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

铁流 徐锦庚

周恩来的一个遗憾

1975年的新年刚过，一些细心的人在不经意中发现，曾一度沉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忽然热闹起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一片忙碌。再仔细打量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人们发现大会堂的门外张灯结彩，楼顶上一排崭新的国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

消息传开，国人这才忽然想起：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原来还有这么一件大事。

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呢？人们在脑海深处搜寻着，许久，才打捞出记忆碎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届全国人大只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原本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再没举行过，至今整整11年了。

张劲智是人民大会堂的一名普通服务员。会议开始前，他被叫到主席台一侧的四川厅。

进门一看，张劲智愣了：空荡荡的大厅里，邓颖超大姐孤零零地坐在角落。

张劲智是经验丰富的老服务员，参加过第三届人代会的服务工作，多次见过邓大姐。他赶紧趋步向前，想打声招呼，忽然发觉气氛不对。

邓大姐一向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往常见了工作人员，总是笑容可掬，一脸阳光。今天，她却满脸忧郁，若有所思。

见张劲智进来，邓大姐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坐到身边。张劲智心怀忐忑，侧着身子坐下。

小张，听说今天是你在主席台服务？邓大姐上来就问。

是，张劲智小心地回答。

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只喝了大半碗粥，一点干的都没吃。他讲完话后，你盯着点，别让他晕倒了。邓大姐一脸的牵挂。

张劲智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明白邓大姐为什么如此忧郁。

周恩来3年前就病了。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按惯例，为总理做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几天后，红细胞的数量猛增，一下子到了8个。总理到北京医院复检时，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那一年，周恩来74岁。

过度的操劳，加上一再延迟治疗，到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血尿不止，血液凝结成血块后，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时异常痛苦。每次排尿，周恩来都像是干了一件重体力活，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工作人员为此心痛不已，背地里暗暗落泪。

1974年6月1日，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周恩来被迫住院治疗，先后接受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即便如此，周恩来仍在医院批阅文件，频繁会客。

197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周恩来抱病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国庆节招待会。

四届人大開幕前，工作人员得知周总理将出席，私下里兴奋地传递喜讯。张劲智也不例外，他并不知道总理身患不治之症，以为总理身体康复了。听了邓大姐的话，他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也深感责任重大。

1月13日晚8时，人民大会堂大厅内灯火辉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面对代表们的热切目光，77岁的周恩来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发现，与昔日神采奕奕的形象相比，眼前的周恩来恍若两人。他步履蹒跚，瘦削的脸庞上布满了老年斑，声音里也透着疲惫。

谁能知道，出席四届人大，竟成了周恩来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本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大会开始前，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毛泽东主席指定邓小平组织起草，并要求字数限制在3000字左右，以便周恩来能在大会上顺利读下来。

接受邓大姐重托的张劲智，站在主席台侧面隐蔽处，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的一举一动。

他注意到，做完报告后，总理原本一直挺直的腰板塌了下来，整个人陷进座位里。他右手伸向茶杯，三指捏住杯把，却端不起来，又伸出左手，两手合力，才将茶杯端起，颤巍巍地送到嘴边，由于手抖得厉害，茶水溢出来，洒到了胸前。

张劲智心里一阵悸动：总理已经虚弱得连端茶的力气也没有了！若是平时，他早就冲过去帮忙了，可是今天不能。他急得暗地里直跺脚。

晚年的周恩来，在愈演愈烈的“文革”中，虽然自身处境日渐艰难，可为了保护老干部，减少动荡带来的损失，他仍拖着重病之躯不停地奔走呼吁，用他的镇定自若，随时化解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份资料：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1月至5月的139天中，有9天连续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连续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19至23小时，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自知时日无多的周恩来，在本届人代会上有太多的事要做。既要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定调子，又要排除“四人帮”的严重干扰，还要全力举荐邓小平。

大事不能耽搁，小事他也放不下。这天会议间隙，他让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来。

不一会儿，走廊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削、步履蹒跚的老者，他拄着拐杖，嘴角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他就是陈望道，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时，他已85岁高龄，比周恩来年长7岁。

陈望道出现在门口，周恩来艰难地站起身，挣脱工作人员的搀扶，身子前倾着迎了上来。两位老友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都专注地打量着对方。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周恩来身体单薄得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61斤），原本温暖有力的双手柔弱无力，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脸上满是忧戚，嘴唇嚅动着，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读懂了他的心思，淡淡一笑，用左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慰道：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碍事。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下。工作人员给陈望道泡了一杯茶，盖上杯盖。

周恩来细心地帮陈望道取下杯盖，示意他喝口热茶。待陈望道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定定地望着他：首印本找到没有？

这不是总理第一次询问了。

陈望道依然无奈地摇摇头：没有。

周恩来轻轻地叹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看它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满足不了总理的愿望喽。

周恩来轻轻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露出了焦虑的神情。

旁人不知道周恩来要找什么，但陳望道知道，总理是在询问《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的下落。

而陈望道，正是这个版本的译者。

在非常年代，周总理这样关心《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文版本，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想不到，137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开疆拓土的早期领导人身上，都留有《共产党宣言》的深刻烙印。

刘少奇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秋季。

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22岁的刘少奇和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衣、17岁的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学习的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给他们讲授此书的，正是译者陈望道先生。

那时，刘少奇还是个进步青年，正在为要不要入党而犹豫。听了陈望道的讲授后，他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后，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岳、蒋光慈等一批热血青年，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的急迫心情，来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习，其中主要课程就有《共产党宣言》。

在刘少奇后来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都能看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子。

朱德在1922年9月赴欧洲时，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经周恩来介绍，当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送给他一本珍贵礼物——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这之前，朱德从未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如此新鲜而又深奥的革命道理。他如饥似渴地反复诵读，犹如醍醐灌顶。在柏林支部，他和同志们经常围绕《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共产党宣言》就像是一盏指路明灯，为立志拯救中国的一代有志青年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热血青年，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启蒙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南京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飘然落地。

当晚，邓小平和陈毅拂去身上的硝烟尘土，信步走进总统府图书室。

蒋介石仓皇逃跑，大多数书籍都来不及带走。望着满室的书籍，邓小平和陈毅这两个四川同乡大开眼界，一边翻阅，一边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交谈。

邓小平说：戎马倥偬了半辈子，一直想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却一直不得空。真想就住在这个图书室里不走喽。

陈毅打趣道：我说同志哥，这可要不得噢！中山先生不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一句话勾起了邓小平的美好展望：是的是的，等将来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一定要好好办学校、办教育。我们自己的学业被耽搁了，不能再耽搁娃儿们的学业了。

陈毅赞许道：对头，对头，最好多给娃儿们创造些条件，让他们也到国外去长长见识。当年，我们不都是在旅欧勤工俭学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嘛。

陈毅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角落里抽出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小32开大小，封面是蓝色的。他定睛一看，惊喜地冲着邓小平说：快看，我发现宝贝了！

邓小平凑过去，也十分惊讶：怎么，是《共产党宣言》？

陈毅大笑：老蒋怎么也藏着这本禁书？难道说，他也改变信仰了？邓小平嘲讽道：他肯定是很想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凭着小米加步枪，就能把他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呀，是想从这本书里找答案呢！

陈毅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

邓小平道：是在法国，有人从国内带过去的。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认准这条路的。

陈毅一听，惊喜地说：哎呀，这么巧？我也是在法国读了它后，才茅塞顿开的！不光是我，我们那一批年轻人，也都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邓小平一拍陈毅肩膀：什么叫殊途同归？这就是啰！

两位战友哈哈大笑。连日战事带来的疲倦，在这笑声中云消雾散。

陈望道深知，对《共产党宣言》，周恩来更是情有独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最早了解《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者之一。

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只有21岁。那是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他通过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了解到《共产党宣言》一书。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与蔡和森等人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2月，他们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7月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总支部先后出版了《少年》《赤光》等刊物，也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1922年8月，《少年》上发表了周恩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1926年，周恩来在他撰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文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后來的中文译文不少人耳熟能详：“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总是不离不弃，里面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只要有空，他就会拿出来反复诵读，不断咀嚼，用来指导遇到的具体问题。

因为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陈望道也格外关注。每次见到他，总会习惯性地提起《共产党宣言》。

