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缘和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
——一项基于上海高校的混合研究

吴 菡，朱佳妮，周默涵

（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100084；2.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上海200240）

一、引言

高校海归教师在国外接受了规范的学术训练，研究视野宽广，国际学术网络丰富，其在提升我国高校学术起点、推进学科建设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而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在于拥有一批高层次的海归科技人才，还在于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师资结构由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学缘结构等多项内容组成，其中学缘结构作为衡量高校师资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被纳入了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学缘”的内涵较为丰富，学术界尚未对其概念形成统一的界定。相关文献主要使用“学缘”术语来描述两类现象：一是教师任职院校与毕业高校之间的关系；二是由于师徒和同门之间“学术基因”相承而建立起来的学术源流关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形式。[2-3]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将前者称为“校缘”，后者称为“人缘”。

在“校缘”上，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存在大量聘用本校毕业生的现象。[4]学界称之为学术“近亲繁殖”（academic inbreeding）①，并聚焦其对教师学术产出和职业发展的影响。[5]前期研究倾向于“近亲繁殖”对教师发展存在消极影响的结论。[6-7]如有研究认为，拥有本校校缘的教师容易沉浸于某种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中，缺乏开阔的学术视野。[8]“近亲繁殖”者在导师绝对权威下难以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科学研究，且他们在晋升中易受到歧视和偏见。[9-10]对整个学术界而言，“近亲繁殖”容易导致学术霸权，影响学科发展和制度革新。[11]随着学缘研究的增多，近年来相关研究结果更加多元。如有研究指出，“近亲繁殖”的教师没有发生学术流动，节省了组织交易成本。[12]他们与同事开展科研合作的可能性更高，也更易获得导师的“荫庇”，这对于处在学术职业发展初期的教师而言至关重要。[9，13-14]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学缘对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存在混合影响[15-16]或者不存在影响[17]。与一般学术“近亲繁殖”略有不同，经历了跨国学术流动，尤其是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回归母校的海归教师多为“衣锦还乡者”（silver-corded），[18]跨国学术资本和本土学术关系网络同时对海归个体的职业发展产生作用，[19]且学术流动所积累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可能中和“近亲繁殖”的负面效应。[20]但目前基本没有研究关注学术“近亲繁殖”对经历了跨国学术流动个体的影响情况和作用机制。[19]

在“人缘”方面，有研究者提出学缘性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学缘具有社会资本的特点，学缘所承载的信任、义务和信息资源等对教师职位获得及职称晋升有重要影响。[2，21]在职位获得上，高校是理性官僚制和社会关系并行的机构，当权者创建的非正式的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了当权者和有志以学术为职业者的社交“游戏”。如在意大利，海归人员返回学术界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个体学术关系网络。[22]而我国高校具有强熟人社会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师门文化更使得导师和同门通过传递职位信息和动用社会关系帮助海归教师返回国内学术界。[23-24]从职业发展上说，“人缘”是一种学术资源共享关系，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也能够获得导师学术资源的共享权。[25]有研究指出，学者促进职业发展的策略之一即为保持与导师的良好关系，[26]尤其在职业发展早期。[27]海归教师拥有海外和国内二元学缘关系网络。[28]其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学术联系可以迁移到国内，为海归教师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资源和非冗余信息。[19，29]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其与海外学缘关系网络成员互动的成本上升。[28]与此同时，国内学术关系网络对职业发展同样重要，海归教师与国内导师和同门的关系能够促进学术晋升。[15，30]海归教师本土的关系网络可能被削弱，部分海归教师甚至因“脚踏两条船”而受到以封闭关系网络为主导的国内学术圈的排斥。[31]但有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关系也能在需要时重新激活，再次对绩效产生影响。[32]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海归教师面临维持开放的国际关系网络和恢复国内封闭学缘网络的双重选择。因此，以学缘为切口，探究本土和海外关系网络对海归教师归国后的学术职业发展分别有什么影响成为一个重要课题。[23]

综上，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以上海高校海归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学缘对海归教师职位获得以及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学术“近亲繁殖”对海归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2）学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位的获得有什么影响？（3）本土和海外学缘对海归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分别有什么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从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目的看，量化研究是为了证实普遍情况、寻求共识，质性研究是为了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真实描述和解释性理解，寻求复杂性，而混合研究可以同时结合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优势。[33]考虑到本研究重点关注学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其作用机制有内在逻辑，仅通过量化或质性研究不足以很好地回答研究问题，故本研究采用顺序解说型（Explanatory Sequential Design）的混合研究方法，[33]以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

