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胡适趣记

2020-06-05 12:23王凯
同舟共进 2020年4期
关键词:黄侃白话文傅斯年

王凯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拜在章太炎门下,1914年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后辗转在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任教。

黄侃治学严谨,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终不为所动。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太炎师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再次希望黄侃写些东西。孰料黄侃看后初喜后忧,后来竟至脸白如纸,原来联中有“绝”“命”“书”三字,黄侃感到非常不吉利。巧合的是,几个月后黄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而去世,年仅50岁,据说章太炎后悔不已。黄侃一生虽未出版任何专著,却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胡适(1891—1962),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抗战爆发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应该同时派三个人出任驻美大使,方可抑制住胡适的能力,此三人应分别为文学家、经济家和雄辩家。

黄侃胡适的口水官司,是民国北大校园里的一段经典趣事。

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嫡传弟子,学术深得其师三昧,禀性也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人称“黄疯”。

关于黄侃拜章太炎为师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1906年章太炎到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总编辑。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深受留学生的欢迎。当时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黄侃并不认识章太炎,但经常看《民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章的文字极为钦佩。后来黄侃也为《民报》撰稿,章太炎视为奇才,两人就此结识。

1907年秋,黄侃归国省亲,临行前章太炎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

章太炎有意收黄侃为弟子,见他没有吭声,随即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了这话,正中下怀,马上叩头称弟子。章太炎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学生,曾对他说: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有些演义成分了,据说黄侃在日本时与章太炎住同一所公寓,而且还是楼上楼下邻居。一天深夜黄侃站阳台上撒尿,章太炎喜深夜读书,突然窗外一股尿味冲进屋来,大怒,对着楼上破口大骂,黄侃也回骂。次日章太炎遇见黄侃,问他:“昨晚骂人的是你?”是你先开口骂人的!”黄侃毫不示弱。“你叫什么名字?”“黄侃,你呢?”“章太炎。”

一听对方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黄侃连忙作揖道歉。章太炎有名士派,对昨晚的事毫不在意,邀他進屋叙谈,二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黄侃提出拜师,太炎也不推辞,于是黄侃便跪拜于地,向章太炎行磕头之礼。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之聘,到北大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这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囚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黄侃辗转打听到老师下落,前往探视。见老师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侍奉,同时请教学问。一连数月,黄侃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黄侃是个有名的“吃货”,章太炎却不重口腹之欲,给他做饭的厨子也极不讲究,黄侃深受其苦,于是怂恿章将厨子换掉。岂不知那厨子竟是政府派来的密探,专门监视章太炎的,此公贪污伙食费,油水大得很,恨黄侃断了财路,便把他赶了出来,不准再进门。

在北大校园里,黄侃很受学生欢迎,他的弟子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们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唱和。黄侃与学生之间的忘我唱和,后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的流行文化,被师生们称为“黄调”——据说当时“凡有学生处,皆闻‘黄调声”。

这时,北大校园里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就是刚刚留美归来的胡适。

1917年夏,因《文学改良刍议》而在国内爆得大名的胡适完成了留美学业,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和英文修辞学课程——这一年,胡适26岁。

据胡适的学生后来回忆,原来他们的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谈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这位从美国回来的洋教授却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这样不是误人子弟吗?同学们决定请胡适走人。但也有学生认为胡适讲课很有新意,不应该赶他走。这种情况下,大伙拿不定主意了,便派顾颉刚去请中国文学门(即后来的中国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商量。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其先祖傅以渐是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傅斯年继承了先祖的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国学功底深厚,深得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国学大师器重,黄侃更是将其视为传人,期望甚殷。他的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指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这就是同学们找他商量的原因。

傅斯年听了胡适几堂课,耳目一新,感觉很好,于是便对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的同学们说: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学生一句话保住了教授的饭碗,但胡适却对此事浑然不知,后来傅斯年也从未向胡适说起。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提及此事还颇为动情:“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听了胡适课后,傅斯年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相看,自此疏远了黄侃等章太炎门生,改投到了胡适门下。傅的同学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回忆:“当时真正的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绝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当时北大文科存在着新旧两大派系,胡适与黄侃分别是这两大派系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当时正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政治文化主张,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化革命;而黄侃等国故派的文化思想与胡、陈等人严重对立,对白话文痛恨尤甚。因为这些缘故,黄侃经常攻击胡,据说每次上课必先骂一通胡适后方才开讲,平常见到胡适,也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此公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黄、胡之间斗法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机巧、有趣又充满了智慧和硝烟味,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却很符合两人的性格。

