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远方去》指向什么样的“远

李广良

1952年11月23日，19岁的邵燕祥写下了这首《到远方去》。

“远方”，即使对这个时代来说，仍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当高晓松说出“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时，“诗与远方”就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价值。然而，作为“眼前的苟且”的相对者，“诗与远方”对于“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苟且者在苟且于日常的平庸之时的内心渴望呢，还是抛弃当下的苟且而毅然决然地远行呢？是艺术家的想象还是行动家的实践呢？我们真的有勇气到“远方”去吗？我们真的就不会患得患失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即使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当年人心中的“远方”。那个时代的青年怀有着“远大的”理想，那是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历史时间的终点。在此意义上，“到远方去”就是要去到共产主义的“远方”，而对这个意义上的“远方”的渴望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的“诗情”，使这个“远方”早日到来则是几乎所有青年的奋斗的动力。

当然，还有另一种“远方”，那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远方”，那是遥远的大西北。对北京的年轻人来说，祖国的大西北正是那荒凉的、古老的、神秘的、野性的“远方”。那里有荒漠、戈壁滩和雪山，有荒凉的古道，有雄关和铁血的故事，有盐池和油田，有所有激发青年人对“远方”的想象和激情的元素。

19岁的邵燕祥“青春正好”。作为记者与诗人，他对时代的变化极为敏感，而“诗情”“人意”也正蕴蓄于此对“时-代”的敏锐意识之中。他后来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