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老生》

摘要：《老生》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权力的质疑，本文在此基础上首先分析当代文学史中权力表现的渊源，进一步结合作者贾平凹以往作品对权力取得时的入世心态进行分析，再分析权力对普通个人和群体进行倾轧以及最终权力的边界应当以怎样的理念进行行使。

关键词：权力;入世;天人合一

在民间历史书写的角度上，往往离不开权力的建构和建构过程中对底层人士或主动或被动的书写过程。

权力的描述在小说家笔下的故事并不罕见，从宋元到明清的传统可加以比较的例子如：从《三国志》到《三国志平话》在到后来的《三国演义》;以及从《宣和遗事》到发展为《水浒传》的故事，无不是先在史传当中找到素材之后再在此基础之上改良成了故事，但这个改良出来的故事，年代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代表作者心态即其试图言志或载道的“太史公曰”便相异。但这两种类型的小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从权力建立和取得的角度讲述了作者在开宗明义当中所表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政权取得和建立的过程;而另一个则是从底层阶级描写了，官逼民反而后犯上作乱之后又被招安策反的一种生态。

与前者的写作方式和构思角度相同的是，在1949-1979年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被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小说，往往是代表着权力的实现者重构权力实现过程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写作，在权力的划分和归属上没有歧义，人物形象典型，在结构和主题上旨在论证权力实现的必然性和对立势力失败的必然性。其中夹杂的时代意识如阶级观念以及文艺理论作为写作衡量标准。这一时期是采用正史为创作方向，为革命的胜利寻找更多的基础性依据。

而后者则从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段描写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热潮，起始于莫言著名的《红高粱》直至90年代的《白鹿原》等，众评论家以一种“土匪系列”小说的形态，为民间英雄在当代的文学史上重新占领了一席之地。

在对这些小说进行评价时，曹文轩以为《红旗谱》等书写了也就是政权的建立的形象化的过程，许子东以为《白鹿原》等类正史小说是对之前革命历史小说的一种反转。而莫言的《红高粱》则从土匪的角度出发，将民间的爱恨情仇欲淋漓尽致的表现之后，书写了一道民间历史的过程。

《红高粱》和《白鹿原》都在权力的取得与人性的建构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无论是余占鳌还是黑娃，土匪成了一种民间入世的标榜，这是在经历文革压抑之后重新赢得话语权的作家们终于可以将自己建功立业的心态进行表达，并在社会的底层人物当中纷纷寻找其作为自身映射的代言人。

作者贾平凹在其作品当中对权力的态度从《浮躁》当中的积极争取，到了《废都》时期的冷嘲热讽，再到《秦腔》时期的充满质疑，在《老生》的前两章节当中，权力在作者的眼中已经是淡然处之，可以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已经不再认为治暴则需要與其斗智斗勇，已经开始察觉“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累，花开花也疼，我们既然是这些年代的人，我们也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说那些岁月是如何的风风雨雨，道路泥泞，更说的是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人是走着，走过来了（《老生》后记）”。人生的道路只是那么走着，风雨和道路泥泞已经不可避免，这种顺应天命的态度是其之前的作品未曾有过的。

一、权力的产生——积极的入世理念

作者对作品中主人公的权力取得之前的心理及伦理建构态度常常是与欲望相结合的。具体来说，可以用分别用儒家的“克己复礼为仁”和宋明理学当中的“存天理，灭人欲”来表述在不同阶段对权力的态度。早期的作品当中，作者的作品当中充满着儒家的入世情结，入世过程的心理确立，牢牢遵循着《礼记·大学》当中从诚意正心的个人修为开始，只有诚意正心，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治国平天下。

