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回眸与展望:价值取向、研究范式与核心主题

2020-06-03 04:01洪秀敏朱文婷张明珠
学前教育研究 2020年4期
关键词:政策研究教育政策学前教育

洪秀敏 朱文婷 张明珠

[摘 要] 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不断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回顾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相关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始终坚持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应呼应国家重大政策、服务时代与社会变革需求、关注事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体现了对公平和质量的持续求索,日益关注弱势群体及精准扶贫,并从宏观探讨逐渐转向对关键政策点的研究,重视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在研究范式上,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批判性分析范式、从理论思辨到实证研究的转向,实现了多元研究范式的并存和互补,研究视野随之逐渐开阔,并积极引入了跨学科视角。学前教育管理与办园体制、财政投入与师资队伍保障机制,学前教育资源扩大与均衡配置、弱势群体扶助、普惠发展,学前教育政策规范、质量保障及立法等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主题。

[关键词] 政策研究;教育政策;学前教育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一直将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证更多的儿童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同时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奠定良好基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制度体系,保证了学前教育事业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办与民办并举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不断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积极参与到政策起草和论证的过程中,为国家决策和学前教育政策的价值引领作出智力贡献,推动学前教育事业走上与社会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幼有所育,民生所向。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学前教育必须坚持深化改革,规范发展,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学前教育改革需要通过科学的政策制定,以确立清晰的方向和路线。为此,本研究通过追溯和分析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并深入分析当前政策研究的核心主题与进展,对推动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进而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价值取向的坚守与趋向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演变与其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学前教育政策并非“价值无涉”的。只有透析学前教育政策不同时期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方能澄清学前教育的本质所在。在对学前教育政策的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后我们发现,在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早已形成了一些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尽管历经时代的变迁,仍受到大多研究者的默默坚守。同时,随着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也悄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价值取向的坚守

1.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始终坚持对国家重大政策的呼应。

通过对知网中503篇学前教育政策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处于酝酿阶段,少量文献散见于基础教育政策研究中,专门针对学前教育政策的研究还较少。而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真正开始是在2002年,并于2010年迅猛增加,该年度相关研究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倍多,2014年以后,每年研究数量都在50篇以上(见图1)。2010年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其作为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勾勒了未来十年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宏伟蓝图,首次专章论述了学前教育发展问题。《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十条”)紧随之后出台,开创了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全新局面。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很多研究者在上述两个重要政策文本的指引下,开始关注学前教育政策中反映的关键性问题,其中仅是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思考就达到了14篇,还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围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即基本普及学前教育、[1][2]明确政府职责[3][4]和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6]立足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自2011年起,随着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逐步推进,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持续升温。在对知网中的所有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有高达58篇的文章以“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作为文章篇名的一部分,展开了相关研究。其中除了对政策进行宏观思考和研究外,[7][8]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调查与分析。[9][10]

2.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始终服务于时代与社会变革的需求。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在学前教育的变革中,学前教育政策既是其中变革的一部分,又承担着引领学前教育变革并服务于时代的重要使命。因此,在學前教育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们也一直遵循着服务于时代与社会变革的基本立场。

首先,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也不可避免会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可以看到,国外学前教育政策的经验介绍和推广一直是研究者们较为关注的。其中,对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学前教育政策的学习最多。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影响似乎更多是单向的,鲜有研究者将中国的政策研究经验推向国际化的舞台。其次,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学前教育的创新驱动发展产生了更多可能性,由此吸引了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和探索互联网+学前教育发展的新思路,以解决我国在发展学前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难题。[11][12]自2016年“全面二孩”人口战略政策出台后,“二孩潮”的到来将给新时代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据此,有不少研究者立足学前教育发展新需求,预测学前适龄人口变化趋势,从供需矛盾的视角预测未来学前教育资源的变动。[13][14]

3.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始终关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尽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学前教育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我国教育整体发展情况来看,学前教育在各个时期均是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最薄弱环节,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关注事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15]农村学前教育发展、[16]学前教育财政投入、[17]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滞后[18]等,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与建议,对于及时发现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短板,为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政策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力支撑。

(二)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价值取向的变化与趋势

1.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更加趋向对公平和质量的持续求索。

教育公平已成为国际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大力发展和普及学前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一环。自“国十条”颁布以来,研究者致力于从学理层面辨明学前教育公平的基本内涵与理念,从阶层公平、[19]区域公平、[20][21]城乡公平、[22]不同办园体制幼儿园公平发展[23]等视角围绕学前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展开了深入实证研究,充分发挥了学前教育公平研究从学术到政策的参考功能。

