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门书派书法风貌窥探

李 源（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汉末至魏晋时期，以卫觊、卫瓘、卫恒、卫铄为代表的卫家四代人笔翰粲然，创造了独具特色、享誉河东的书法辉煌，为书法传统之承继作出了关键贡献。康有为在碑学体系中亦提出“钟派盛于南，卫派胜于北”，“后世之书，皆此两派，只可称为钟、卫”，足以见得卫门书派在书坛举足轻重的地位。遗憾的是，卫门书派距今久远，又因晋代禁碑，所以流传后世的碑帖甚少，致使今日我们无法对其书法风貌有全面、直观的认识。欲洞察其貌，只能通过相关书法遗迹与后世史实材料寻找信息，推测他们的大致形貌。

魏晋之际，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度腐朽、社会矛盾的急剧冲突，也有着相对的统一与安定、繁荣与进步的时期和地区。如晋武帝统一中国，有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之治”，人口增加一倍以上，这显然与晋统一天下，招集流亡，督促婚嫁、安扶民心、发展生产、加强统治的有效措施有关。东汉以后，黄河流域已普遍使用牛耕种田，农业技术已相当进步，加上北方兴修水利，垦田减税，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晋武帝时，荫佃客制的颁布解放了一部分农民，进一步缓解民生困顿，调和社会矛盾，对统一后的西晋起到了安定作用。

东晋和南朝共计二百七十余年，大体上是安定平和，经济和文化发展得很快。大批北方上族避乱南下，南方士族附归政府，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这期间，还有谢安、谢玄诸将北伐收复六州之壮举，显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加之大量劳动群众也由北方流入江南，推动了南方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炼钢、造纸、制瓷技术的重大进步，使建康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这些都表明了东晋社会的相对稳定。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魏晋士族享有特权，生活优裕、礼法疏松、思想自由，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创造了较好的思想条件。这一时代，哲学和美学思想、文学思想、艺术思想等都形成了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这种活力表现在：既有唯物主义思想对名教、图谶的发难，又有蔑视教化强调放任的向往；既有老庄佛道的争辨；还有对自然超脱的崇尚。可以说，自由活跃，百家争鸣是思想文化的突出特点。

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动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发展与形成，使得卫氏家族依凭先祖深厚的儒学积淀“自代郡征”，成为河东安邑的名门望族。《晋书》记载卫氏先祖卫罵汉明帝时以箭孝自代郡（今代县一带）征至安邑，居功至伟。及至罵卒，后世子孙遂定居于此。百余年，家世不替，遂成望族。从《三国志》亦可知他们自幼即秉受到良好的文化照陶，及长、多能事君立朝，刚直不阿，才识博雅，处事如流。更重要的是卫氏家族数世雅好书法，递相授受，流泽不绝。对于书法巧拙的界定，在古时囿于实用，原本不甚分明。至汉时，纸、笔、墨等工具次第改良进步并为士族逐渐普及使用；同时，且能书之士渐为世人所尊重，名之所在，众争趋之。于是书法遂成为士人之重要科目，专门艺术。①

《宣和书谱》称卫氏一门“家学相传四世不坠，盛哉。遂与王谢家遗风余习相季孟也”。若无如此优厚的文化积蕴与书学传统，卫门书派要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功是几乎不可能的。其家族的发迹，始于卫觊，《全三国文-卷二十八-魏二十八》中有记载：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曹公辟为司空掾，除茂陵令，再迁至尚书。魏国建，拜侍中。文帝即王位，徙尚书，寻还汉朝为侍郎。及受禅，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明帝时进封阌乡侯。卒，谥曰敬侯。居于统治阶级的高级层次，自然占有文化的制高点，而书法又是其须臾不离的重要技能。

真正使得卫氏一门跻身当时一流门阀士族之列是在卫觊之子卫瓘时期。伯儒老来得子，在六十五岁时才有了伯玉，十年后伯儒过世，伯玉便承袭其父之爵，二十岁便入仕途，可谓少年得意。后经历曹魏、西晋两朝，参与灭蜀、平钟会之乱，东降乌桓、西间力微，先后任通事郎、中书郎、散骑常侍、侍中，后转任廷尉，成为九卿之一，是朝中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在《晋书-列传第六》中有记载：卫瓘，字伯玉，河河东安邑人也。高祖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父觊，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袭父爵阌乡侯。弱冠为魏尚书郎。时魏法严苛，母陈氏忧之，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转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职称，累迁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以定议功，增邑户。数岁转廷尉卿。