“克己复礼是为仁”则是对这段时期主人公精神最好的阐述，无论是《晚雨》、《五魁》、《白朗》、《浮躁》欲望的克制和最后要达到入世的目的之间总有着特定的联系。

在都是上苍造人时所戏弄人的诡计，就是那个欲了。性欲不也是这样吗，不说繁殖的工作如何繁重，单让你干男女交合之事，那是多么痛苦的单调的事啊，偏偏上苍一个诡计，人就在暂短的欢悦中去出那一份苦力了。（《晚雨》《贾平凹文集》P450）。

在《晚雨》当中，天鉴本是土匪，而后为官，勤恳为民的同时，却恋上了王娘。在压抑和放纵之后，为了斩却对王娘的思念，尘根被天鉴自己割下。但作者在其后表达割掉了尘根就等于割掉了欲望，割掉了最根本的人性，割掉了最初造人时期造化赋予人类的种种应当属于人的善于恶的分辨，好与坏的差别，人开始变的混沌，有着象征色彩的白色的狼也不再出现，天鉴终于从一个克己复礼到欲望鄙陋到归于泯泯众生的一个普通人。在这里，欲望和性依旧被赋予灵性并给以道德上的庇护。尘根与欲望与人性在某种程度上相统一。而入世之后的灭人欲似乎是仕途通达的不二法门。

《五魁》当中的五魁与他救出的女人之间，有着性的压抑，而五魁的压抑反而变成女人与兽交合的原委。而最后的女人与兽的死以及五魁上山为匪，又一次证明了欲望的压制与人性压制之间的关联。

在早期的作品当中，落草对贾平凹来说是一种入世的表现形式，《白朗》当中作为和尚的白朗最后落草为匪，《晚雨》中的天鉴落草之后又出任了地方官员，《五魁》同样作者给了他落草的结局，落草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反而变成了下层人物想要取得功名利禄的必经之路。

但《老生》的作者对他曾经歌颂过的草根平民英雄不再歌颂，对于入世这一方式他似乎也已经厌倦，于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当中，作者给参加游击队的老黑，李德胜和雷布以及三海等不得好死的结局。而给了出世的白土得享天年的结局。白土和玉镯出走之地在首阳山，这里又暗含着“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典故，任凭尘世当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人在首阳山的小天地中自给自足，逍遥自在。

《红高粱》中对性与欲的表达使得人欲被提高到值得扬颂的层面，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因为有着人欲的解放，有着人欲的支撑，那么我爷爷和我奶奶在宣泄了人欲之后，保家卫国的一系列过程就有了落脚点，同时也有了道德的支撑点，这种支撑点可以看做是文革时期对于人欲压制的一种反弹式的本能反应，也可以看做是宋明理学在统治百年之后在五四时期被推翻，在新时期的重新声张。但是在《老生》当中，这种性、欲以及道德庇护与灵性的等同统统被隔除。

《老生》当中，权力的取得的过程是伴随着权力的倾轧的过程。需要区别拥有权力后而进行泄欲行为以及拥有权力之前因为感情而克制情欲的状态;前者代表着权力的“恶”的一面，后者是和人性相衔接的，代表着性灵中“善”的一面。《老生》的故事中权力的生成和取得再也不伴随人性中唯“灵”的部分。情欲的克制和权力的取得之间之间的联系被剪断，老黑等人参加游击队并非是情欲被压抑之后的入世行为，马生和洪栓劳权力的取得也充满着随机性和不可捉摸，“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入世经典被否定掉了。

而入世之后“存天理，滅人欲”的状态就开始有所展示：

甚至在权力巩固的过程，“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开始被彰显，权力与性不能相融合。从第三个故事起，与权力相关联的老皮、老余，甚至冯蟹，刘学仁，闫立本，都与性和欲相隔离，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下一个阶层的张收成乱搞男女关系，戏生在守金矿的时候与妓女发生关系。而权力的巩固在保持着“天理”的基础之上，将人欲泯灭掉。

第三个故事当中冯蟹成了棋盘村的村长之后就有将自己的X毛割下，“全当把X杀了”。从此之后与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纠葛。在第四个故事当中的老余和荞荞之间或其他女人之间，文章当中并没有任何字面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和纠缠，究其原因老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有着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若干年规划。