胡适与黄侃同去赴宴,宴席中间,胡适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侃见胡适不加理会,又接着骂道:就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洒洒上千万言,学界中人大都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代表性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胡适,有人还讽刺他为“上卷博士”。黄侃曾拿此事在课堂上当笑话讲,他对学生们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知其故,询问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全班恍然大悟。

北大课间休息,众教授闲话京戏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评论说,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好。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众人闻言皆大笑。

胡适鼓吹用白话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黄侃听了对之曰: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某日,黄侃道遇胡适,便说:“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但我看你却不是真心。”胡适不解:“黄先生此话怎讲?”黄答曰:“如果你胡先生身体力行,你之大名便不该叫‘胡适,而应改为‘到哪里去才是。”胡适听后,竟无言以对。

黄侃攻击胡适的重点是白话文,有次他在课堂讲文言之美,又拿胡适开涮:“譬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后来胡适在课堂上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学生便提出疑问,并以黄侃所举之例反驳。胡适解释说:“这不一定,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回电用的白话文,非常省钱。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同学们纷纷拟稿,最终挑出一份字数最少、意思表达最完整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其中‘干不了即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有婉拒之意,又有表示感謝之意。所以,语言的简练,不在于白话文还是文言文。”

胡适与黄侃斗法的高潮是傅斯年反水。

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成舍我、汪敬熙、俞平伯、张申府、康白情、杨振声、顾颉刚、冯友兰等20多名学生,办了一份《新潮》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傅斯年原来是黄侃高徒,对于他的这个转变,陈独秀有些不敢相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

《新潮》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做顾问,胡适欣然应允。据顾颉刚说,傅斯年主编这份杂志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这当然是顾颉刚的一家之言,但不能不说他的这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在胡适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运作下,《新潮》获得了校方每月400大洋的资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他们也很照顾,专门在图书馆内拨了一间房子给他们用。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为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学作品。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了文学革命的宗旨,批驳了反对新文学的复古守旧势力。经常在《新潮》上发表新诗的有康白情、俞平伯、叶绍钧、杨振声、罗家伦、顾诚吾、汪敬熙、朱自清、刘半农等人;发表小说创作较多的是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等;经常为《新青年》写稿的鲁迅除写信表示支持外,还在该刊发表了小说《明天》和《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译文——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新潮》的编者和作者日后大都成了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新潮》也被人们誉为“小《新青年》”。

旧学派也不甘寂寞,在黄侃主持下,中国文学门三年级学生薛祥绥和张煊很快也办了一个名叫《国故》的刊物,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叫板。对于这份刊物,罗家伦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

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个杂志叫《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的。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掊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

两派学生不但在杂志上唇枪舌剑,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摩擦。杨振声曾在《回忆五四》中说:“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傅斯年、顾颉刚则与国故派的狄膺共居一室,狄膺“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于是傅、顾等人看不惯他的做派,便“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我与狄膺的孙女是朋友,据她说确有此事,傅斯年和顾颉刚常常‘欺负爷爷”。

1919年12月,傅斯年远赴欧洲留学。临行前,他在《新潮》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满怀深情地与自己亲手创办的刊物道别:“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敢决、最透彻、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英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文科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始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独自称霸时期,他们大都没有出过国门;进入民国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打击桐城派势力,聘请了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一大批留日的章太炎门生,开始了章氏弟子的黄金时代;章太炎故交兼乡党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愈加巩固,但与此同时,一批留学英美的学者如胡适等人也进入了北大,开始与章太炎门徒分庭抗礼,并逐步成为北大的骨干和主流。北大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留法出身的,他们与留日生的资格、年龄都相仿,有些还是先去了日本然后又去了法国。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自然而然地与留日生們走到一起,所以后来也将他们与太炎门生合称法日派,与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相对应——其实所谓的英美派和法日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派和旧派。

后来黄侃因与钱玄同等同门不谐,南下武昌教书。法日派遂以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和马裕藻、马衡为主力,这就是北大有名的“三沈”“二马”。英美派则以胡适、陈源(陈西滢)为核心,后来又加上徐志摩、傅斯年等,阵容也很壮观。两大派系明争暗斗,互相攻击,英美派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阵地,法日派刊物则是《语丝》和《京报副刊》。两派刊物擂鼓摇旗互骂,所骂内容只有北大中人知晓,外人听了都莫名其妙。对于当时的情况,顾颉刚在其自传中这样描述:

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

事实上,直至1920年代法日派依然在北大呼风唤雨,与英美派的抗衡与争斗,也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代初。1930年,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取代马裕藻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一职——至此,两派之间的争斗才见分晓。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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