关于卫恒，史书记载其生平较少，多以其书艺、书论方面述之。《晋书-列传第六》载：晋武帝太康二年（二八一），有一个叫不准的汲郡盗墓贼挖开了一座战国时魏襄王的陵墓，从中发现大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竹简。晋武帝司马炎命中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和娇等人负责整理释读，这其中就有卫恒。公元二九一年，卫瓘、卫恒及其兄弟卫岳、卫密、卫裔一同被害，可以说，觊、瓘两代人通过积极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而获得政治高位，但最终也成为西晋统治者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而卫氏一门从此开始凋零。

卫铄即卫夫人，字茂漪，乃王右军启蒙老师。一生跨越西、东晋两个时代，四十六岁以前在西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书法家。作为女性，史书并无过多记载，其生平主要见于后世的书法文献之中，故关于其在卫氏中的身份，有记载说其是卫恒从女，一说卫恒之从妹，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期间，是书体、书法发展的重要时间。当时隶书乃通行书体，小篆亦偶尔使用，但一些新的书体也已经走过萌芽状态，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阶段具有承上启下之意义，其特征是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产生较晚的正、行、草书也已渐趋定型和完善。而卫氏祖孙四代人所擅长之书体及书风，恰恰可以理出一条这一百余年书法发展的轨迹。

关于对卫门祖孙四人所擅书体之描述，后世有许多重要的文字记载。

南朝宋羊欣著《采古来能书人名》载：河东卫觊，字伯儒，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三国志》卷二一《卫觊传》中称其“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擅”，唐张怀瓘《书断》描写卫觊提到：“尝写（邯郸）淳《古文尚书》，还以示淳，淳不能别。”“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并将其古文、小篆、章草、隶书一并列为能品。

卫觊善古文（大篆），其子孙却无以古文名世者。卫铄工正书，而乃父乃祖却都未以正书得誉于时。卫瓘工行书，卫恒的散隶本来就行草参半（见《一日帖》）。卫铄工正书，但正书中亦间出行书（见《稻首和南帖》“昢咄通人”数字）。仅此百年间，就可以看出书法为切便实用，而篆、隶，草、正、行渐次递演的轮廓，这是书法发展到汉末魏晋出现的合乎逻辑的现象。

卫氏书法经祖孙四代不断发展，结合时代具有创新意义，但整体上一脉相承。他们四人工擅之书体囊括了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正书、行书等举凡书法中通行的所有书体。但隶书、草书是他们共同擅长的书体，（按：卫恒“散隶”，实亦章草一类）。这说明隶书在当时仍占统治之地位，而章草则是隶书的快写，是日常实用的产物，正说明这些书法家都具有趋时应变的精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卫瓘创柳叶篆、草稿书，卫恒创散就（飞白书），说明他们在表现手法上具有创造精神。这些创造对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有很大作用：“草稿”是“相闻书”为后世简札之宗；“散隶”“拘束于飞白，潇洒于隶书”，“笔动若飞，字张如云”，可见较一般通行的行草书更加活脱和生动。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传卫第八》中认为：“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皆此两派，只可称为钟、卫。”康南海只出了今天书法传统的根源，充分肯定了卫门书法的历史之地位。

对于卫觊的书法，羊欣评曰：“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书断》也说：“草体伤瘦，笔迹精绝。”

卫瓘书法，《书断》评曰：“时议放手流便过索（靖），而法则不如之，……遂至神妙，天资特秀，若鸿雁奋翮，飘飘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王僧虔在《论书》中也曾说“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

卫恒书法，袁昂说他“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李嗣真《书后品》说得较为明白，“至于卫、杜（预）之笔，流传多矣。纵任轻巧，流传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谅少俦匹”。《书断》评：“潇洒于隶书”，“体含风雅”，“悠然独往”。

卫铄书法，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出：“卫夫人隶书尤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数，穆若清风。”袁昂《古今书评》述“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唐人也有类似说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对于技法的理解也十分独到：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里论述的笔法竟然完全脱离了就事论事的笔画本身，而直接用设喻后的视觉效果代替技法解析。”②