在权力的巩固阶段，权力倾轧的对象再也不是弱势的女子，而是人欲，不仅仅是情欲，而是人的基本的特性个性以及尊严和权利。

书中从老皮在过风楼开始强调整风开始，墓生这个有着残缺形象的人开始每天插红旗的行动，这是非常具有象征色彩的行为，在红旗之下的各个村庄开始在一片祥和当中开始每日的生活。棋盘村的冯蟹在理发这种日常小事当中发现了统一性即一致性对权力建设的益处，从此时起，颇具寓言色彩的文字开始了，男人和女人同样的发型，在同一时间上工，唱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时间吃饭，穿同样的衣服，在整齐划一之后，已经没有了差异和个性的空间，一如《美丽新世界》当中没有给差异和个别留有空间，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没有给理想主义以外的现实留下空间。个性在这里没有被禁止，而是无处发生，又发生可能性的地方都交给了闫立本的砖厂，那是个文章中墓生害怕去的地方，在那里，刑罚在对应着个性和特殊，实施刑罚有正义的，如面对张收成，有邪恶的，如面对苗天义;而实施的目的是在保证权力的巩固以及实行时的一致性不被打破，刑罚的震慑的作用在发生，无论对棋盘村的人，还是墓生。但即使是看似正义的刑罚，其正义性又由谁来主持？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产生震慑和威慑力的措施，保证了权力实施的可能性，以及对权力进行了巩固。作者没有深入的探讨，却引人深思。

二、权力的质疑——个体与集体的表现差异

在《老生》当中，作者更加关注的已经不是为权力的取得的合法性唱颂歌，也并非为权力的反叛者重新正名，其所关注的是权力对权利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权力是否应当具有的边界。权力的取得以老黑与李德胜拉杆子开始，讲述游击队的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既不伟大也不光彩，两人杀采摘花椒叶老汉的情节和曹操陈宫杀吕伯奢的情节很相似。似乎意味着权力的取得往往伴随着无谓的杀戮和血腥的祭祀。而《老生》当中的三个女性的经历可以看做是作者面对权力时态度的彰显。

无论是第一个故事中的王世贞，第二个故事中的王财东和马生，还是第四个故事中的老余都是权力的象征，他们拥有权力，也就拥有了与故事中女性优先发生故事的可能性，王世贞强娶四凤、王财东娶玉镯、马生强迫玉镯;老余促成了戏生和荞荞的情感;而作为下个阶层的代表，在这三个故事当中也分别登场，老黑对四凤的感情和对王世贞的判别、白土对玉镯的守护以及最后一个故事当中戏生与荞荞的婚姻与终结。权力与欲望在这些故事当中总是排在感情与人性之前，成了人性发展的一种阻碍，权力与欲望成了捆绑在一起的强势枷锁，锁住了人性中的仁与善。

福柯在《权力的阐释》当中曾经谈到，他在研究癫疯和监狱的过程中，发现一切事物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在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权力被定义为一个遏制性的力量，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某人做某些事（《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P27）。

这种对权力的阐释在《老生》的前两个故事当中四凤和玉镯在面临上一个阶层的欺凌和侮辱时都有很明显的表现。在女性的角度可以比较的是《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也经历过不同阶层的男性，这些男性的阶层和地位在故事的进展当中也发生着转变。但不同于《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的是，田小娥所代表的女性不能够代表一个阶层，她的存在完全是作为一个女性而存在，她的对象性的人物无论是黑娃，鹿子霖还是白孝文，没有一种明显的阶层的对立性和对应性，即使阶层提升，权力对她的作用并不比男性这一性别的作用更为明显。