与此同时,质量成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另一基本价值追求。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研究主要回应了质量在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意义、学前教育质量的构成要素和判定方式、学前教育质量的现实状况,以及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路径四个焦点问题。与西方国家一样,对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深入探究已经引发了学界对技术理性视角下“质量话语”的批判和反思,并引发了学前教育质量话语的文化性、人文性和主体性转向。

2.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日益关注弱势群体需要,尤为重视精准扶贫。

学前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必须关注弱势群体的需要,并通过科学研究实现精准扶贫。一方面,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的融合,通过对发达国家学前特殊教育制度和经费支持制度的相关探索,为我国学前特殊教育的开展提供思路,[24]并进一步通过对国外大型资助项目的分析,为我国弱势群体学前教育的完善提供指导和借鉴。[25][26]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聚焦当前国内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忽视弱势群体中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27]除此之外,随着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成为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者日益关注的重点,[28]力图通过揭示农村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也尝试对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进行政策效果评估。

3.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从全局性的宏观探讨转向关键政策点的研究。

在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开始的初期,对于政策研究更多是宏觀的思考和顶层设计,不少研究者对国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与经验进行了整体介绍和思考。这一阶段呈现出的学术取向反映了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正处于初步摸索阶段,但是随着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聚焦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例如从对学前教育公平、普惠的关注,逐步深入到学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弱势群体的扶助以及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从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追寻逐步聚焦到如何对学前教育过程性与结果性质量进行监测与评估。可以看到,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正在从宏观探索逐步转向关键政策点的研究。

4. 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开始逐步关注政策中的多元利益主体。

近年来,有少数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政策研究中多元利益主体的重要性,开始将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作为评估政策效果的重要参考。例如基于新公共管理理念视角,有研究对园所教育质量保障中的重要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进行深入考察。[29]还有研究者从不同利益相关者出发,探讨其在幼儿园中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试图构建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氛围。[30]总之,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进行思考和研究是学前教育政策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在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政策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将是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未来的一大发展趋势。

三、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范式的回眸与转向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在进行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时所采用的约定俗成的、一般的研究图式,是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31]纵观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变迁史可以发现,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演变经历了由结构功能主义向批判性的政策分析、由理论思辨向实证主义转变的整体趋势,并在研究视角上趋向多元化。

(一)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逐渐转向批判性的政策分析范式

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和组织、内在机能和特性的有机系统,其为早期的政策分析与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视角。但过于强调正式制度的分析而忽略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弊病,易导致政策分析对教育政策活动逻辑的理解有失偏颇。[32]研究初期,学者们更倾向于对西方学前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而关于为什么出台政策的非制度层面的分析和解读不够,这一定程度上受阻于文化价值观的隔阂。该时期内政策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厘清了政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突破政策本身的弊端以及如何将国外政策应用到中国等的分析不够深入,改革建议仍然存在形而上的倾向。

随着研究的不断成熟,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渐渐弱化,学者们开始持批判思维看待教育背后隐藏的权力本质,并对其进行深刻的揭露。[33]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种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分析范式,有利于打破政策固有的阶级性,更好地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宏伟目标。此外,批判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还转向了政策文本以及政策实施的过程。如对普惠性民办园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当前普惠性民办园政策制定忽视了教师权益的保障。[34]又如近年来对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35]的研究关注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评价。

(二)从理论思辨到逐步关注实证研究的支持,实现多元研究范式互补

理论思辨范式的研究者旨在通过对关涉学前教育政策的概念、命题进行归纳、演绎、总结等,以辨明相关主题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其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有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时间跨度看,该范式贯穿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始终,并仍然占据研究的主流。从空间跨度上看,该范式涉及对国内、国际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发达国家(美国、英国等)、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等)等学前教育政策的引介与研究。从主题上看,该类研究涉及对某一具体政策的横向研究,如对学前双语政策[36]等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某一历史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纵向研究,如对近十年英国幼儿教师职前教育政策的研究[37]等。

21世纪以来,受西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者也开始在政策研究中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以提高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该时期,研究者通过科学的测量与统计,描摹某一政策带来的实际效用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通过新型数据软件如UNICET、NVivo、CiteSpace、R等对政策文本的挖掘与计量分析,使研究结果更加可视化。

