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经济建设思想

【摘 要】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现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全会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积累的众多经验进行了集中阐述，主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正确划分各种经济成分、正确处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三个方面;今天，这些经济建设思想具有很深刻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七届二中全会;经济建设;理论;实践

1949年“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执掌国家大权。这一胜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即将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1]工作路线的转移也意味着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同时兼顾城乡发展的前景。会议提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迫切要求我党制定合乎国情与道路的经济政策与方针为新中国的成立及以后的经济发展做好相应的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

一、七届二中全会经济建设思想提出的依据

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建设与引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党提出这时我们的工作重心路线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经济建设思想也需相应的随之转变，并在实践中组织与进行适合国情与道路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建设思想理论渊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导致家庭手工业衰落，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本主义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因此，党自成立时起就非常重视经济建设的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建设思想主要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极其复杂，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即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根据地内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强调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生产，同时这也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经济建设实践求索

我党重视经济建设，积极开展利于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党也不断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七届二中全会以前党的工作路线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这时期主要以农村发展经济为主，兼顾城市经济的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迫于当时革命形势，党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主要是根据地的建设。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解放战争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战争，經济整体发展水平低，为了克服解放区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动员全党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努力增加生产。

二、七届二中全会经济建设思想主要内容

七届二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它筹划的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深刻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最本质的时代要求，确立了使中国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方向。明确两种基本矛盾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需注意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经济建设与逐步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相结合起来。

（一）发展生产力

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确立有利于对经济成分的划分，有目的、计划、原则的开展经济建设。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主要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将步入城市领导乡村的阶段，也暗含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将由革命向建设转变，与此同时经济建设思想与措施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七届二中全会统一了全党城市工作重心的思想，强调城市工作的中心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了城市工作的依靠力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其他阶级力量;明确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在如何践行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中心任务上，毛泽东指出：在城市干部人员的储备上，要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斗队转变成工作队：在方法上，要城乡兼顾，要学习和学会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在工作上，强调一切工作（组织工作、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通讯工作、组织群众工作）都是围绕着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这个中心，并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弼时指出要建立“工农联盟”，以农业的发展为工业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以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生产技术和设备。

（二）合理改造各种经济成分

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是相对于非基本矛盾而言的，是指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性质，并贯穿于事物发展全过程的矛盾，具体表现形式经济领域上，主要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狭义的生产关系指的是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这里主要对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随着社会生产力（工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在生产关系上也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是不同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将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将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关系上同资产阶级作彻底地斗争。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2]革命胜利后，现代性工业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在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上，仍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时，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3]就要求着中国共产党“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4]同敌对的资产阶级作坚决地斗争，将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改造成为国营经济，使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转化为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建立合作社，引导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走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稳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进而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1949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中，仍提出：“目前五种经济成分内部是存在矛盾和竞争的，这些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将会决定中国未来革命的竞争方向”。[5]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总之，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設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政策对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三大改造的完成，乃至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三、七届二中全会经济建设蓝图的当代价值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为筹备新中国建设的会议，其会议内容不仅对新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革命，虽然与建国前夕相比，所处的时代不同，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也迥然相异。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以及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发展生产力是重中之重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指出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发展和促进绝大多数人发展的辩证统一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关键标志。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城市工作是其工作重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形势的整体把控，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明确工作方向，抓住工作重点，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难题。习近平在《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在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整体和部分抓住工作重心，以便高质量高效地完成时代所交付的任务。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了革命胜利后，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判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地进行社会实践，做好调查研究，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局势的基础上，作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时代这一大的背景和中国的发展情况，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布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指导，集中精力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城乡不平衡问题、“三农”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处理好社会各主要经济成分的关系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国家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這种正确认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没收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对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以及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外贸政策等。

（四）新时代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是“发展起来以后”新发展方位的关键命题。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我国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准确把握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抓住了我国作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国实现共享发展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署中，突出强调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任务和总体思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主要路径，成为补齐农业农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短板，实现城乡共享发展的战略重点。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统筹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城乡分割严重，导致城乡产业结构差别很大，无法形成合作与互补;二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较大，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是农民;三是城乡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差距大，城乡公民权益不平等。因此，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最终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缩小差距，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总之，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变化的世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紧跟时代发展变化，善于抓工作重心、善于抓主要矛盾，具体措施、稳中求进，不断突破时代难题，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3]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钟莉敏：女，汉族，江西赣州人，1995年生。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研究生，专业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