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郑重地向代表们介绍陈望道，并且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望道连连摆手，站起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惶诚恐地对周恩来说：言重了，言重了，我只是学了点皮毛，而且食古不化，不像您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1954年10月，陈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又提起了《共产党宣言》，还特意问他，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周恩来还与他交换了对翻译的一些见解。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周恩来心目中的地位。

“文革”期间，陈望道一度受到造反派的打击。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保护好陈望道，阻止了造反派对他的迫害。

1972年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接到邀请通知，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美国总统。

这是他复出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当天早晨，陈望道早早来到机场，排列在迎候贵宾的行列中。由于两年前中过风，加上毕竟是82岁高龄的老人，他本来矫健的步履变得迟缓，不得不依赖拐杖。陈望道刚站定不久，周恩来就出现了。原来，他早已等候在机场。

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他疾步上前，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嘱咐他出门穿暖点，然后扭头对站在一旁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说：陈望道先生年岁已高，以后不要让他来机场迎送国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陈望道一听，连忙摇着手，笑着回答说：不碍事，不碍事的，我没有这么娇贵，体力还行呀！

周恩来刚转身要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头问陈望道：对了，《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我一直惦记着它。

陈望道有点过意不去，惭愧地说：我也一直在找，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周恩来轻轻拍拍陈望道的胳膊：还要继续找，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啊！

陈望道郑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江南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呼出的热气瞬间成了白雾。刚度过政治寒冬的陈望道，听了总理的话，浑身暖融融的。

中国共产党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直至当家做主，经历了28个春秋。28年间，《共产党宣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伙伴，没有哪部理论著作能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凝聚起中国革命者的共识。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心血和生命践行，《共产党宣言》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绽放出绚丽之花。

继陈望道的中译本问世后，《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了不同的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有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和莫斯科译本等。

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史称“华岗译本”。书中除《共产党宣言》正文外，还翻译了《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篇末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1938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以德文版本为底本译成的《共产党宣言》，包括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史称“成徐译本”，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干部的必读书籍。这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其语言更接近现代汉语，表达更准确，既有竖排版，也有横排版。“成徐译本”抗战时期广为流传，不仅在国统区流行，在敌占区也时能见到。这个译本最后一次再版，是1953年12月5日，序言增加到了7篇。

这是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9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曾以德文版本为主、参考英法文译本翻译过一次，并托一位德共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原计划转给正在那里的蔡和森，交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但译稿送到莫斯科时，蔡和森已奉命调回国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被捕牺牲，译稿也不知下落。

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江苏无锡人陈瘦石所译。这大概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陈瘦石翻译了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所著的《比较经济制度》，该书分两卷，附录中收有《共产党宣言》全文。陈瘦石全部翻译过来，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校译本，系博古参考俄文版，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加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这个译本的译法更接近现代汉语，是新中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这是该局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附有全部7篇序言。1949年初，这个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相继重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发行总数达千万册以上，是发行量最大的马列经典作品。国家民族语文编译局还把它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虽然《共产党宣言》版本众多，但论社会影响力，论对青年人的感召力，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论文物史料价值，其他版本都无法与陈望道版本相比。

正因如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念兹在兹，周恩来才一辈子铭心镂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又过了一年多，1977年10月29日，87岁高龄的陈望道在上海病逝。两位老共产党人，生前都未能重睹《共产党宣言》首印版本。

就是这册被两位老共产党人心心念念牵挂不已的中文首译版本《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在历史岁月深处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

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在山东省早期革命斗争中，延伯真举足轻重，在很多方面，他还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是青岛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山东广饶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广饶大王刘集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比他的同乡刘子久和李耘生入党都要早。

大王镇的延集村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延集村的人虽世代耕种，可也很注重后代识文断字。清光绪三十三年前，就有农民开办私塾，后学堂大兴，如今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延伯真祖上重文，祖父在田里劳作的时候也满口之乎者也，可人到壮年才得秀才称谓。老先生重文，但也知道在农村耕种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让两个儿子一耕一读。延伯真的父亲虽专事耕种，可并无怨言，他把读书的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

延伯真9岁入乡塾，老师就是他的伯父。延伯真少小淘气，经常逃学，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处寻找，找到后以暴打处罚，可延伯真从没屈服，因此得一绰号“犟驴”。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辫子，这惊世骇俗的举动被村里的老人视为大逆不道。

延伯真虽然经常逃学，可学习成绩很好，读书几乎过目不忘。1916年秋季，20岁的延伯真考入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时，延伯真成了师范学校的活跃分子，带着一帮学生去市场上鼓动商人罢市。因为延伯真是带头的，枪打出头鸟，他被几个不明就里的商人暴揍了一顿。

当时北洋军阀官兵为了防止学生闹事，派兵把守了学校大门。师生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延伯真带头第一个冲出了大门，一个大兵上来就给了他一枪托，砸得他头破血流。延伯真毫不畏惧，抹一把血，继续向前跑，一个骑警打马过来，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他一下晕了过去。要不是几个同学奋起全力保护，飞起的大马蹄子就会落在他的脑袋上。

延伯真号召力强，往往登高一呼，众人热烈响应。师范学校的校长冷眼看延伯真，就是匹脱了缰的野马，正好官兵四处抓他，就借口说让他回乡下避避风头。延伯真走后，学校给他记大过一次，在山东师范学校五年间，这是他第二次受过。

延伯真回到家乡后，并没有安分守己，他四处联络进步青年，在家乡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延伯真开始也幻想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用白话文给学生授课，村里的清朝遗老大骂他背叛祖宗，常有三三两两的守旧派到延伯真家谩骂。延伯真针锋相对，把一个老秀才气得直翻白眼，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开办的学堂就关门了。

延伯真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他对父亲说：好男儿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要出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青岛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它一度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在青岛被归还的这年冬天，延伯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与无数革命者一样，他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场大罢工，经受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

济南师范学校有一位学监在青岛市任教育科长，见到延伯真，他很高兴，这位科长让延伯真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延伯真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之后，延伯真遇上了同乡李郁廷。李郁廷是国民党的元老，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学识和为人，力荐延伯真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个子不高，浓眉细眼，说起话来思维清晰，谈吐不凡。他先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谈起，又谈到了俄国革命。有个国民党员很是不屑，站起来说他信口雌黄，连连向他提问发难，这位年轻人面带微笑，一一还击，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丑态百出。

延伯真听得入迷，他觉得《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奇书，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而这个年轻人是个神奇的人。

身边有人告訴他，这个年轻人叫邓恩铭。

邓恩铭于1901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邓家虽世代为农，可祖上也传下了行医之道，靠这一技之长，邓家勉强度日。邓恩铭上面有两姐，下面有两弟一妹。邓恩铭从小就好学，头脑聪明且懂事上进，深得家人喜欢，长辈邻里都称他为“老乖”。

1907年夏，6岁的邓恩铭入学。读书才几日，他就让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连称孺子可教，并欣喜地预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

正当邓恩铭潜心读书的时候，国父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也传到了贵州，传到了大山深处的水乡。

1915年6月，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震撼了中国，在遥远的大西南贵州，本来思想就激进的邓恩铭坐不住了，他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7年深秋的一天，邓恩铭早早起来打点行李，他马上就要到远方求学了。

邓恩铭的父亲有一个弟弟，出生后就过继给了无子的姑姑，因学业有成，步入仕途，成了山东的一名知县。他知道邓恩铭聪颖好学，就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位堂弟，打算让邓恩铭来山东求学，一切开支都由自己包了。他还专门写信告诉自己的家眷，来山东时一定把邓恩铭带来。

邓恩铭到山东后，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年以后五四运动爆发，在组织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两位战友联手拉开了山东革命斗争的序幕。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邓恩铭是唯一一名中学生，也是唯一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在上海开会期间，与会代表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恩铭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邓恩铭和王尽美住一个房间，毛泽东住在隔壁，两人常与毛泽东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感想。

1923年4月，青年邓恩铭来到青岛，他此行是来发展党组织的。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名为《胶澳日报》，邓恩铭在这家颇有影响的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他借用这块阵地，开始公开宣传《共产党宣言》。

延伯真到青岛的时候，邓恩铭其实也刚到不久。一天晚上，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一进门，就怔住了：他没想到邓恩铭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房子低矮狭小，炕上没有褥子，铺着半张残破的席子，墙角处一张小桌子，其中一条腿只剩下了半截，倚在墙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桌上的茶壶和杯子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全都残缺不全。

