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悦小蕾

摘 要：本文以公共性概念切入，追溯了公共性概念于西方的起源与发展，梳理了西方传媒公共性的研究概况，最后结合我国现今对传媒公共性的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要结合现实条件的实践，才能丰富我国传媒公共性及公共领域的研究。

一、传媒公共性理论研究概况

（一）概述

公共性一词由来已久，它是西方哲学界和政治思想界中的一个内涵复杂多样的概念。人们最早用publicity—词来描述公共性。公共性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的有关论述，后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经过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不同领域学者们的深入研究，逐渐发展为成熟的形态，并且在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时代背景下，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转型。

（二）传媒公共性理论研究现状

根据在CNKI文献上的主题检索可知，关于“公共性”理论研究的论文高达40000多篇，其中多为社会性公共问题的研究，而进一步缩小范围可见，关于“传媒公共性”的主题论文有575篇，精确搜索后的关键词论文有66篇。传媒公共性的研究自进入二十世纪末以来，引起国内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传媒公共性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扩展开来。

二、传媒公共性理论的起源与发展综述

（一）公共性理论的萌芽

公共性虽然是一种现代话语，但其源头却在古希腊。古希腊城邦特有的地域人文产生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从公共空间上来看，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同“家庭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城邦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古希腊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它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从话语表达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种城邦中，法律规定所谓平等，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两者处于同样的地位，谁也不做对方的主宰。”[9]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实现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是同义语，公共领域是政治领域的同义语，公民从事公共活动就是指他从事政治活动。古希腊城邦特有的公共空间表达，孕育了公共性理论的萌芽。

（二）西方传媒公共性理论的发展

西方公共性理论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着不同的内涵。一般认为，对传媒公共性问题的真正关注，起源于汉娜·阿伦特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以及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实践中发现了人们通过语言及行动而形成的公共领域，成熟于哈贝马斯对新闻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转变过程，以及其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的相关论述，后在汤普森等学者努力下，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他们彼此之间理论视角度有别，建树各有千秋，但都给后面的研究者带来较好的启示。

1.阿伦特——开启公共领域研究的序幕

汉娜·阿伦特通常被视为公共领域思想的开创者，她于1958年发表的《人的条件》一书中首次阐述了公共领域理论，在以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中，她又继续研究论述了这个理论。阿伦特将公共领域阐释为一个“公开的共同世界”。她借助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率先对公域与私域进行区分，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劳动、工作、行动，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然而，她所谓的公共领域更多局限于空间上的区隔，因而带有一定的形而上学色彩。但是阿伦特明确了在不同的領域适用不同的规则，这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哈贝马斯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2.哈贝马斯——最早系统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学者

哈贝马斯深受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在继承了阿伦特对古希腊公私领域区分的研究，以及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视域，从内涵、要素等方面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公共领域的形态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当代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试图为重建批判性的公共领域提供思路。哈贝马斯利用历史研究的方式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系统建构起一个规范性的理论，正是由于哈贝马斯的努力，公共领域才作为一种成熟理论得以确立。但他寄予肯定和期待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大众传媒，对20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则持明显的悲观态度。

3.汤普森——对传媒公共性的再发展

汤普森看到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的局限性，他批评哈贝马斯忽视平民公共领域以及对大众文化看法过于消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公共性”理论。“新公共性”是指“以传媒为中介的公共性”，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定义的主要区别点在于“去空间化”和“非对话性”，公共性已经与技术媒介创造的新的可见性媒介类型相关。汤普森也把这种公共性称之为“可见的公共性”，以区别于哈贝马斯的“对话的公共性”。他认为 ，现代传媒不是摧毁而是重构了公共领域，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了新的，传统模式不能容纳的公共性。

西方研究公共性及公共领域的学者，其学科背景多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他们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的市民社会及民主化的传媒实践为基石，并站在政治哲学高度分析传媒公共性与公共领域问题，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批判。但他们都是建立在对“公共性”概念的传统理解之上，而未能认识到“公共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僵化、不能发展的概念。与其说公共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走向衰落，不如说它在各种大众传媒上获得了新的存在形态，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了自己独特的内涵。