(三)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并积极引入跨学科视角

在21世纪之初,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视野相对窄化,集中在对学前教育财政、投资政策、对弱势群体和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等较为宏观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政策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逐渐拓宽,主要体现在对0~3岁婴幼儿政策、教师政策、质量政策、课程政策、普惠政策的关注。

近年来,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开始积极引入其他学科视角,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例如有研究者引入经济学视角对学前教育投资制度进行研究,通过公共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8]等问题进行梳理;通过文化资本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诸多社会学理论以及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公平、质量进行剖析。“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以来,相关学者还积极将人口学与政策的交叉内容进行研究。[39]

四、当前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最新进展

当前,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在价值取向与研究范式转向的交互影响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心主题,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学前教育公平普惠政策研究、学前教育规范与优质发展研究三个方面。

(一)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制度保障

1.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研究。

管理体制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领导与保障作用引起了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并主要表现在对管理体制问题以及优化对策的探讨上。研究者发现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着行政领导与管理力量不健全、[40]各级政府间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明确、联席会议制度有名无实等问题。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有研究者也开始关注3岁以下照护服务的管理体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41]为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有研究者提出应明确“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政策,将权力上移到中央或教育部门,并注重建立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体系,并发挥地市和乡镇的职能。[42]此外,国外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经验表明应注重通过绩效管理来提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成效。[43]

2.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机制研究。

财政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均衡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机制的重要问题,为此,研究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研究强调通过国家层面刚性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的实现。其次,应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和家庭积极参与的投入体制,建立逐步增长、科学规范的学前教育预算制度,明确7%的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比例等。再次,投入机制的建立要以公平和普惠為基本价值取向,对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省份、不同办园体制幼儿园、不同经济基础的家庭给予财政支持,关注弱势群体财政投入。[44]随着投入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正从对加大总量、完善分担机制的关注逐步走向对投入结构和投入效益的关注。

3. 学前教育办园体制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幼儿园的办园体制已从过去单一的以公办为主转为多元化办园的格局。这一领域研究者主要从办园体制的问题,财政投入与办园体制、教育质量的关系,办园体制的完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问题方面,主要存在缺乏统一的公办民办一体化公平竞争平台,[45]公办园体制改革空间狭窄,[46]民办园支持系统滞后[47]等问题。其次,学前教育存在“公少民多”的结构性失调现象,数量更少的公办园却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投入,民办园在享受政府成本分担和优质师资等方面,与公办园存在较大差异,并容易造成公、民办幼儿园办园质量的差异,进而影响学前教育公平。为完善学前教育办园体制,应努力营造公、民办幼儿园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扶持民办园的机制;[48]引导并支持民办学前教育向多元化、普惠性方向发展。

4. 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研究。

近年来,学前教育师资队伍面临着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待遇不落实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对学前教师资格制度、福利待遇、晋升制度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在师资供给上,研究者提出了扩大本专科层次招生与培养规模、加大中小学教师转岗培训、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府购买服务等举措;在资格制度上,需进一步健全并严格落实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通过资质认证、准入执照和进修证书三位一体的新体系,完善资格证书体系。[49]为保障教师工资待遇,研究者建议加大对学前师资的财政投入力度,明确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逐步完善教师薪资结构。在晋升方面,当前的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未单列,有不少研究者呼吁应该尽快将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与中小学分离,建立独立的支撑体系,并将民办幼儿园教师全部纳入职称体系之中,将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定权适当下放,打破聘任终身制度。

(二)推进学前教育公平、普惠的政策研究

1. 学前教育资源扩大与均衡配置研究。

研究者针对资源扩大过程中的问题、资源配置中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及对策展开了丰富的论述。在资源扩大的问题方面,研究者基于人口预测数据,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下学位资源将更加紧缺,“入园难”依然存在。为此,应根据在园幼儿规模的变动趋势,通过改扩建或利用闲置资源等方式解决新增幼儿入园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动态的学前人口统计和预测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方面,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学前教育政府成本分担呈东西高,中部凹的局势。[50]在城乡资源配置方面,农村学前教育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失衡、供给质量不高、供给机制落后的突出问题。[51]为解决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首先,可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构建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库,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其次,公共财政、优质师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点倾斜,对于区域间与区域内学前教育的发展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维护资源配置的均衡。[52]