邓恩铭看着延伯真惊讶的表情，笑了：穷到这地步，出乎你的意料吧？

延伯真点点头，也笑了。

邓恩铭说：我们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他随手从炕头上拿起一本书，摇晃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的信仰来自这本书，就是上次讲的《共产党宣言》。你拿去好好看看吧。

延伯真高兴地说：上次演讲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对我震动很大，如醍醐灌顶，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邓恩铭摇了摇手，笑着说：不是我讲得高明，是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见。

延伯真说：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

邓恩铭用力点了点头：世界之命运，中国之命运，都在这本《共产党宣言》里了！

青岛的初春，夜晚还是寒气逼人。两人就着两杯热水，谈兴越来越浓，直到东方破晓才依依惜别。

这以后，延伯真多次来到邓恩铭住处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心得，有时和邓恩铭争得面红耳赤。邓恩铭愈发喜欢和看中这个年长他4岁的较真的人，开始尊称延伯真为“延兄”。

有的国民党员见延伯真和邓恩铭走得太近，就劝延伯真：邓恩铭是个双面人，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

延伯真不解：何谓双面人？

对方说：他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双重身份，可是个危险分子。

延伯真听了这番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危险分子，就有希望了！

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时隔不久，王尽美来到了青岛。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延伯真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初，青岛党组织仅有5名党员，到1925年初，正式党员已经增至13人，候补党员11人。

根据中共四大章程，青岛独立组改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担任书记，延伯真担任宣传委员。邓恩铭在和中央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延伯真，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邓恩铭在青岛专门创办了一份报纸，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工人了解马克思主义，邓恩铭专门在报纸上连载了《共产党宣言》。

有一次，延伯真对邓恩铭说：很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看不大懂《共产党宣言》，对他们应该边讲边启发。我准备下工厂去试试。

邓恩铭非常赞同，说：对，共产党员还要当好宣传员。你是教员，用这身份掩护，去把车间变成一所大课堂，变成马克思学说的阵地。

一天深夜，延伯真讲完《共产党宣言》后走出厂门，不久就有几个探子追了过来。借着月色，延伯真见旁边有一座破落的院子，就从怀里掏出《共产党宣言》扔到了院子里。探子冲过来把他围住，为首的探子又高又胖，走上前来挥起肥硕的手掌抽了延伯真几个耳光，把延伯真打了个趔趄。他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鼻孔里一下子涌出了热乎乎的液体。

胖探子吼道：交出那本书来！

延伯真装出一脸愕然：什么书？

胖探子用力踹了延伯真一脚：少装糊涂，封面上有个外国大胡子的那本！老子盯你几天了！

胖探子手一挥，几个探子上来就搜，将延伯真全身搜遍，也没有找到。

胖探子恼羞成怒：给我往死里打！

延伯真被打晕在地上。

胖探子说声“散了”，几个人犹如鬼魅一般，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延伯真醒过来后，感觉脸上湿漉漉的，用手抹了一把，才知道是血。他的头上被探子用砖头砸出了一个血口子，疼痛难忍。他艰难地摸索着，最后撕下衣服一角，包在了头上。

延伯真最记挂的是那本《共产党宣言》。他忍着周身的剧痛，翻墙进了院子。院子里杂物横陈，他借着月光细细搜寻，终于在乱石中找回了这本珍贵的书。

《共产党宣言》

传到了农民手里

1924年寒冬的一天，延伯真来到邓恩铭的住处，向邓恩铭提出一个建议：到农村发展党员，在农村建立党组织。

邓恩铭非常赞同：咱们不能忽视了农民，把他们发动起来，就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1924年年底，寿光和广饶两地党组织设立，中共延集村支部由此成立。延伯真先期在广饶、潍坊播下革命火种后，大王镇另一位早期党员刘子久，于1925年的年关回到了刘集村。正是这次故乡之行，他发展了自己的堂兄刘良才加入了共产党，刘良才后来成为了鲁北平原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1925年春，刘集村党支部成立，刘集村因此有了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早期农村党支部。

1926年年关将近，在山东广饶播下了革命火种的刘子久、延伯真再次回到家乡。值得一提的是，与他们结伴回来的还有一位长相清秀的姑娘，名叫刘雨辉。刘雨辉时年26岁，与刘子久同村。1924年，劉雨辉曾在济南的一所女子养蚕讲习所学习，期满后又南下考入了江南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学成归来的刘雨辉，被济南女子职业学校聘为教员，并于这一年年底，加入了共产党。

之前，刘雨辉和延伯真并不相识。1925年下半年，省委指示在青岛的延伯真回济南工作。有一次，省里组织在济南的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刘雨辉由此认识了三位同乡——李耘生、刘子久、延伯真，并很快与他们熟络起来。有人给延伯真和刘雨辉当起了红娘。但刘雨辉得知延伯真丧妻且膝下有两个孩子后，婉言拒绝了。

在这次学习中，刘雨辉还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张葆臣。张葆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寻到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与他有关。

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宣言》装进行囊，带回了刘集。从这以后，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和刘集乃至整个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连在了一起。

刘雨辉提着行李走进家门的时候，染上了大烟瘾的父亲刘梅春刚刚抽完烟土，正卧在床上享受着片刻愉悦。

听到推门声，刘梅春一下子坐起来，见是刘雨辉，脸一下子就拉长了，大声训斥道：你还知道回来呀？我供你们进学堂读书，是为了光耀刘家门楣的！可你和你二弟都成了什么共产党，你三弟眼看又要蹚这浑水……你是老大啊，给他们带了个什么头？考文、奎文为了你，都辍学在家……你对得起弟弟，对得起你爹吗？如今我刘家日渐败落，再这样下去，连锅都揭不开了！

刘雨辉也是烈性女子，她放下行李，就向父亲开了炮：家道还不是让你抽鸦片败光的？你看你，把自己抽得面黄肌瘦，就剩下一张皮了！

刘梅春被女儿的话噎得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要是不退党，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去！

刘雨辉毫不示弱：那好，我现在就走！说着拿起了行李。

站在一旁的刘考文见状，赶忙劝说：大过年的，咱们能不能好好的？说着给刘雨辉使了个眼色，刘雨辉只得把行李又放下了。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刘考文陪着刘雨辉到了刘良才家。

刘雨辉跟刘良才谈起了当前的形势，然后她从衣袖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你一定好好看看，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听济南的张葆臣说，党的很多领导同志都读了很多遍，越读思想越成熟，越读就越有革命信仰。

刘良才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双手郑重地接了过来：刘子久曾经给我说起过《共产党宣言》，我还让他替我找一本呢，可他说我大概看不懂，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事。

刘良才晚上得到《共产党宣言》，就掌灯读到了天亮。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那般吃力。刚看了几个字或者一句话，开始顺溜了些，一个生僻字就硬生生地把刘良才挡在了关前。小小的一个字，刘良才得反复端详，却绕不开跳不过也搬不动。

刘良才有些焦躁，自言自语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妻子姜玉兰见他读得吃力，就说：英才念书时间长，让他先看，看完了再讲给你听。

刘良才说：苦瓜苦不苦，自己尝一口才知道;木不钻不透，火越添柴越旺。靠别人说给你听，领会得肯定不深，想的事肯定也不透。

刘良才把不认识的字写在纸上，有时也随手记在手掌上，随时请教刘英才或学堂的先生。

村里有个老人见他这样，不解地摇着头说：良才这是咋了？时不时满街跑。我问他，他说是找先生认个字。一个种地的泥腿子，把地侍候好就行了，还搞啥光景？这就是河里的癞蛤蟆，戴上眼镜充大头——装文化人呢！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河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让他找不到方向。刘良才无奈地戏言：这书太深了，扎个猛子都摸不到底。

《共產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怪物而结成神圣同盟。”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夜已深，他依旧睡意全无。

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天明，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良才敲开刘子久家的门，幸亏刘子久还未入睡，见到他颇为吃惊：你怎么这时候跑来，有啥急事？

刘良才一笑：为了那《共产党宣言》的事。说着，就把开篇第一段话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刘子久很吃惊：你真下了大功夫！

刘良才说：可这段话我实在不懂，你给我说说。

刘子久稍一思忖，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到那时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了。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信仰和目标。