（三）中国传媒公共性理论的发展

随着西方公共领域概念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社会资本等问题研究的深入，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问题，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中国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学者运用公共领域概念解释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时面临和西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一批学者或者对外国的研究成果加以译介，或著书立说，对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展开了探讨。

三、我国传媒公共性的相关研究

传媒公共性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在中国因具体国情和传媒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内涵的转变，对于我国传媒公共性的相关研究分析整理后，得出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媒公共性概念的阐释和其表现方式的归纳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潘忠党、汪晖和夏铸九的观点。潘忠党把传媒定义为服务于公共利益形成与表达的社会公器;汪辉看到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外部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于媒介的公共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台湾学者夏铸九则提出了公共空间的观点，他提出了公和私的两分法，并以此来界定国家、社会和公众个人生活。

（二）对西方公共性的基本理论的梳理和研究

根据前文的梳理与介绍，公共性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理论，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的表述，后经曹卫东等学者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成中文传入中国后，逐渐引起中国新闻传播界学者注意，随后，国内出现两本系统阐释西方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理论的著作。其一为汪晖和陈燕谷合编的《文化与公共性》，该书分章节论述了西方不同学者对于文化与公共领域的认识，其二是邓正来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该书收录了不同的研究论文，分三部分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加以思考和讨论。这三本著作可以被看作我国学者在介绍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最重要成果，公共性、公共领域及市民社会开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新媒体背景下，传媒公共性在我国媒体件中的表达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构建网络公共领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固然起到了扩大公众参与和公共表达的效果，在形式上达到了理想的公共性条件。但是，网络在使得一部分议题得到关注的同时，也孤立了更多议题，新闻传媒公共性在某些程度和事件上的缺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媒体同样难以摆脱资本、权力和技术的控制，甚至在网络空间之下，技术控制更加直接、明显而有效。

许鑫、张荣等学者对于互联网背景下传媒的公共性持悲观态度，认为网络给传媒公共性带来了更大困境。但是另一类学者则对此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由新闻网站建构的网络公共空间在很多方面都能达到理想公共空间的要求。网络媒体具有扩阔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潜力，但尚需很多条件配合，比如，信息的量变不一定能引发市民参与的质变，他们可能应付不了太多的信息而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逃避态度。

（四）如何建构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

这部分学者主要就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传媒公共性理论、如何构建真正的公共媒体、以及传媒制度改革等问题展开争论。张金海和李小曼认为新闻传媒公共性的缺失是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要实现公共传媒的理想状态只能是公众、政府和新闻传媒之间的博弈均衡的结果。潘忠党认为不论是自由主义新闻观所推崇的“自由竞争”，还是左派学者主张的“国家干预”都不是保证新闻传媒公共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公共性只能是体制规训下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3]。申金霞则指出，公民新聞成为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实现路径。

这些观点多肯定西方新闻自由观、公共领域理论对我国新闻实践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各执一词，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我国传媒环境下传媒公共性缺失的现状，他们在理论上机械地照搬哈贝马斯有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忽视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国情与新闻传媒实践的关联意义，带有浓厚的主观意愿和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闻传媒领域的公共性问题有着较多的探讨。但是对新闻领域公共性问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西方公共话语体系，热衷于制度设计以及简单的媒介中心论，还没有进入到成熟阶段。研究成果多是围绕传媒公共性的理论研究方面所作的抽象讨论，理论创见较有启发性，但缺少结合现实条件的深入研究，也没有结合我国传媒公共性实践的种种现象所开展的实证研究。不过，无论是关于传媒公共性的理论建构，还是结合现实条件的实践分析，国内的相关研究都无法突破当下中国缺乏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及协商民主机制这两个基本制约条件，所以在传媒公共性及公共领域问题的论述上都略显底气不足。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5.

[3] 潘忠党.《导言：媒介化时代的公共传播和传播的公共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0）.

[4]李良荣.张华.参与社会治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逻辑[J].现代传播，2014（4）.

[5]许鑫.传媒公共性：概念的解析与应用[J].国际新闻界，2011（5）.

[6]黄月琴.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12）.

[7]申金霞.公民新闻：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实现路径[J].现代传播，2016（6）.

[8]李忠昌.传媒公共性的嬗变及其现实困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8）.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89-19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