但《老生》当中这种对应性和对立性就明显了许多，四凤和玉镯在面临的男性的欺侮如果去掉阶层性是否会发生？如果老黑在没有拉杆子之前以及成为游击队员之后，面对四凤的态度并无太大变化，因其并未掌握权力，尚不能解释这一问题，那么马生在取得权力之后对玉镯的肆意凌辱，应该能充分的表明，在权力面前的人性和人伦在本文的作用。在上一个阶层拥有权力的情况之下，对下一个阶层本应有的权利能够造成怎样的影响。

前两个故事除了同一类型的女性之外，还描写了老黑和白土两个看似完全相反的男性角色，从姓名的截然对立开始，到性格的对立，到面对权力时态度的对立等;除了和女性产生了纠葛之外，两个男性还有一奇特的共性，无论老黑或者白土，都有阶层上升这样的一个现象，老黑积极主动通过拉杆子参加革命阶层有所上升，而白土则是通过土地改革这样一个大运动而被动的上升，但阶层的上升却仍未获取到掌握话语权的权力，这种实质性权力的缺失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权力仍旧千百倍的作用于其上：老黑被抓，四凤被强奸、发疯，惨死;白土的地被别人耕种并不归还，玉镯被凌辱，变傻，走失，等一系列的行为似乎都在讨论，阶层似乎并不重要，阶层背后的权力，似乎这才是主宰一切的东西。即使阶层提高，如果没有权力的庇佑，仍然难逃被权力倾轧的厄运。这种描述，无不体现作者对权力的质疑，和对底层人民的深刻同情。

在第四个故事当中，戏生和荞荞的相遇和结婚与前两个故事中的四凤、玉镯相比较而言无疑是一种反转，老余的权力阶层性在其出现之时被有意无意的低调化了，老余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镇政府的文书，且年龄并不大，对待唱师还颇为尊敬，但老余去戏生家使得戏生被村民羡慕的情节无疑加重了其权力的属性。

在之后老余与戏生的交往过程中，戏生给老余贡献出一根秦参，老余的权力之路开始有所变化，戏生也成了老余扶持的对象，戏生先被任命为村长，把当归村变成回龙湾镇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老余也变成了回龙湾镇的副镇长，但因戏生卖的农药化肥掺杂掺假而被撤掉了村长的职位，但老余因村中的效益而带来的政绩却并未被抹去;之后戏生又被老余扶植着找老虎，为了设立保护区而伪造老虎照片，当公众质疑老虎的真假时，戏生从找虎英雄变成了骗子之后，老余被记了党内处分后，老余又扶持其进行养殖当归的活动，随着老余势利的扩大，与戏生的合作更加变成了一场权力寻租模式权力扩大化的进程。在戏生死了之后，荞荞去给人们做报告。似乎暗示着权力的寻租仍在继续的局面。

故事在此似已经停止。戏生死了，唱师也死了。但《山海经》仍未讲完，《山海经》当中在古时被赋予“仁”的意味的东山经的东还尚未出现。作者还仍然能讲故事，在权力寻租之后仍有什么呢？权力究竟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甚至权力使用者人是否意味着正义？

三、权力的态度——“天人合一”的情怀

在深究作者在《老生》当中想要表达的深意时，需要考量作者在《山海经》的讲解时所建构的思想和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的情怀。

從《南山经》的讲述开始，讲述雌雄和谐，人则安宁。上古人在生存的过程中观察着自然，认识着自然，适应着自然，逐步形成中国人的思维，也就是我们至今的处世观念。这一段，讲述着在“天人合一”的时代当中，人尚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并从自然当中进行学习。在《南次二经》的时候，动物，草木，金石的相生相克已经开始发展明了。人的理性已经出现，“人是产生一切灾难的根源”。《南次三经》当中讲述人与兽的关系，大多数的兽在灭绝和正在灭绝，有的则转化成了人，讲述观察自然的方法。从《西山经》开始作者认为过去是人与兽的关系，现在是人与人的关系。上古人对天的认识是天无私，它无私像人的呼吸一样，重要到使你感觉不来它的重要，而你就常常觉得它不存在。仰视天以取像，提升人的精神和灵魂，俯察地以得式，制定生存的道德法则。《西次三经》中讲世界就是这么阴阳共生魔道一起，摩擦冲突对抗，生生死死，沉沉浮浮，这就产生了张力，万事万物也就是靠这种张力发展的。