刘良才点点头：那为什么把共产主义说成怪物？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的侮辱吗？

刘子久笑道：你说得不错。要知道，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不会给咱们脸上涂脂抹粉的。我们最终要推翻有产阶级，要把那些有产阶级送进坟墓。受苦人清醒了，起来革命了，他们就心虚了，害怕了，就把咱们丑化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

两人一直谈到凌晨。当晨曦洒落在这座农家小院的时候，刘良才才红着眼睛离开刘子久家。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反复复地读《共产党宣言》。他对刘英才说：我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干革命就越有了新主张！咱们党支部先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学习《共产党宣言》，然后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是刘集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并不知道南方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可他恰恰是在毛泽东当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这一年，开办了刘集村农民夜校。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了刘良才家。在刘家北屋里，刘英才、刘泰山、刘洪才、刘考文、刘春山等围坐在一起，等着刘良才讲话。

刘良才拿起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党支部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说着，把这本书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看。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更不是中国人。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安格尔斯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十里地没有？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们炕头上呢！

大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

刘良才挥挥手，大家静下来。他开始边读边讲，有的人听着听着就发蒙了，再听下去就打起了瞌睡。

刘良才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和你们一样，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能过上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大家一听，都竖起了耳朵，几个打瞌睡的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紧接着，刘良才又把自己领悟出的道理细细说了一通。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他说的话，可句句都在刀刃上！

1930年农历九月，刘良才组织发动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农民斗争。这次斗争，被当地党史资料记为“砸木行”。

据广饶史志记载，鲁北地区的农民除耕种外，亦有从事木匠活的传统。刘集村也不例外。刘良才在成立农民协会的同时，也成立了木匠协会。当时，大量的木器在市场上交易，官府见有油水可榨，就在苛捐杂税里面加上了“木器税”这一名目，还在集市上专门设了“木行”。

大王镇有了共产党，出了个能替穷人说话的刘良才，大家遇上什么事，都愿意找刘良才说一说，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那段时间来找刘良才的人，说的最多的就是木器税。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咬牙切齿地罵起来。

其实，刘良才也到集上卖过木器，交了税之后，所剩无几;更有几件木器，连本钱都没有赚回来。有一次，他身边有一个老人卖了几个马扎，上了税后，刨去本钱略有剩余，老人一脸愁苦，低声嘟哝道：这个世道，咋就这么黑呀！穷人身上的肉都被你们割完了，连骨头都不放过，也要放进锅里熬！

这句话被经过的税务狗子听到了，一脚就把老人踢翻在地：老不死的，就你多嘴！说着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扬长而去。

刘良才急忙把老人扶起来，老人抹了一把眼泪说：大侄子呀，不说我憋不住呀！前几天，我那孙子活活饿死了，全家人都指望着我这点钱呀……

刘良才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硬塞到了老人的手里。他决定，这次就来一个“砸木行”的斗争。

“砸木行”是广饶党组织自建立以来，组织发动的一次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斗争。这次斗争也使广饶党组织暴露，刘良才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县政府列入了黑名单。这次斗争的亲历者刘考文也上了这个黑名单，他后来回忆道：

不出所料，“砸木行”二十天后，广饶县的国民党就对我们下手了。广饶县民团的副大队长，带着十几个团丁来我们村抓人，刘良才当时正巧在坡里干活，乡亲们赶紧给他送信，他就从坡里走了。我在自家场院的麦穰垛里掏了一个洞，晚上就在里面睡觉。刘奎文每到夜里，就去外村他同学家中借宿。有一天晚上，刘良才托人捎信来，叫刘奎文和我到邓家庄找他，我俩没顾上吃饭就赶到了邓家庄。我们三人一块从邓家庄赶到了益都县的阳河村，又从阳河去了纸坊，最后在一个姓白的同志家里住了一夜。在这里，我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第二天早上，刘良才去济南找省委汇报情况，我们也赶回了刘集村。年底，刘良才从济南回来，就藏在家中。这时形势有所缓和，我和刘奎文也都能在家睡觉了。刘良才趁夜间到过我家几次，他说已经与省委取得联系，省委决定调他到潍县工作。记得过了春节，他把工作交给刘奎文，就离开了刘集。谁知此别，竟成了永别。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在武力“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围剿”。蒋介石说：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要把他们手中的笔、手中的书、手中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片纸不留！

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把数百种书刊列为“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

1933年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演讲时说：共产党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是一帮出卖自己祖宗的流氓分子！他们把自己的祖宗抛弃了，又拜了国外的马克思当祖宗，把一本《共产党宣言》捧上了天。这本书，我们发现一本烧一本，还要追究持书者的责任，不能让这本妖言之书坏了我中华之风，教坏了广大民众。

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了找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县长下令：所有带字的东西都给我没收了，全部就地烧掉！为配合任务，壮大声势，韩复榘还专门给搜索队配上了喷火枪。

最后，敌人把搜来的书本运到一个宽阔的场院里进行焚烧，就连学生的课本也未能幸免。

县长听说在刘集没能找到《共产党宣言》，又下令搜索焚烧刘集周围村庄的书本。

1931年2月，春节刚过，刘良才在自己家中狭小的地道里，主持召开了四边县县委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把广饶县委的工作正式交给了刘奎文、延春城、任天纵等人。

当晚，刘良才和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捧在手里看了很久，问刘良才：这本书也要烧？

刘良才接过《共产党宣言》，轻轻地抚摸着，良久，他坚决地说：是这个大胡子点燃了咱们刘集革命斗争的火种，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本书，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我把它交给你了。

刘考文用力点点头：你放心吧，人在书在！

1932年3月，临时中央任命武平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几个月后，临时中央在上海举行了北方各省领导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临时中央又弹起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调子，号召各省马上行动起来，在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参加这次会议的山东代表武平，被大会精神鼓动得热血沸腾：我们要和中央遥相呼应，马上把暴动搞起来！

广饶县基础本来很好，过去在刘良才的领导下，革命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可广饶党组织惨遭破坏后，形势急转直下，再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困难重重。1932年夏，山东省委决定在博兴县暴动，广饶县负责接应。博兴暴动最终失败了，负责接应的广饶县党组织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几乎全部暴露。刘奎文见广饶已经难以立足，遂决定到东北投奔姐姐刘雨辉。

刘考文后来回忆道：奎文去东北前，交给我一份全县党员花名册，上边用不太难懂的代号写着许多村名，村名下面列着党员的姓名，共有200多人。奎文将名册交给我时，一再叮嘱要妥善保管，如有紧急情况就马上毁掉，千万不能落入敌手。后来形势越来越坏，我只得将它烧掉了。可有一件东西我是不能烧的，也舍不得烧，这就是刘良才交给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

由于叛徒的出卖，1932年深秋的一天，刘考文被特务抓住。就在被抓的前一天，刘考文匆匆把那本被视作比生命还重的《共产党宣言》托付给了他人。

就算搭上性命，

也要抢出来的宝贝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1941年1月18日。

2013年6月，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得知，这串平凡的数字，是刘集人72年前的一场梦魇，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抗日队伍的生死牌。

站在刘集村生死牌的那天，我们采访了当年的见证者之一——刘秀兰老人。

刘秀兰是中共早期党员刘子久的女儿，虽年逾90，可耳不聋眼不花，对70多年前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

1941年，刘秀兰正值花季。1月17日晚，全家人正在为即将出嫁的刘秀兰连夜忙碌着。虽逢战乱年代，可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婚嫁依然是头等大事。

一切准备停当，迎新娘的轿子就到了门前。那天是个好日子，迎亲送亲的不止刘家一家。天还没亮，刘集村就响起了一片唢呐声。

刘集村在战争年代被誉为铜墙铁壁的红色堡垒村，几乎每夜都有抗日队伍和地方政府人员在此驻扎。

1941年1月17日晚，刘集村一下子驻进了若干人马，有四边县政府各机关，主力部队刘良带的一个排，还有四边大队一中队长王品三率领的新兵连。

正因刘集村是堡垒村，鬼子常来“扫荡”。当时，据点中有“内线”老聂，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提前来通风报信。这一晚，老聂没有来。有人就说：快过年了，又风大天寒，日本鬼子肯定当缩头乌龟了。

村民刘希增回忆说：我那时是儿童团员，平时就在村里的自卫团听差。那天晚上他们说：今晚看样子平安无事，你回家睡觉去吧。睡着睡着，我爸爸喊我：小崽子，快起来，要出事了！后来，果然就出事了，还出得不小……

