a）和模型（2b）给出了差分GMM估计结果，从总体上看，两者的估计结果并无显著差异，关键变量的数值、符号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估计结果可靠。

表2 动态面板GMM估计回归结果

从表2中系统GMM估计结果来看，居民消费水平显著受上一年消费水平的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起促进作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人均居民消费水平0.128个百分点的增长，这是由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促进了流通运输的繁荣，也带来了产品的多样化，有效刺激了居民消费，尤其是刺激了市场前景广阔的农村市场。城镇化水平对人均居民消费的影响始终为正，且在与流通业的相互作用中显著，这其中主要是收入效应、示范效应、保障效应等在起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有效处理好城镇化与流通业的融合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再来着重观察城镇化助力下流通业对消费的影响。模型（1b）加入了城镇化与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交互项进行检验，可以发现，ln_TC* ln_city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流通业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表现出额外的正向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城镇化进程促进了要素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集聚，促进了新型零售业店铺的均衡布局，推动批发零售业规模化发展，进一步为居民消费提供了便利性；另一方面在于加速完善了城镇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扩大流通功能的覆盖范围，例如物流运输行业可依托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延伸到更多的地方，起到降低居民消费成本、提高居民交易效率的作用，进而刺激更多的消费增长点。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符合预期：产业结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从正面影响人均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升级表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反映了工业和服务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不仅可以给居民提供质量更高、价格更合适的产品，也给居民提供了更满意的服务体验，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表明居民受到的保障越大，需要为不确定风险存储的资金就越少，消费支出也会随之增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总人口负担比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甚至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加剧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进而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儿童的抚养问题等随着区域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为避免未来不确定性风险，居民会倾向于抑制当前消费，客观上限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部六省为样本，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对流通业发展、城镇化以及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城镇化中介作用下，中部六省所在区域的流通业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是否得到强化。主要结论如下：其一，中部地区流通业的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二，城镇化步伐的加速，也有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其三，在中部地区城镇化步伐加快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助力了流通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消费增长点释放，也即城镇化放大了流通业对居民消费的增长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如下：第一，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我国中部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适度放开城乡人口流动，保障非城市人口福利，切实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环境。第二，加快推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立足中部地区流通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内河港口基础和优势条件，以“铁公基”和物流仓储等设施为着力点，积极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地区之间的商品通达性。政府要积极作为，处理好有型政府与无形市场的关系，积极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加快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以及国外先进要素向中部地区转移。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人民福祉为重心，积极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立足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农村社保机制和农民增收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面释放农村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