《易传·系辞下传》第二章曾有关于八卦的起源的介绍“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者在叙事故事的同时也试图按照这种想法，想在对万物的观察当中寻找着人与自然共生的途径。

在形而上的思考当中，作者一直在讲述着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立”的过程，无论是《山海经》的引入，来讲述曾经有过的物种而今逐渐消亡也罢，到现实故事出现时，出现一个人物必然会带有一个动物的出现，如刘学仁出现时伴随的猫，雷布的父亲死时伴随的蟒蛇，马生伴随的骡子，和老余伴随的老虎等等，无不引人思考，似乎动物的介入有着合理性。或者作者刻意的将人与物的共处作为一种顺天之道而写进了叙事当中。

在第一个故事当中出现的老黑等人尚有人的精神气在，无论是捕黑熊还是剥蟒蛇的皮，在人生存的周围，大型的动物都还存在，而到了第四个故事时，戏生去找老虎时，这种大型的物种已经灭绝，这似乎预示着人的权力的扩张使得这些动物植物的权利和领地逐渐缩小直至消失，而寻找老虎也暗示着人需要对自然界力量开始重新敬畏。

石油这种埋藏于地壳深处的矿藏被作者描述为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灾难就逐一而出，在戏生去守卫的金矿之前，也因为有了金矿的开采，回龙镇死伤无数，唱师才被镇上的老余请去唱阴歌。当归村的周边世代以挖当归为生，当归几乎挖进，住在当归村的人们世代矮小有大骨结病，不得不说是一种大自然反噬的表现。文章中还提到了老余的爹喜欢吃鳖，吃鳖，养鳖和煮鳖形成了一连串的过程，而一场大火之后，老余的爹的死状，竟与他煮的鳖的死状相同。这一情节不得不说是作者的一种刻意而为之的举动。

文章快结束时发生的瘟疫，让一个村子几乎整体灭绝掉了，似乎以寓言的手法表达着经历了人与人的斗争，权力对人权利的倾轧和剥夺并没有完全毁灭掉人类，但权力的边界在自然界中的放纵使得自然灾害将人灭亡。

在这时作者的情怀已经完全展现了出来，权力的边界并不仅仅在面对人的权利应当有所限定，在面对自然环境和生物时也需要注重边界，而不应该对这些自然生物的生存权利加以剥夺。戏生如同天人分立之后世代吃自然界老本的现代人的代言，再也没有先人的精力和气魄，甚至生来便是“半截人”，低人一等，慵懒而逐利。从最初的挖秦参结交老余，到用不达标的化肥以及之后的找虎行动，到养殖当归，都是在土地之上向自然进行索取。最终，当归村的村民们在瘟疫之后染病死亡，戏生并没有逃过。

但荞荞逃过了，逃过了自然界索命的荞荞能否逃过权力的陷阱？荞荞与四凤、玉镯的不同似乎预示着女性在今日地位与以往已经有所不同。但人性的相仿，是否能正视戏生的死亡所带来的教训。荞荞是要去做报告的，报告中会讲什么，不得而知，而人类的教训已经由历史展示的方式摆在了我们眼前。是时候该去正视他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村中人的死去似乎也意味着一种洗涤，涤除杂质之后的新生，往往会给人以新的希望，代表“仁”的《东山经》会延续在《北山经》结束之后出现，讲述故事的老生已经在故事结束之前死掉，但作者所代表的老生仍然在进行着他的人性关怀，在通过故事讲述他所倡导的“道”。

参考文献：

[1]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2]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杨雅雯（1981—），性别：女，籍贯：重庆，最高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