刘秀兰和来迎亲的新郎各坐上了一顶小轿。只听有人喊：时辰到，起轿！唢呐、铜锣、喇叭又欢欢地响了起来。打旗的人先行，紧接着一行人踏着薄薄细雪，向村外走去。

送亲队伍行至刘集村的西北门时，乐声戛然而止，轿子也落下了。刘秀兰正纳闷，忽听到前面有人哇啦哇啦地叫嚷，她心里咯噔一下：不好，遇上鬼子了！她掀起帘子一角，果然看见一队举着刺刀的日本兵围了上来，刺刀在雪地里闪着寒光。

一个鬼子官摸了摸尖尖的下巴，突然大声吼道：刘集村大大的坏，八路大大的有！送亲的一个也不许通行。还有几个鬼子嬉笑着围住了轿子，其中一个一把掀开了簾子。刘秀兰惊叫起来，新郎拼命阻拦，被鬼子一脚踹倒在地。

刘秀兰看到鬼子的时候，鬼子已经把整个刘集村围了起来。然而此时刘集村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中。

东北门上的岗哨，突然看到远处有几个黑影在晃动，擦亮眼睛一看，发现有点像日本兵。他端起机枪，扣动扳机，连打了三枪，远处的几个影子不动了。他马上向部队跑去，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整个村庄立刻被喊醒了，顿时人声鼎沸。

刘良熟悉地形，带着部队冲出北门脱险了。

王品三率100余人的新兵队伍出了东寨门，前边就是一片开阔地。日本鬼子早在50米外的坟地里埋伏了重兵，密集的子弹像大雨一样泼洒过来，王品三的部队应声倒下一片。冲在前边的刘百贞嘴都被子弹打穿了，他从身上摸出两颗手榴弹投了出去，坟地里的机枪一下子哑了，暴露在空阔地的战士这才得以借机退回去。

王品三的队伍里都是刚入伍的新战士，很多人连军装上的“八路军”臂章都没来得及缝上，有的甚至连扣子也没缝。他们中很多人在这次突围中壮烈牺牲。

当年一个叫田畦的少年，晚年回忆说：当时听大家议论，说东南门死了很多八路军同志。我听说后立即赶过去，只见50多名同志身着军装在野地里躺着，有的被子弹打伤后，又被日本鬼子补上了致命的一刀。在东门外的寨沟里，也有十多人牺牲了，王品三同志就是在那里牺牲的。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80多人。

刘希增说：我和我爸爸跟着队伍跑，刚跑到观音庙口，就看到刘百贞提溜着枪跑回来了，满嘴都是血。为了堵住伤口，他将身上的袄子撕破了，他边跑边撕袄子里的棉花，一块棉花才塞到嘴里，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他就重新塞一块。

鬼子走后，我听说东门那边死了很多人，就跑去看，还一个一个地数那些尸体。正数着，有个人踹了我一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听说鬼子就埋伏在坟地里，我又跑到坟地里看，那里的子弹壳堆成了小山，都是机枪打下来的。

刘秀兰乘的轿子转到了另一个寨门，再次被鬼子截住。鬼子把机枪就架在她的轿顶上射击，吓得刘秀兰尿了裤子。

最后鬼子还是不让他们走，送亲队伍只得退回村里。到了刘集烟房那里，刘秀珍看到地上有很多军衣，都是八路军战士脱下来的，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进了老百姓的家中。进了老百姓家里的，还有当时的地方武装等，足有100人。为掩护他们，这些人被刘集人认作儿子、孙子，甚至被年轻的女人认作了丈夫。

枪声过后，日本鬼子开始进村搜捕。

四边县的杜县长在刘茂椿家门口被两个日本兵抓住了。刘茂椿的奶奶颠着小脚从屋里跑了出来，她上去不由分说，就打了杜县长两个耳光：你个小杂种，就知道到处野！你三叔儿子结婚，昨晚就说让你去帮忙，你咋到现在还没去？她连说带打，把两个日本兵搞蒙了，不由得松开了手。

刘茂椿的奶奶趁势拉起杜县长，来到村民刘中良家。刘中良家热闹非凡，你来我往，有的传菜，有的贴喜字，有的劈木柴。杜县长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就开始炒菜。两个跟进来的日本兵看了一圈，也没看出破绽，最后拿了一只煮好的鸡走了。

刘中良家里这些帮忙的人，大部分都是八路军战士和地方人员。

四边县另外一个干部，情急之下跑进了一个大场院，场院里堆满了红彤彤的辣椒。看大门的村民刘法成见状，急忙拿出瓜皮小帽和长袍大褂：你赶紧换上这套行头，坐到账桌旁，就充个掌柜的吧！

刚安排停当，刘百贞就提着枪跑了进来。刘法成见他浑身是血，就让他藏进了麦秸垛。不一会儿，几个鬼子兵冲了进来，对着刘法成先哇啦了几句，又盯上了掌柜的，掌柜的手里托着瓜皮帽，急忙弯腰鞠躬。鬼子没发现破绽，就散开搜索。一个鬼子端起带刺刀的三八大盖，向麦秸垛里连刺了几下，把刘百贞身上的棉衣都刺破了，幸好没伤及皮肉。

最后日本鬼子留下少数人马焚烧了刘集的房子。一时间，刘集上空火光冲天，浓煙滚滚。

这时，一幕几乎被后世忽略和遗忘的情景出现了。

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一下子急了，撒腿就要往家跑，被他的妻子一把拉住：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说完甩开妻子，撒腿就向村里跑去。

刘世厚一路躲避鬼子，绕过几条胡同才跑到家里。

此时，房子已经烧起来了，不远处还传来鬼子的喊叫声。刘世厚不顾浓烟烈火，一头冲进屋，把桌子拉到墙角，随手抄起一块砖头，爬到桌子上用砖头在山墙顶部一角敲打了几下，很快就露出了一个雀眼。他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掏出了一截竹筒。

就在这当口，房顶上的火落到了他的帽子和身上，衣服多处都烧了起来。他跑出家门，在地上滚了几下，把身上的火扑灭了，接着拔腿就跑。

不远处一个鬼子发现了他，边打枪边追过来，子弹呼啸着从他耳边穿过。最后，他凭着对地形的熟悉，转过一条小巷，终于甩掉了鬼子。

刘世厚的妻子和他大闹一场，逼问他家里到底有什么宝贝，让他这样要钱不要命。

刘世厚被逼急了，眼一瞪吼道：别说了！你再闹，我就一头撞死在南墙上！

这下，刘集人都知道刘世厚家里藏着个大宝贝，不然他也不会冒死跑回家去拿。

有人好心当面劝他：世厚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这战乱世道，还是先保命要紧。

刘世厚笑笑，一声不吭。

发现首译本《共产党宣言》

1975年，广饶县“革委会”下发了《关于抢救革命文物的通知》。当时县里只有文物所，42岁的颜华身兼两职，既是所长又是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颜华寻思，刘集当年是革命最红火的地方，应该先去那里看看。

春天的一个早晨，颜华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就去了刘集。他把革命年代的老党员都召集到了大队办公室。刘百贞、刘泰山他们也都去了。

听说要回忆过去的事，这帮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一个个情绪高涨，欢腾起来。有的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兴致高时，很多人禁不住手舞足蹈。