（二）研究样本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量化部分的数据来源于“高校海归教师的归国再适应研究”课题组2017-2018 年对全国部分高校海归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研究者选择以上海31所高校所有海归教师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截至2017 年11 月30 日，课题组共检索到21 所高校拥有海归教师，其中提供有效Email信息的2443名海归教师成为问卷发放对象。经过3 轮问卷发放，共回收问卷494 份，回收率为20.2%。在对数据进行清洗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359 个，研究者使用SPSS 21.0 对数据进行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在编制调查问卷时，根据已有文献和预访谈结果，研究者将高校海归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划分为五个维度，分别为课题申报、学术成果发表、科研合作与交流、拓展原有研究领域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海归教师根据对学术职业的认知，对自身五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评价从“非常不满意（1）”过渡到“非常满意（5）”。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研究者对这五个维度进行因子分析，将变量合成一个因子②，命名为“学术职业发展”，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之一。

质性研究以量化研究结果为基础，采用目的性抽样，遵循最大差异抽样原则和信息饱和度原则，最终确定来自6 所高校的10 名海归教师为访谈对象，其中3 名教师与曾经或目前任职高校存在“校缘”关系。研究者对受访者开展一对一半结构访谈，每个访谈持续50-120 分钟。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本研究对访谈进行录音并将录音转录为文字，随后邀请受访者对转录后的文本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研究者借助MAXQDA 2018软件，使用三级编码的方式对质性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补充解释量化结果。访谈对象的具体信息见表1。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对访谈对象进行匿名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和学缘现状

1.海归教师对自身学术职业发展的总体评价不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海归教师对课题申请、学术成果发表、科研合作与交流、拓展原有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这五个维度的评价均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即海归教师对自身的学术职业发展情况并不十分满意。访谈结果与问卷调查结果一致，如E3 和SS2老师都表示在科研上进度缓慢，达不到自身的期望。进一步探析海归教师对学术职业各维度发展的满意情况可以发现，课题申请的满意度均值最低，其次是学术成果发表，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维度得分最高。此处以课题申请和学术成果发表为例做进一步阐述。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超半数的海归教师对课题申请的表现不满意或满意度一般，54.9%的海归教师表示在课题申请上遇到困难。根据访谈资料，对中文学术语言的掌握相对生疏是造成海归教师课题申请困难的重要原因。SS4老师坦言：“我（的）学术中文不太好，所以写基金（申请书）总觉得是翻译过来的，写得不大通顺。”同时，长期脱离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使部分海归教师不了解中国话语体系。SS3 老师直言：“难以把握科研上所谓的‘政治正确’和‘政治话语’，因此较难申请到国家课题。”在成果发表上，海归教师对其评价的均值仅为3.54分，居于次低位置。究其原因，国内外学术论文在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上存在差异，部分海归教师未能较好地掌握中文期刊写作和发表规则，如SS4 老师表示自己“对中文期刊和中文论文的格式都不太熟悉，（对）中文（期刊）发文的‘套路’一时半会还没有掌握”；而海归教师虽然在国际期刊论文发表上具有比较优势，[34]但国际期刊审稿周期长、发表难度大，对此部分海归教师表示仍有较大的挑战性。

2.海归教师的学术“近亲繁殖”率较低，而与海外导师的联系频率相对较高

在本研究中，21.2%的海归教师与目前任职高校存在不同程度的“校缘”，这一比例远低于我国部分研究型高校海归教师的“近亲繁殖”率，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高校总体“近亲繁殖”程度相比也较低。[10，35]而本文中海归教师的本校就读经历主要集中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博士学位在任职高校获得的情况相对较少，即大部分有本校校缘的海归教师都属于非“纯粹的近亲繁殖”。t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类型高校海归教师的“近亲繁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学校层次越高，“近亲繁殖”率越高，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36]而在“人缘”方面，海归教师与国内外导师和同门的联系频率均处于“偶尔”和“经常”之间。t检验发现，海归教师与导师的联系频率显著高于与同门的联系频率，其中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最高，与国内导师联系的频率次之。此外，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土同侪，海归教师国内“人缘”关系网络的强度和广度都较弱。受访者E2 老师指出：“如果你硕博都在国外读的话，那你在国内就没有‘圈子’，没有同门，甚至连‘老板’都没有。”

（二）学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

1.学缘影响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入场券”的获得

在本文中，16.7%的海归教师因曾经的导师和/或同门师兄弟姐妹在该校工作而来到目前就职的学校；聚焦到与目前任职高校存在“校缘”的海归教师群体，64.5%的海归教师表示选择回到母校的原因在于曾经在该校学习过。由此可以推测，“校缘”和“人缘”都可能影响海归教师学术职位的获得，访谈资料也佐证了研究者的推测。

