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政治与古罗马政治的区别

◎文/广东·肖锡光

西周政治的设计，对王权政治而言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在政治工具十分落后的三千年前，维护如此庞大一个农业帝国的基本架构，稳定四百年，动荡二百年，斗争二百年，实属不易。

想到西周时，自然而然想到几乎同一时期的古罗马。罗马帝国的形成，经过一个艰难的扩张过程；而西周的确立，似乎就在一个晨昏之间。

牧野之战前，有一场雨。这一场雨到底下在哪个时刻，记载有分歧。《史记》云：“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而《国语》韦昭注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史记》认为是出发前，而《国语》注认为是到达牧野后的排兵布阵时。这场雨的时间或许就是此次重要占卜的时间。大战在即，神判的结果是不吉，这是多大一个凶兆！这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钓鱼高手姜尚。“群公尽惧，唯独姜尚强劝武王万不可退。”于是，他们焚毁这次占卜的龟板而深埋之，不再提起占卜的结果，果断进军。

利簋铭文云：“克昏夙有商。”这与其他文献记载完全吻合，牧野之战开始于清晨，结束于黄昏。利簋是记录牧野之战的最直接的文献，几乎是当事人亲手记录的，虽然寥寥数语，时隔三千年，温度尚存。

孟子为了突出正义来临的艰难，盛世肇始之惨烈，特地用了一些很夸张的词语，如“血流漂杵”来描述这场战争。一场凌晨开始，黄昏结束，对手多人反戈的战争，惨烈到什么程度真不好说。如果姜尚不极力劝进，是否还有武王灭商之变？如果周不代商，中华文明或将有另一样完全不同的轨迹。如果姜尚不在渭渚垂钓，而是继续在朝哥宰牛，是否将会有这些故事？杨朱临歧路而大哭，大概在那一瞬间，他体会了偶然选择所必然产生的历史性落差，这种落差的会聚，瞬间撕裂了一个个体的理智与情感。

王国维曾惊叹，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大一统的政体、文化，自西周已经开始完成至关重要的基础。秦朝只不过是一个修订过的加强版。当然，这个加强版在后来使用了更长时间，长达二千一百多年。西周的血缘政治，为秦的皇帝制奠定了基础。没有血缘诸侯的家天下，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皇帝政治。西周是家天下的散户版，秦以降是家天下的庄家版。

王国维所说的政治变革，应该是指西周政治架构的变化。古希腊是城邦制的，殷商是部落制的，各城邦和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很类似。古罗马是帝国，西周也是帝国，但是这两个帝国的形态却非常不一样。古罗马帝国不但允许多种神、多种信仰存在，给被征服者还留下很大的空间，罗马政府只是派出他们的行政代表去各国征税，起到一种督导作用。而西周帝国给被征服国派出的，则是直接统治者，是诸侯王，诸侯王都是周天子的亲戚或者核心功臣，这叫以藩屏周。这是罗马封建与西周封建最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也是中国和欧洲后来社会形态差异的直接开端。罗马皇帝倒下了，各国还是各国，周灭亡，大家都是中国人。经过西周四百年，华夏大地不再存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看上去大家都是一家人，关键是谁来当家长而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仅仅是说王权广大，也意味着一种国家认同。南方辽阔的楚夷，也不由自主地加入这样一个“天下”。可见，一个发达的中央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后来，随着罗马王室对基督教的承认，罗马征服的历史逐渐演变成基督教征服的历史，随着西周礼乐文化的确定和成熟，西周的征服也逐渐变成礼乐文化的征服。罗马帝国灭亡，一个宗教共同体形成了；周灭亡，一个文化共同体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