颜华也被感染了，但他没忘记自己的任务。一番启发后，老党员就七嘴八舌开了腔。

有人说：我家里有个马灯，当年在村里给队伍照明的。

颜华说：这就是革命文物。说着记在了小本子上。

刘泰山慢悠悠地说：我家里还有个红缨枪头子，杀鬼子用的。

颜华点点头：这也是。

有个老人突然道：姜玉兰家有个小篮子，她在家门口放哨做掩护用的。

颜华说：这也算一样。

颜华见角落里坐着一位瘦高个老人，长须垂胸，上身着一件褪了色的旧褂子，头戴圆形薄毡帽，手里还握着长杆旱烟袋，边抽烟边静静地听大家说话，一直没吭声。

颜华凑过去说：大爷，你也说说呀！

刘泰山笑道：他平日里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问他？没用！

老人笑笑，也不说话。

颜华又启发大家：听说，过去刘良才开过夜校，你们当时学了些啥东西？

一句话提醒了这些老人，大家的反应更加热烈。

刘百贞道：是学习的大胡子。

大家都纷纷响应：对，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颜华有些不解：什么大胡子？

坐在角落里沉默的老人脱口而出：《共产党宣言》！

他话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对，就是那个小本本——《共产党宣言》。

刘泰山指着角落里的老人，慢悠悠地说道：世厚说得对，当年就是学了这个小本本，大家伙儿才起来革命的。我和我二弟刘寿山，在家里常说起大胡子。

刘百贞说：都过去多少年了，那小本本也找不见了……四几年的时候，我还问过几个人，可都说不知道……

刘世厚突然接口道：我知道，就在我那里！

大家闻言，都大吃一惊。刘百贞盯着刘世厚看了半天，突然拍了下自己的膝盖：这就对了！你平日里不声不响，不多言不多语，交给你最保险了。

刘泰山扭头对颜华说：看样子，是在他那里！

2013年6月的一天，已经80岁高龄的颜华老人，谈起这件事还是兴奋不已。老人笑着说：我干了一辈子文物工作，为国家搜集到不少宝贝，其中《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最让我自豪的。

颜华喝了一口水，娓娓道来：刘世厚透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当时就让他拿书来看看，他就找各种理由搪塞。我就想，一个农民，留着一本这样的书干什么？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呀，见他不松口，就咬住他，紧追不舍。末了他就拿话堵我，说：书店里这样的书有的是，你去买一本不就行了？我说：那不一样，现在是现在的，过去是过去的。后来看着不行，我就找来公社的刘书记，刘百贞也帮着做工作，最后他才把这本书送了过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大价值，回去后就给省博物馆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们马上就派人来了。

正如颜华老人所述，为了说服刘世厚，公社的刘书记和刘百贞轮番上阵讲道理。两人说得口干舌燥，神疲體倦，一直沉默不语的刘世厚终于开口了，他闷声闷气地说：我回家再想想。说着起身就要走。

刘百贞急了：真是个榆木疙瘩，我们说了一上午，就换来你这句话？

刘世厚笑笑，一言不发地走了。

刘世厚回到家中，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他嘴里衔着那根长杆旱烟袋，一袋接一袋地吸着。夕阳的余晖涂在他垂胸的白须和那张刀削斧砍般的脸上。

良久，刘世厚站起身，从裤腰带上解下那把谁也不让碰的钥匙，打开了墙角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黑漆油过的小匣子。他轻轻拉开匣子的盖，从里面捧出一个带有花纹的蓝包袱。

刘世厚粗大的手掌，此刻显得格外小心、灵巧。他把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

这就是那本《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老人担心这本书散了，用黑线做了精心装订。

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脸上的表情时阴时晴。他低声道：40多年，40多年了啊……

他哽住了，眼角溢出了浑浊的泪水。

40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刘考文跑到刘世厚家后，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了，随时都有坐牢被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说完，他又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在刘世厚的耳边回响。

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有时藏在雀眼里。

这本书就是刘世厚的一切，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它。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刘世厚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世厚后来对孙子刘鸿业说：当年为了保护这本书，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我也在琢磨着，究竟藏在哪里最保险最安全。日本鬼子“扫荡”那会儿，一天要藏好几个地方，有时想想不安全，拿出来再换个地方。刘集惨案那天，我人跑出来了，可心还在家里哪！要不是那会儿我拼着性命跑回家把它抢出来，它就随着房子烧了。你奶奶和村里人还以为我藏了啥宝贝……说实在话，就是藏了大金子大银子，那时候也不能回家取呀，为了财宝连命都不要，谁会这么傻？可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我啥都不怕！这书要是烧了，我怎么去面对死了的人？将来我到那边去，怎么向他们交代？他们肯定会说：刘世厚呀刘世厚，我们为了革命把命都搭上了，可你连咱的《共产党宣言》都没有保护好啊！你们小孩子家不知道，今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本书功劳大着哪！

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再去祭拜自己的先人。

在烈士坟前，他把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点上一袋烟，像老伙计相聚拉呱那样开了腔：老伙计们，这本书我又带来了，你们看看吧，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每年都来看你们，每年咱们这些老伙计都再学学《共产党宣言》。

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刘世厚躺在床上辗转难以入眠，他坐起来又躺下，一会儿又坐起来点上一袋旱烟。

黑夜里，他每吸一下，烟袋锅子就会闪烁出一丝微弱的亮光，亮光映在老人神情复杂而焦虑的脸上。

到底交还是不交？这个念头在老人的心里反复跳动。

40多年的相守，在老人眼里，这本书好似有了灵性，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把它拿出来放在面前，一边吸着烟一边久久地凝视着它。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在彼此倾诉，同时在彼此的相处中获得慰藉。

18岁的刘鸿业与爷爷睡在一张床上。他见爷爷举止反常，就说：交给国家保管着，不是一样呀？人家肯定比你保管得还要好！

刘世厚长叹一声：孩子，你不懂爷爷的心思啊！有这本书在，那些死去的伙计，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书交了，我这心也一下子空了，空了呀……

老人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就这样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三天，老人几乎粒米未进，唬得一家人跑前跑后，问寒问暖。刘世厚挥挥手道：你们忙你们的，我还死不了。

第四天清晨，刘世厚早早起了床，一下子吃了三个荷包蛋。上午，他提着那个蓝包袱离开了家门，出了村口，来到烈士的坟前。

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刘世厚打开包袱，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

他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这本书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在我这里，怎么办？交给咱国家也就交给了党，让党世世代代保管着，咱们更放心，是不？40多年了，我刘世厚……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了！

老人泪流满面。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

颜华为了搜集革命文物，在刘集已经住了数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刘世厚的到来，人虽然坐在屋里，眼睛却老是往窗外睃。

他看到刘世厚提着一个包袱走进来，吊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刘世厚把包袱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又轻轻地打开，那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终于露出了那本《共产党宣言》。

刘世厚双手捧起这本书，低头看了很久，随后又轻轻地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说道：你们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们庄稼人的大功臣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老人说得很慢，就像唱出来的一样。说完，他转身要走，开始走得迟疑，走到门前的时候，他加快了步子。

刘世厚一直都没有回头。

颜华从窗户里看到，老人在院子里停了一下脚步，抬手抹了一把眼睛。

1979年，刘世厚老人去世，时年86岁。

这本《共产党宣言》不久就在广饶县展出，后来被调到省博物馆展览。工作人员觉得刘世厚老人缝上去的黑线影响展览效果，就把它去掉了。

为了让参观者更清晰地看到这本《共产党宣言》，它被置放在一个光线明亮、阳光充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知道，这本历经了50多年沧桑岁月的书，如今反而变得像婴儿一样娇贵了，它不能被阳光直射，更不能经受风吹，应该待在一个舒适的“襁褓”里。

几个月下来，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变模糊了，纸张也变脆了。书回到广饶，颜华捶胸顿足，心疼得直落泪。他连声道：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

颜华觉得很奇怪，这本书刘世厚老人保存了数十年，几近完好，怎么在博物馆里反而被损害了呢？

后来这本《共产党宣言》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以重点保存，与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余世诚。

1984年的一天，时任华东石油大学副教授的余世诚到广饶公干，听说广饶博物馆收藏了一本早期的《共产党宣言》，就立即前往查看。

余世诚对历史有兴趣，也有研究，这本书有两个地方让他眼前一亮：一是书名《共产党宣言》;二是出版时间为1920年8月。

余世诚当时就说：这应该就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当年周总理念念不忘，还多次派人寻找呢。

余世诚的一番话，让博物馆馆长颜华有些半信半疑，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价值。

余世诚见这本书保存不善，心疼不已。回到学院后，他立即向山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编译局做了汇报。

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昌安迅速作出了批示：加强研究保护。

中央編译局马恩室副主任、资深翻译家胡永钦也很快赶到了山东广饶。

据颜华回忆，胡永钦来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

广饶这本《共产党宣言》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马克思像上端从左到右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下面为书名“共党产宣言”（当年在印刷时，封面上的书名出现了错误，应为“共产党宣言”）。字体都很小。其中，“共党产宣言”字体最大，相当于现在的四号字体。这种安排，可能是当时出于安全考虑。

全书共56页，内文由五号字竖排，封底二类似于今天的版权页，自右向左竖排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胡永钦拿出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与之对照，发现8月版的和9月版的仅有两处不同，其他完全一样;8月版的封面颜色是淡淡的水红色，9月版改为了浅蓝色;9月版纠正了8月版的封面书名错误。