学缘对海归教师职业获得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二。其一，通过与社会关系网络中处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进行日常交流获得学术职业信息，此时学缘具有“信息桥”功能。[37-38]如E1 老师表示：“院长是我师兄，我在国外的时候他就联系我，让我申请人才计划，申请上我就直接回来了。”其二，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人们的行为方式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延伸而来，学术市场的逐步完善并未真正动摇“关系”的根基。在此背景下，“人缘”能够以“人情网”的方式影响海归教师以低于学术标准的水平获得学术职业入场券。如掌握较多学术资源的S1老师已将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秩序”沉潜为个体的生存心态（habitus），[39]他认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的工作和成长都是老师分内的事”，并直言：“我们系里面不让‘近亲繁殖’，所以我就把他们安排到附近的学校，也能在一起合作”。E3 老师也坦言，她能够顺利获得教职完全是受到导师“庇佑”：“以我的水平进都进不来。学院想把导师引进来作为专家，才‘打包’聘用了我。”该研究结果回应了林南和边燕杰等人的社会网络理论，即学缘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动用社会关系两种方式影响海归教师学术职位获得。

2.“校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不同阶段和不同丰富度的本校校缘对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不同，[14]本研究将海归教师在任职高校的学习经历分为“无”“1 段”“2段”“3 段”四种类型进行讨论。从回归结果看，海归教师与目前就职高校是否存在学缘关系，以及“校缘”的亲疏程度，对海归教师各个维度以及整体的学术职业发展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见表2）。但访谈发现，拥有本校校缘的海归教师认为“近亲繁殖”对学术职业发展兼具积极和消极作用。量化和质性研究结果的不完全一致反映了研究问题的复杂性。[40]

表2 学术“近亲繁殖”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访谈结果显示，首先，拥有本校校缘的海归教师更熟悉任职高校的制度、学术和人际环境，这使其能够较好地度过反向文化再适应阶段。如进入陌生学术场域的E3老师提到，“因为刚回来，首先还得适应环境各方面”；而回到母校的S2 老师则表示，“我不存在需要适应的情况，学院管理上的风格我都知道”。其次，“近亲繁殖”的海归教师更易产生组织承诺，而学院对海归教师本人也知根知底。基于信任的双向选择，往往能够为海归教师提供更多学术资源。E1老师提到：“领导想到什么事情要做，他比较了解你，就会让你去做，这样你的参与度会大一点。”最后，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Trowler）基于学科文化视角，指出理工科多为都市型研究模式，[41]熟悉的实验室和团队成员对开展科研工作至关重要，而回到母校往往意味着回归熟悉的平台和团队。如S2 老师表示：“我与‘老板’很熟，知道他的脾气，也知道怎么工作会比较舒服……如果去了别的地方，可能要全部从头开始，（研究）需要的各种东西都要重新搭，会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空白。”

但不可忽视的是，“近亲繁殖”对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也存在消极影响。拥有本校校缘的教师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人情义务和“关系”社会的维持责任，具体表现为承担较多的教学和其他非学术事务，这将直接影响教师从事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此外，正如E4老师在谈及没有选择回到母校的初衷时表示：“我刚来的时候（对新环境）可能比较陌生，但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扩展一个‘圈子’。我对母校比较熟，对这边也比较熟，这样我可以起一个纽带的作用，两边的老师通过我可以相互认识。”学术流动有助于个体占据结构洞节点的位置，从反面反映学术“近亲繁殖”不利于个体拓展学术关系网络，影响多样性学术资源和机会的获取。

3.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有研究指出，学缘关系归根到底是人的关系，导师是学缘关系的核心，[42]而授业于同一导师的同源后辈的学术谱系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围绕导师共同构成一个学术关系网络，故本研究认为“人缘”主要包括导师和同门两个群体。又由于海归教师同时拥有国内和海外两类“人缘”，因此本文将“人缘”划分为4 种类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度和互惠性服务内容四个因素可以测量关系强度，[43]本文据此选择用海归教师与导师和同门联系（包括正式的科研合作以及非正式的学术信息交流）的频率表示“人缘”关系的亲疏。回归结果发现，海归教师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对其学术职业发展影响显著；具体到学术职业发展的各个维度，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对海归教师的科研合作、拓展原有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有显著正向影响（见表3）。

