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面前需考量

邓忠强

东晋陶侃（公元259年—334年），年轻时当“鱼梁吏”，做了一个负责监察鱼梁事务的小官。他天天都要巡视管理官府的鱼池鱼塘，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管鱼的人自然有吃鱼的便利。

他出身于贫寒之家，曾派人送一陶罐腌鱼给母亲，以表孝心。但陶母谌氏却不受，把原罐封好交给送来的人退回去，同时附了一封信责备陶侃，说：“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意思是说，你做个小官，拿公家的东西赠送给我，不但不能使我受益，还会增加我对你的担忧啊。（《世说新语·贤媛》）

照别人看来，儿子是管鱼的，拿一点鱼又有何妨，然而此事却受到了陶母的责备。原因在于陶侃送来的鱼是“官物”，拿公家的东西送给私人（即便是自己的母亲），这是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沾公家的便宜揩公家的油。再说，为官者如果萌生了贪欲，今日小官小拿，明日大官大拿，何谈克己奉公、刚正清廉？莫要小看区区一罐鱼价值几何，但从大处看，却能从中看出一个人道德品行之高下优劣。

陶母看清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所以对儿子“赠鱼”不但不喜，反而为儿子的品行修炼担忧。于是，她毅然“退鱼”，以实际行动告诫儿子，既然为官，哪怕做个小官小吏，也要做到公正廉洁、公私分明，切不可忘了做官的正道和做人的操守啊。陶母如此“小题大做”，正表现了她的深明大义和高见卓识，其言传身教的“示范教育”，传为千秋佳话。陶侃听了母亲的教诲，靠自身努力，后来成为东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官拜大司马，前前后后带兵41年，执法严明，办事认真，爱护百姓，赢得了人们的衷心爱戴。

由陶母教子，我想起了战国时期鲁国相国公仪休，也有一则“拒不受鱼”的佳话。（《韓非子·外偖说右下》）有人知道公仪休喜欢吃鱼，便投其所好，私下送鱼（行贿）给他，遭到拒绝。送礼者大惑不解：“听说您嗜好吃鱼，我不过表示区区一点心意，您为何不收呢？”公仪休回答：“我现在当宰相能自己买到鱼（自给鱼），如果收了别人送的鱼（受鱼，受贿），接受别人请托，徇私舞弊，国君就会罢免我的相位。丢了乌纱，别人不会再给鱼，自己也无禄自给鱼了。所以，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只要守法不被免相，还愁不能天天买到鱼吗？”

寥寥数语，坦荡直白。——公仪休之“不贪”，缘于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保位保禄以便“能长自给鱼”，从而满足自己“嗜鱼”的生活欲望。平心而论，这种识见固然算不得多么高超，但他能把个人嗜好同守法联系起来，好吃鱼而又不忘守法，这就很难得了。在个人欲望面前，公仪休善于权衡得失，懂得受贿可以危及相位的利害关系，知道暂时的“失”（拒收鱼），可以换来永久的“得”（当宰相能“长自给鱼”）;一时的“得”，则会付出“失”的沉重代价。这表明公仪休并不糊涂，还相当精明：爱吃鱼，但不收别人送的鱼，结果反而总有鱼吃。——这一套逻辑推论有相反相成之妙，其深刻之处则是有一个“守法”的大前提。因为要守法，必然拒不受禮索鱼，公仪休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为政清廉的好名声，自己还每天都有鱼吃，岂不快哉！

历史上“拒不受鱼”的故事还有很多，倘广而言之，鱼者，欲也。人人都有欲望，而且梦寐以求，希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但是，“欲海无边”，不是任何欲望都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个人私欲必须置于道德法纪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去占有他人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那就是贪了。贪是私欲膨胀的结果，在现存的社会里，人可有私，但不可有贪。为官不贪，即使非国之贤臣，至少在这方面是一个好官;为人不贪，即使非贤人，至少在这方面是一个好人。

可见欲望需要节制，决不能放纵。靠什么来节制呢？公仪休用他的一套“守法”逻辑来遏制私欲，才保全了自己的廉洁;陶母以道德诫勉来教育儿子立德立人，才成就了陶侃的功业。两则故事表明，欲望面前需考量的不仅是名利得失，还有道德素养和法治精神。这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正确对待欲望，树正气，拒腐败，仍有现实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