8月版封面左下角已经破损，且指痕明显，是当年长期翻阅的结果。

打开封面，他们发现首页右下角和左上角各盖了一枚朱印，右下角为“葆臣”，左上角为“刘世厚印”。两印遥相呼应，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葆臣”印典雅讲究，“刘世厚印”显得笨拙厚重。后经我们了解，“刘世厚印”是刘世厚本人所刻。

刘世厚我们已经熟知，他是这本《共产党宣言》的保存者，“葆臣”印又有什么渊源呢？

专家推测，这本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大概是属于一个名叫张葆臣的人所有。

张葆臣何许人？

有关专家在山东寻找未果，后到中央档案局查阅档案，在浩繁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份1923年12月15日的《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从中得知，张葆臣是江苏人，是济南早期的共产党员。

有了这条线索，党史工作人员又顺藤摸瓜，从王辩、刘子久等人那里丰富了张葆臣的历史。

张葆臣当年在济南道生银行供职，负责党内图书发行。道生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他以银行职员身份作掩护，经常往来于济南和上海，很多进步书籍都是他从上海带回来的，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党内发行的张葆臣手里有一本《共产党宣言》不足为奇，可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他怎么赠送给了新党员刘雨辉？

张葆臣于1923年1月1日入团，年龄应该不大，也可能未婚。有人这样猜想：当年还没有伴侣的张葆臣，是否对刘雨辉产生了爱慕之情？

为了全面考证这本《共产党宣言》，多方人马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历经一年，行程万里，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多处寻访、考察，最后确定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由于广饶版本的原因，考察组也对全国的《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逐一解开了一些谜团和史学界之争。

考察组发现，中央编译局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本都是1920年的9月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是1924年6月出版的第三版。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没有封面，乃是残本，据考察是1920年8月版。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其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期上刊载了介绍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过去，史学界对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时间曾有争论。大部分人认为，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应在1920年4月前后面世，再迟也在春内。这种观点来自毛泽东和陈望道的回忆。当年毛泽东曾说，自己1920年春阅读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而陈望道先生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出版。

但国内从来就没有发现过1920年4月份的版本。

上海1920年8月版本被发现后，由于是孤本、孤证，大部分人还是不予认同。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联合考察组在上海图书馆又有惊人发现：在这里，他们竟然又找到了一本1920年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样，广饶版本、上海档案馆版本、上海图书馆版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的残本，起码有4本可以佐证，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1920年8月版，而非1920年春版。

我们调查得知，广饶版本其实是最早发现的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只是深锁在偏僻的鲁北平原上，当年没有通过媒体公之于众罢了。

1991年，俞秀松的日记在上海被发现。据其日记记载：“1920年6月27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28日，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从俞秀松的日记中，可以判断出版时间一定是在1920年7月之后，而从维经斯基写给共产国际那封信的落款时间，则可以判断出版时间是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

有了俞秀松日记的佐证，这本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出版时间上变得更加明确了。

至今，全国现存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版本，加上1920年版，也寥寥无几，大部分藏本，进了图书馆后都被束之高阁，唯有广饶版本，不仅扎根在最基层的农民群众当中，还影响了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并由此掀起了火热的农民革命斗争，又被农民一直珍藏数十年，因而弥足珍贵。

在过去的峥嵘岁月中，大王的农民兄弟，都是奔着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好日子起来革命的。可是解放后数年间，他们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折腾。

大王就像是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乞丐。

有人也提出疑问：这小本本里说的话，原来不算数啊？

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共产党员都不干了，虽然他们也迷茫，可还是坚定地对后人说：好日子有，一定会有！我们赶不上了，但都不后悔，因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肯定能赶上！

在大王镇，我们听说过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叫李培义，被人们誉为“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扛鼎人”。有人说，他是大王的刘良才。

此话有些欠妥，可自有道理。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刘良才用《共产党宣言》点燃了农民革命;80年代中期，李培义又用《共产党宣言》带着大王的农民兄弟，从农耕经济走向了商品经济。

那一天，我们见到了这个传奇人物。李培义长得粗实高大，朴实的长方脸，笑起来憨态可掬。

李培义出生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如今赋闲在家，虽66岁了，可步伐矫健，说话落地有声。

一进大王镇的办公楼，迎面一行字就出自李培义的实话语录：说了算，定了干。

1984年1月，当华东石油学院的余世诚教授在广饶考察那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42岁的李培义正在思考着大王镇企业的崛起问题。

李培义出生在大王镇大王桥村。解放前，当地就有顺口溜：北有李家桥，南有大王桥。李家桥的狮子数不清，大王桥的将军真威风。国民党著名“三李”，大王桥村就有二李之李延年、李玉堂上将。大王桥村人在排村里自古至今的“能人谱”的时候，官职不大的李培义也登上了“能人谱”榜。

为啥？因为李培义是大王的第一大功臣。

李培义没念过几年书，可他脑子灵光，辍学后很快就在队里干了会计，1970年被抽调到镇里参加乡镇企业建设。

1981年，他当上了大王镇企业总公司的经理，上任伊始，就开始谋划大王乡镇企业这盘棋。

在动员会上，他开口就是大实话：我家祖祖辈辈都在地里刨食吃，如今扔下赶马车的鞭子干企业。大王不靠山，不靠海，也没什么资源，怎么办？那咱们就没优势了？有！咱们的优势就是有着响当当的革命传统！过去咱们光荣，但咱们不能捧着光荣匾过穷日子，这也不是当年那些革命烈士想要的。当年咱有了《共产党宣言》，革命就映红了半边天。我没多大学问，可《共产党宣言》我也看过很多遍。我琢磨着，共产党用武力推翻了旧社会，现在就得带着一方百姓去奔好日子。

李培义从一些村里选拔了数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放进了各企业，又号召各村行动起来，办村办企业。他走到哪里就喊到哪里，办企业就像过去过年老农民盘锅台一个样，几天就得盘一个。

从各村选拔出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当年还都是些毛头小伙子，耕种土地他们都稔熟，一个个也都是村里的好劳力，可办企业，他们却一脸茫然。

李培义把他们召集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到刘集村支部旧址宣誓。宣誓结束后，李培义说：没别的道道，今后创业，我们还是靠这精神！

不出几年，这些人都成了乡镇企业的中流砥柱。当年李培义帐前有“五虎上将”，这“五虎上将”是李建华、延金芬、李俊福、刘双珉、赵曰岭，其中李建华算五虎之首。如今，李建华的华泰集团闻名遐迩，是中国新闻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全国每三张报纸中，就有一张是华泰生产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光临过华泰。

“五虎上将”之后，又呼啸着冲出一帮“小老虎”。“小老虎”中的高义新、尤学忠、聂仁卿、许兰祥等人，现在也都成了气候。在这些人里，高义新的金泰集团现在是如日中天。如今，他正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准备上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他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讲的就是战略。

时隔数年，华泰掌门人李建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就任大王造纸厂厂长时的一段开场白：刘集是我们大王的一面旗帜。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前辈就是跟着这面旗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渴望。今天，刘集这面旗帜已经成了一种精神，我们要紧跟这种精神，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让大王走上富裕之路！

2009年10月，李培义对坐在刘集村农家小院里的胡锦涛说，大王就是靠马列主义，靠党的领导，靠发挥党的优势发展起来的。

1984年，李培义主抓大王镇乡镇企业时，社会总产值是5054万元，到他2004年卸任大王镇书记，产值已达140亿元，几乎是1984年的277倍，犹如孙猴子翻了好几个筋斗云。

现在大王镇已成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重点镇，坐拥100余家规模企业群，有2家上市公司，4家企业年銷售收入过百亿。

我们不愿意罗列太多数字，可有时候，简单的数字最有说服力。

2011年，大王镇工业销售收入就破了千亿，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千亿镇。2012年又赚了个盆满钵溢，实现生产总值2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120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0亿元，进出口总值30亿美元，镇级财政收入5.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762元。

大王如今腰里的钱袋子满满的，拔一根毫毛也比兄弟乡镇的腰粗。下一步怎么发展？是躺着享受江山，还是重新拉弓上箭，调整思路再跨栏？如今大王的土地几乎殆尽，动力运转也到了极限，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

