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体制改革研究

陈珑升

[摘 要]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体制，社区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需要正视的问题。然而，现处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节点，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使很多传统农村地区处于农村与城市两者间的过渡阶段，过渡型社区已形成一种社区治理发展的趋势。文章针对过渡型社区治理过程的诸多问题，在体制改革方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考和建议，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和指导过渡型社区体制改革。

[关键词]社区治理;体制改革;过渡型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农村受到周边城市高速发展的冲击，它们在外在景观、产业结构、人员构成、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产生变化，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特殊型社区。原有针对农村或者城市社区治理单一理论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是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1 “过渡型社区”含义及类别

过渡型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传统农村村落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变的过渡阶段。从主体上，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但缺乏市民思想意识，仍带有传统小农意识和固有的农村生活方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从客体上，过渡型社区并不是成熟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独特存在，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又具有村民自治特征，由此，“非城非乡，亦城亦乡”是过渡型社区最确切、最鲜明的特征。

目前，国内关于过渡型社区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何华玲等认为过渡型社区是在共同的地域上由当地和外来的人口、统一安置的农民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然而，周晨虹认为过渡型社区类似“后城中村”社区，因其属于城乡连续体的中间地带，既保留着乡村社区的传统精华，又不断增加城市的现代性，这是过渡型社区存在并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依据。在文章中，笔者认为过渡型社区是向城市社区转变的必经阶段，其表现形式不是单一景象，是集城乡结合部、政府拆迁安置和后城中村等多种面貌于一体的。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不同，可将过渡型社区归为以下三类。

（1）“拆迁安置”社区。此社区是集中了大量失地农民的拆迁小区，由政府统一规划纳入管理。因其居住地远离老村落，但日常管理仍归原行政村，在社区涉及管理事项时常常会产生属人属地的问题，带来诸多不便。

（2）“村改居”社区。主要按照政府行政规划裁撤原先村委会，改建居委会，其管理在社区的居委会，并设立了党员民情工作站，以此来倾听社情民意。在很多方面的管理方式基本与城市社区趋同。

（3）“城中村”社区。村落周围被城市建设占用，村内以出租经济为主，依靠吸纳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形成的新社区，主要收入依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定期股份分红，经济收入稳定可观。由于村内绝大部分土地出租，大量年轻剩余劳动力出去务工，老人和妇女儿童留在村中，村里形成“空心化”。

2 关于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体制改革的思考

过渡型社区治理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个主体互动形成的过程。过渡型社区是半城镇化的产物，在通向城镇化道路的关键节点上，仅依靠政府担任全能管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探索体制突破，去除治理的过度行政化，激发社区治理的活力，鼓励更多的治理主体参与进来。

2.1 重构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和整合社会作用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党国同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还是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施行都留有党的影子，其作用与影响也伴随着社会发展越发明显。在新时期社区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必须是强势“参与”和科学指导，通过再社会化来主导社会建设，应对社会群众的多样化诉求，实现从政权到治权的华丽转型。探索和重构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构建区域化的党建平台，充分利用好党的政治组织优势，有机地联合辖区内其他行业、学校和社区的党组织，统筹规划区域内可用的人力与资源，以便提供精准的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切实需求。将重点放在社区治理的引领和导向，允许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试错，反复从失败中提炼经验，适时调整社区治理的治理策略，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治理模式。

2.2 居委会“去行政化”，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居委会要合理界定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分工，把不该居委会管理的行政事务分离，进一步理顺上级政府、管辖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关系，整合社区的公共资源，合理明确职责内的分工;另一方面，居委会要主动担当社区治理的组织者、协调者和管理者，及时动员和整合社区内的各项资源，化解社区内部的纠纷矛盾，收集和吸纳居民反映的意见要求。另外，居委会应完善社区治理队伍建设，积极鼓励大学生优秀党员、退伍士兵、退休干部等优秀人才参与社区工作，优化过渡型社区治理队伍结构。

2.3 重塑居民社区参与信任感，激发居民主人翁精神

信任感缺失和低自我认同感是居民很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原因。首先，重构基层自治实体，将分散独立的居民纳入新的社区管理体制。通过“村社分离”或“居社分离”，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让居民在自治合作中消除隔阂，提高居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其次，培育公民意识与社区公共文化，过渡型社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不能完全割裂原有村庄“共同体关联”，而是利用村社共同体的认同感，将村民管理服务关系转入新社区治理文化之中，以此加強社区居民内部的社会联结，增加参与管理社区积极性。最后，通过党建引领进一步拓宽社区认同的文化基础，使社区开展的志愿类活动更加贴近生活实际，让居民能够在实际的社区治理活动中培育互助合作、主动参与的公共精神。

2.4 健全多元参与社会治理体制，优化社会组织服务配给

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既不能完全适应社区治理，也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介入，恰恰能够弥补政府角色职能上的缺位，在提供公共物品效率和质量上具有独特优势。为此，要增强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参与度，改变“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格局，支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健全法规政策来约束和管理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多元性和自治性;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保证两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政府也应在政策税收和资金方面给予足够支持，保证社会组织能够在过渡型社区治理中扎根;多渠道吸纳高素质综合型人才，通过线下招聘会、网络竞聘、社区民主选举、社会招聘方式为社会组织引入新鲜血液，定期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最新的管理理论，提高社区治理的工作水平。

3 结语

过渡型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社会、市场三个主体间的互动配合。党和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引导者和资源整合者，加强社区硬件建设，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搭建平台;居委会加强自治能力，在合作治理中倾听民意，增强社会共识，同时扶持社会组织的力量来提升居民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自我归属感。因此，探索和突破适合过渡型社区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是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何华玲，巢飞.当代外来“新移民”的社区融合：困境与消解——基于苏州S区若干过渡型社区的调查[J].中国名城，2018（4）.

[2]周晨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龚维斌，龚春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