2. 针对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扶助研究。

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以及国外弱势群体资助政策两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从弱势群体的类型来看,相关研究要包括对经济困难儿童、随迁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的扶助政策及其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研究。其次,对处境不利儿童学前教育资助政策的国际经验研究也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美国低收入家庭政策、[53]残疾儿童学前儿童政策、[54]英国EPPE项目[55]等。从资助范围、经费来源、质量提高和政策保障等方面为我国弱势群体保障政策提供了先进经验,并确立了立法保障、政府主导、公平公正、多元扶助、項目依托的扶助建议。[56]值得注意的是特殊儿童学前教育公平政策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应加强我国特殊儿童学前教育政策研究。

3. 学前教育普惠发展研究。

普惠是新时代学前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与趋势。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关于学前教育普惠性的内涵研究、问题与策略研究、发达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相关经验研究。[57]在内涵方面,从已有研究者的界定中,可以归纳出普惠性幼儿园至少应有三个特征,即面向公众、价格合理以及质量有保障。在具体扶持策略方面,研究者认为应该明确政府在政策制定、财政投入、监管、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责任。[58]在发达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借鉴方面,研究者分析了英国、[59]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的启示,[60]对我国免费学前教育机构的准入、经费投入,加强政府对利益相关者的引导与合作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三)学前教育规范、优质发展的政策研究

1. 学前教育政策文本研究。

学前教育规范发展离不开一系列政府文件的出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政策文本涉及事业发展、专业规范、行政管理、师资建设、安全卫生、园舍建设、玩具教具、布置工作等八类,[61]逐渐形成了一套学前教育规范管理体系政策。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从政策工具选择偏向的角度出发对重要的学前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研究。[62]在已经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学前教育的政策文本中,值得提出的是2018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的首个文件,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表明了政府的核心立场,阐明了政府的责任担当,声明了政府的底线所在,并指明了政府的态度倾向。

2. 学前教育质量保障研究。

主要包括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问题研究、国外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的经验研究。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主要存在质量保障和监测主体不明,质量监测体系仍未建立等问题。[63]在国际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方面,如OECD提出的保障早期教育质量的政策杠杆主要包括制定质量目标和最低质量标准,制定和实施课程与学习标准,提高教师资质、改善教师工作条件,促进家长和社区参与,完善数据的收集、监测和研究。[64]美国提出了教师质量保障体系,学前教育评估、激励与问责体系,学前教育科研立法保障体系,家庭指导与服务体系等四个方面。[65]

3. 学前教育立法研究。

关于学前教育立法,研究者主要围绕立法的重要性、价值取向、重点内容、国际学前教育立法启示等方面展开研究。在立法重要性方面,研究者认为学前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要求立法。[66]在价值取向方面,秉承并强化公益普惠、政府主导、公平和均衡成为主要的共识。在立法内容方面,有研究者提到需要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地位、政府职责、投入体制、办园体制与教师身份待遇等作出明确规定。[67]在国际学前教育立法经验方面,主要美、英、德、澳等国学前教育立法简况与执行情况进行介绍。这些研究对明确我国学前教育立法中政府责任与义务,明晰学前教育立法的具体细则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五、反思与展望

进入新时代,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保证了学前教育事业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积极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为实现学前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供了智力支持。从对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梳理来看,当前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日益关注多元利益主体,强调公平、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倡导,并为其提供一系列的体制机制与制度保障。从研究范式来看,也日趋实证、强调跨学科、批判性的理论视角。尽管近些年政策研究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仍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且研究多为理论思辨,也更多的是围绕当下政策热点展开。为了更好地解决学前教育根本性、基础性的政策难题,未来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应更为充分地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致力于能够为前瞻性地制定促进社会改革发展的学前教育政策提供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逐步构建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政策体系,并通过研究者的声音将我国最新的学前教育政策改革实践与经验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化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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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Value Orientations, Research Paradigms and Core Themes

Xiumin Hong, Wenting Zhu, Mingzhu Zh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re issues, progres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this study traces back and examine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ere is a continuous pursuit of attention to quality and fairness;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disadvantaged children, especially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ge from macroscopic research to key policy points. The main three topics of the study includ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fairness and universal benefit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standardized and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specific research paradigm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changes, from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alysis to critical policy analysis paradigm; from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to step-by-step atten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 support, and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research paradigms; research horizons are gradually broadened and introduc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ositively.

Key words: policy research, education polic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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