新任书记王国文既有压力，更有动力。他觉得，大王发展已是瓶颈，到了该破题的时候了，不破不立，不冲出这个瓶颈，大王明天就没有大发展。如今他就在谋划一个字：变！

很多人都向我们提起过一个人，说他就是大王的活历史。

此人叫李剑童，原是大王镇职业学院的院长，是土生土长的大王人，熬过贫穷，也亲眼见证了大王的兴旺。

在大王采访了数日，我们满脑子都是大王的过去和现在，有大革命时的火红画面，也有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我们也想找李剑童作个小结。

李剑童果然健谈，他说：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王人骨子里思变，大革命时期，大王就是一锅要开的水，《共产党宣言》传过来后，一下子让这锅水沸腾了。过去大王镇人信仰马列主义，今天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也是有增无减。现在，一些地方的企业家，做事绕着党组织走，你要是和他谈马列主义，他还以为你是神经病。大王顶级的大老板多的是，只要镇里组织学党课，不管手头有多么重要的事，他们也会停下，准时赶来学习。这，就是大王与其他地方的区别。

不能遗忘的国家记忆

1998年5月13日，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法国巴黎密特朗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久违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探讨的不是当时热门的学术，而是研讨那本150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在很多人心目中，大家应该关心的是一日千里的经济大潮，是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而那本100多年前出版的薄薄小册子，早就应该深锁在历史的记忆中。

密特朗图书馆每天都会接待很多读者。一些读者见有学术活动，也走进去听个究竟。当有人了解到这场学术会的内容时，脸上挂满了不屑，摇摇头就走了出去。

可主办方信心十足。这次学术会议，参加者多达1500人，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这座新潮的现代化图书馆里，探讨得热烈非凡，没觉得有丝毫的不合时宜。

150年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共产党宣言》的魅力，仍然吸引了众多不同国籍和不同肤色的人。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档案馆馆长乌尔利希·卡塔里奥斯博士说：无论过去多少年，《共产党宣言》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被遗忘了，更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被超越了。

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兹加林说：当年俄国因为一本《共产党宣言》改变了命运，现在这本书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实现这个原则是今天每个人面临的任务。

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乔治·拉比卡教授说：柏林墙轰然倒塌后，很多人觉得随着柏林墙的消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也要一起被埋葬了。可是几年后，人们又开始对自由主义进行鞭挞、批判，都觉得如果资本主义真要一统天下，我们都会坠入灾难。所以我大声疾呼，人类不能抛弃《共产党宣言》！

1996年初，也就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两年前，伦敦有关媒体报道：《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每年销量破万册，跻身畅销书行列，可见读者群之庞大。

1939年冬季的一天，曾志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汇报工作，见主席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就说：主席，这本书，我记得你读过无数遍了吧？毛泽东笑道：自从接触这本书，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感受。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不知道翻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执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了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到1939年冬天，这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就读了不下100遍。到他离世，最终读了多少遍，已经无法统计。

解放后，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号召全体党员读。他的秘书田家英回忆：《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论断，主席几乎都能背下来。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枕边放着3本《共产党宣言》，其中两本是战争年代出版的。因他视力下降，工作人员又给他配了一本1963年印刷的大字本《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很多地方都做了标记，以示重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做过标记的地方，又数次重复标记。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的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田家英发现，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开始标注的是直线，后来又标上了曲线;不久，在段尾又画上了一个圈。

这恰恰是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的鼎盛时期。

世界上从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马克思早就说过，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会终结。

可是在1989年，一个叫福山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福山在文章中说：除了民主自由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他的这番宏论，立刻引来资產阶级的一片掌声。

就在他的终结论调唱响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这给他的论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喜上眉梢，西方立时刮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的风潮。

“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文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有的外国学者，还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来嘲笑马克思主义。

2009年的一天，也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发表20年后，他在日本接受媒體采访时，一下子改了腔调：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是人类历史进化的重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福山能不改口吗？这数年间，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在那场人人皆知的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位居世界前列。

除此之外，给福山当头棒喝并让他惶惶然收起“历史终结论”的，还有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马克思热。

2008年9月，美国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申请破产。雷曼兄弟是全球金融服务行业的大哥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倒闭没几天，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海啸几乎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

一些经济专家幡然醒悟：马克思不是在150年前，就预言到了这一轮的金融危机吗？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态。

西方国家突然想起了被他们骂了很多年的马克思。

金融危机过后，马克思著作在英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国家陆续开始热了起来。众多的出版社也闻风而动，紧锣密鼓地忙着出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英国的《泰晤士报》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是英国第一大主流媒体。在某一天的上午，读者突然发现，这张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着影响的大报上，赫然出现了马克思的巨幅画像。

紧接着，英国《独立报》开口了：马克思现在成了我们重新认识并热议的人物，我们不得不为他那些对经济繁荣衰退的精妙分析叫好。

同样，马克思在自诩世界老大的美国也热了起来。在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度恨之入骨的国家里，众多主流媒体也都纷纷刊登有关马克思的文章。

加拿大约克大学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利·帕尼奇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直言道：要是马克思这位巨人活到现在，他肯定喜欢说，现在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造成的。资本主义像一个魔法师，无力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

200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言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所有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由此列出了10项措施，其中之一：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一些西方国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这剂良药。他们采用中央银行注入资金法或接管金融巨头法，虽有效果，但收效甚微。可见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不是“东施效颦”一招就能解决的。

2008年11月，德国特尔里“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的主任波维尔教授来到了上海，在与中国同行谈起西方涌起的“马克思热潮”时，这位学者说：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让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乃至将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都有着启示和现实作用。

中国的富强，令远道而来的客人波维尔教授振奋，她说：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指导了中国的变革，同时中国人又丰富发展了这位巨人的思想。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番话，恰恰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坚持公有制主体不动摇的根本原因。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钟哲明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实践证明，它的一般原理是正确的，说它并未超越“空想”或业已“过时”，都是毫无根据的。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共产党就是把无产阶级利益放在前面，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党宣言》在当今乃至今后依然有重大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写道：不管最近25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些修改。

他们告诫人们，“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希望人们不要死搬教条，照本宣科。

中国结合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1991年，曾被斯大林视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最终解体，整个人类社会都为之哗然。

由此上溯到1917年，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而这一时期，苏共旗下仅有30多万名党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苏共拥有500多万名党员，历经了残酷的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战役，最后苏联红军在1945年春天攻克了柏林，目空一切的德国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可是在1991年的寒冬，这个已经拥有了1900万名党员、经历了无数次战火锤炼、无坚不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和平时期一个温馨祥和的圣诞节解体了。

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

两年前的同一天，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夫人身陷囹圄，最后惨遭枪决。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犹如多米诺骨牌，相继解体，可是最震撼世界的还是苏联突变。

1942年，在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国民党将领、后来被誉为第二代“新儒家”领军人物的徐复观，请教毛泽东如何读史，毛泽东回答道：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而不容易看出。

把毛泽东的这段名言用在这里，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评价苏联解体时，曾引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苏联解体有各种诱因，其中政权和政党脱离了人民，躺在了腐败的温床上，恐怕是大厦倾倒的重要因素。

在历史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画面：1945年7月，中共邀请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等风云人物到延安参观考察，毛泽东专门请他们到自己的窑洞做客。

宾主坐定，毛泽东问黄炎培等人的感受，黄炎培说，在延安，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随后，老先生沉吟了一下，悠悠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却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说完，黄炎培静静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先生言之有理哇。他深深吸了一口烟，神色凝重地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意义非凡。

1949年3月23日，離开西柏坡即将动身前往北平时，毛泽东立在河滩上凝视着远处，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收回目光，挥着大手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历史就是检阅台，人民就是裁判员。

记住《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谁维护执行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一路前行，风雨无阻。

谁违背扭曲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深陷泥淖，寸步难行。

2013年7月，结束在广饶大王的采访后，我们终于有幸目睹了那本被印错书名的《共产党宣言》。

如同一位世纪老人，时光的淘洗已使这本《共产党宣言》残缺不全，它的每一缕褶皱里，都透着老态和沧桑。立在它面前，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它蓬勃强旺的生命力与激情。

我们坚信：这段《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及在其引领下闹革命的鲁北平原上农民兄弟的诸多故事所汇聚成的国家记忆，无论历经多少岁月，都将永远鲜活，永远璀璨，直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