究其原因，其一，目前博士生培养大多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对博士的培养和指导贯穿整个博士学习及学术职业发展阶段。本研究中绝大多数海归教师的博士学位由海外高校授予，因此海归教师在与海外导师保持密切联系的过程中，能够寻求与导师合作的机会，并获得促进职业发展的建议。其二，结构洞理论认为，处在结构洞节点上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多信息、机会和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的流动具有更大程度的控制性。[44]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还不太高的背景下，拥有国内和海外二元学术关系网络的海归教师占据了结构洞的有利位置。他们通过与海外导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获取更多促进学术职业发展的机会和资源。[45]其三，学缘可以看作是在特定的工作关系和群体关系中存在的“体制化的关系网络”，与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拥有会员身份才有权利调动网络中的资源。[46]对海归教师而言，与导师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实际上是强化个体在以导师为核心组建的学术关系网络中的合法位置，从而获得使用稀缺学术资源的权利。如S2 老师提到：“‘老板’一直在做免疫领域，就有一些特定的方法可以做出比较好的动物模型，除了师门的成员，其他人是拿不到（的）。”此外，一个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容量，取决于他实际上能动员的关系网络幅度，也取决于他所联系的这个关系网络中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的总容量。[22]而学术人脉资源沿着学缘关系进行代际传递的功能使海归教师可以以导师为中心发展出更广的学术网络，提升自身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如S1老师表示：“有名的学者其交际很广，将来你就能够继承他的资源。比如我导师认识的朋友，在导师退休后，就成为我的学术圈了。”

表3 “人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四、研究启示

本研究采用顺序解说型的混合研究方法，在定量部分以上海21 所高校359 名海归教师为研究对象，在质性部分对10名海归教师展开一对一半结构访谈，共同回答高校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学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问题。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从高校和海归教师个体层面提出研究建议。

其一，高校应做好海归教师“传帮带”工作，帮助海归教师尽快适应国内学术环境。本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归教师在学术职业发展中遇到一定的困难，尤其体现在课题申请和成果发表上，同时他们也期待从高校/学院层面获得针对性的帮助，如访谈对象提到希望高校/学院加强科研服务平台建设，部分文科教师特别提及需要“学术引路人”，期望得到来自了解本国情况的资深研究人员的指导。基于此，高校/学院层面应尽快完善高校教师学术支持体系，为新入职的海归教师提供资深教师“传帮带”或者发展导师结对制度，帮助海归教师尽快熟悉国内的学术文化环境和专业领域的话语体系；同时，高校和院系也应该致力于搭建学科内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工作坊、午餐会或者讲座等形式，为海归教师能尽快融入所在高校的学术共同体、加强与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创造契机。

其二，高校应建立竞争性人才选拔机制，“不拘一格选人才”。教育部在《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的通知中指出，要“大力改善高校教师学缘结构，逐步减少和消除学术‘近亲繁殖’现象，鼓励高校大幅减少或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并逐步形成规范”。但本研究发现，海归教师是否任教于毕业高校对其学术职业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目前我国高校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实施，正是需要高层次科技人才之际，而我国高端人才市场尚未饱和。因此，本研究认为我国高校应以科研能力作为选拔和聘用科研人才的核心标准，建立开放透明的竞争性人才选拔机制，树立“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理念，尽量避免因设置不必要的门槛而将有本校校缘的优秀科研人才拒之门外。除此之外，为规避聘用本校毕业生可能影响学术创新以及促成学术权力寻租行为的风险，高校可推动教师访学交流机制常态化，并同时建立长效考核和监督机制。

其三，海归教师应继续与海外导师保持沟通，维持并拓展国际学术关系网络。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学术市场，都日益呈现出社会资本分割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趋势，社会资本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提供教育之外的附加价值。[37]而学缘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行动者只有始终保持在学术关系网络中的活跃度，才能获得分享稀缺学术资源的机会。因此，海归教师应发挥海外学缘在信息获取和资源控制上的优势，主动与海外导师开展学术交流，在持续扩大学术视野、将国际学术前沿知识与研究方向相结合的同时，积极寻找与导师及其他国际学者进行科研合作的机会。此外，与本土同侪相比，大部分海归教师国内学缘较弱，故海归教师还应将目光放到国内学术界，积极参加国内本学科领域的学术会议、工作坊，并积极承担期刊审稿等学术兼职，尽快融入国内学术圈，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与导师和同门的联系和合作只是促进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海归教师的首要角色是承担科研工作的独立学者，他们更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外语能力、研究方法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的优势，开展科学研究。

注释

①如果高校教师的就职院校为曾经的毕业高校，则认为该教师为学术“近亲繁殖”。但学界对毕业高校阶段的认定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者认为，就职于任意一级学位授予高校，即可认为该教师为“近亲繁殖”；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就职于最高学位（一般为博士学位）授予高校的教师与就职高校存在“近亲繁殖”。本文倾向于认同前一种观点。

②因子分析KMO 值为0.849，Bartlett 球形检验的X2值为909.35 并达到显著水平，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研究者将变量合成一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6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