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中提到：“靖与卫瓘俱以草书知名，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汉，晋相承草法”。清代刘熙载《艺概》中指出：“卫瓘善草书，时人谓得伯英之筋，犹末言骨；卫夫人《笔阵图》乃始以“多骨丰筋并言之”。”唐张怀瓘《书议》中认为“千百年间得其妙者，不越此十数人”中列入了卫瓘、卫夫人，而且认为卫瓘的行书胜于王珉、王洽、王导、谢安，而章草胜于王羲之、钟会、王献之、皇象。

上引前人书论，向我们展示了汉末魏晋之际书法发展的一条线索：卫门书派与索靖同追后汉张芝草法“实同一源”，然随时代变化亦有诸多不同：卫觊书法以雄强称，康有为评其《受禅碑》“视虎顾，雄冠时”，可见其沉雄豪迈为一时之冠。由于并无传世作品，只可根据其子书貌来判断：严中有瘦郎的味道，笔法当是比张芝规矩得多，仿佛皇象、钟之间。

卫瓘书法“得伯英之筋”，“率情运用”，“放手流便”，“笔势明劲”，继承了其父劲健挺拔的风格，但是已不如其父气度之宏伟。其遗作《顿州帖》体现了十足的魏晋风度。与同时代的王、谢书法比，似乎更简洁一些，“中原古法”也许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圆润含蓄，不激不励，笔调顿觉典雅和润，无天骄之态，有质朴之风。因为《顿州帖》的韵致与笔调实在很近似残纸，可能与陆机《平复》和发于新疆地区古楼兰遗址的《为世主残纸》有几分类似。

卫恒书在气势上则又逊卫瓘一筹，“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虽仍存刚健之气，但已较多地显示出娟媚的意态。卫恒书法所以如此，或以其年龄、修养均不及其父祖老，但更多地还是受了时风的影响。我们仅能看到其作品《一日帖》用以分析、实难论断，又论者谓其书“轻巧”“风端”“刚健”“详雅“开张隶体”“微露其白”，与卫门书法的正宗风格有几分类似，《一日帖》对照《顿州帖》，便不难发现此乃一脉相承，在这一点上他一定是近于父，远于祖的。他的笔势要短促，近似钟、卫，而有显别于张芝、大王、小王。如果说皇象、素靖，陆机的革书，字字独立，夸张捺笔，求意很浓的话，对应的张芝、大小王则要流美连得多，而卫恒的书法极少连绵，却少隶意，属二者中间。

卫铄的传世作品，有小楷《和南帖》传世。她的书法“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书法正传》）。卫铄“规矩钟公”，故其书亦如“插花美女，低昂美容”，“美女登台，仙娥弄影”风格与钟出于一辙，其先人那种唯气势上，多了几分圆润与规整，以筋骨为上的豪迈气概几乎不存。

总括上述评语，卫门书派的书貌，大概可以这样描述：笔精体瘦，筋骨兼备，流便轻巧，笔力内含，清丽秀媚，天姿神妙，率情纵任，潇洒风雅。

从卫觊到卫夫人，我们还可以探得这样一种消息，即卫门书派特点由古质而渐趋今妍，至卫夫人几乎尽是丽媚了。而“媚”，在魏晋时期是一种特定的审美风尚，并非如韩愈所言“羲之俗书趁姿媚”那样与“俗”有关联。魏晋士大夫推崇的女性般的阴柔之美，大概有点类似西方美学中的“优美”这一审美范畴。所以“媚”是一种赞美。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梳理了书法的一个系统：“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③康氏举出北朝书法的著名书迹，认为都是卫门“法裔”。《吊比千文》为崔浩书，浩习父宏，宏习卫氏。而《吊比干文》又为遂良、薛稷、柳公权、沈传师书法的蓝本，所以卫门书法实在也影响着唐代的书法。虽然卫派盛于北，钟派盛于南，但卫铄是钟繇之徒，亦是王羲之的蒙师，所以南朝书法也无法摆脱卫门的影响。所以康氏说卫门的传人“如黄帝子孙散在海宇千万年，卫门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深刻地解释了卫门书法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卫夫人《近奉帖》 载于淳化阁帖游相本清晰版

钟繇《宣示表》

注释：

① 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53.

② 李毅华，李雪明.书论的语言形式及其思维模式[J].中国书法·书学，2018(01)：63.

③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传卫第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