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美术馆的公共文化之路
——以浙江为例

毛巍蓉

（浙江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

2016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该条例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做了界定：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而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长，它区别于以往的社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概念。《保障法》指出：“本法所称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该法的推出，促进了公共文化的发展，美术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的提供者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以浙江民营美术馆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生存和发展问题。

一、当代民营美术馆在中国的创设

由于艺术博物馆、美术馆所具有的高阶文化代表地位，美术馆建设成为20世纪新富国家及城市的标志性文化项目。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美术馆的发展往往与国家财富的发展同步，其中，发达国家的情况又有不同，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几乎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美国大部分艺术博物馆为私人所有。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收藏家已经不愿意将自己的收藏捐赠给公共博物馆，而是建立自己的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批以房地产商为主先富起来的商人和文物收藏家，率先进入了民营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领域中。2006年，今日美术馆成为中国第一家民办公益性美术馆。然而民营美术馆的合法性和可持续发展等诸多细节性难题都需要思考和解决。新生的民营博物馆、美术馆、艺术中心、艺术馆，开始逐渐掌握一定的运营规则，并在现有法律法规和行业机制下，实现新一轮的突破。

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试水美术馆，其原因无外乎艺术自身效益和艺术边际效益两方面。

艺术在审美中给予人们娱乐、鼓励和启发，经历史的沉淀形成了人类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并熔铸为国家或民族的部分身份认同。早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就意识到文化是外交的有力武器，他在1535年设“宫藏部”，借助法国的艺术珍宝来展示法国的形象。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就认为思想的传播表现为各种审美和教育形式，艺术增进了民族认同和威望。

艺术的边际效益一是它具有的功利价值，最常见的效用论述是公共领域艺术的经济影响力。迈尔斯耶夫（Myerscough ）、休斯（Hughes）①Myerscough，John（1988）.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 Arts in Britain.London:Policy Studies Institute.Hughes， Gordon（1989）.Measur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Arts.Policy Studies 9（3）:33-45.等人都论证了艺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量化数据表明，艺术活动的每一笔开支都产生一个乘级效应，宛若微波在地方经济中荡漾开去，促进旅游，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国际艺术品市场的几何级增长则是跟越来越多财富人士投资艺术品直接相关。二是艺术值得投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正面外部效应。持这些观点的经济学家试图阐释艺术领域“市场失效”的理论，却从另一侧面揭示了艺术的经济价值不是简单地以成本运算来衡量。这一效益被称为“非使用者效益”（non-user Benefit）[1]83-84，它面向的是大众整体而不仅是某一消费特定文化的个人。这种效益包含了“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即大众群体从文化存在这一事实中获益，即使某个个体并未参与任何艺术活动；“期权价值”（Option Value），指的是不管参加与否，个人从可能参加的艺术活动中获益；“馈赠价值”（Bequest Value），从文化艺术流传给后代这一行为中获益，即艺术独特的整体社会效益。

正是艺术这样的特殊性，使它能够成为公共文化产品。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美术大省，如何以民营美术馆为载体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浙江民营美术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浙江全省有美术馆59家，其中民营美术馆21家，以杭州地区为最多，发展规模和数量与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美术馆相比有一定差距。受政策、运营机制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浙江民营美术馆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资助民营美术馆的大多为自身热爱艺术且有情怀的企业家，但美术馆首批资金和藏品到位后，需要后续持续的运营。在美术馆的陈列与展览制度中，以长期陈列制度最为重要，应在长期陈列制度的基础上建好短期展览制度。从目前的现状看，有的美术馆从安全等因素方面考虑，企业家不愿意将藏品公之于众，缺乏常设藏品展；有的则是以常设藏品展为主而缺乏持续吸引力。如何从展览的学术性、美学性等方面加强展览的观赏性是浙江民营美术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缺乏有影响的展览直接导致美术馆缺少社会关注。另一方面，美术馆自身是艺术品的传播机构，而如何自我宣传也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从浙江目前的美术馆经营现状看，缺乏人流的原因是不少美术馆藏在深闺人不识，如何在移动互联网体验经济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是新时代美术馆经营的难题。

（二）缺乏自我“造血”能力

美术馆“造血”成为馆长的主要问题。目前国内民营美术馆的资金来源方面有四个方向：创办人资金、自创收入、捐赠人出资和政府直接补贴。其中，89%的美术馆创建人称，他们自己的财力是美术馆的主要资金来源；45%的私人民营美术馆的收入来自营收（如门票、商店和餐饮等）；只有22%的民营美术馆坦言政府补贴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国内很少有机构愿意公布一年的运营成本和财政状况，对于大多数艺术机构而言，公布数字显得很暧昧，而自我“造血”更艰难。浙江也难以幸免，如何在社会目标、社会服务和商业手段之间找到平衡，寻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是民营美术馆要解决的难题。

（三）缺乏跨界经营的专业人才

民营资本进入艺术品市场除了热爱艺术的初心，还因为当艺术品满足了审美、收藏、投资的基本功能之后，还将进入资本市场，满足高净值客户对于抵押、融资、提升影响力等多维度的需求。当更多的民营资本借助美术馆进入艺术品市场，将会迎来民营美术馆发展的新时期。新时代艺术品财富管理以及综合服务将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新蓝海。民营美术馆如何在艺术品收藏体系规划、艺术品保险、藏品管理、艺术品鉴定与修复、艺术赞助执行等领域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繁荣艺术品市场是个新课题。而完成这一使命需要民营美术馆的团队有别于传统的专业人员。

三、民营美术馆运营对策研究

美术馆的经营专业性很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显现过程很漫长，而民营美术馆从体量上难以与公立美术馆相匹敌。当然国际上不乏规模很大、知名度很高的私立美术馆，但毕竟是少数。民营美术馆的经营应该从自身的特点出发，不以规模取胜，应重在内涵和专业的建设。

（一）建立做专业美术馆的理念

选址是美术馆建设的第一个问题。传统民营美术馆的选址或是房地产的配套地产，如浙江赛丽美术馆；也有企业的办公用地，如杭州光达美术馆、全山石艺术中心；也可以是政府的划拨用地，如公望美术馆。在传统选址中一般建议远离市区，交通便利即可。而随着如今商业业态的改变，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艺术介入商业中心，如著名的K11走进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跨界。艺术以一种更加亲民、主动和自然的姿态进入大众的视线。K11 Art Foundation（简称KAF）是K11在2010年成立的艺术基金会，旨在为年轻新锐艺术家提供连续支持，包括扶持有潜质的年轻策展人。2009年全球第一家K11艺术购物中心在香港尖沙咀落成，此后相继在内地的上海、武汉、广州、沈阳等地建立了艺术购物中心，并根据每个城市的不同特点创办了艺术家沙龙、艺术村、艺术典藏等不同类型的系列艺术活动，让艺术走进了日常生活，尤其是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了向社会展示自己的机会。另一个典型代表为位于上海明珠购物公园的上海明珠美术馆，以现代的视觉设计、时尚而又具人文色彩的策展理念备受瞩目。目前在浙江没有像上海西岸这样大规模的商业地块用于美术馆建设，如能融入现有商业业态，可促进艺术展览的多样化体验。

全国K11分布一览

另一类选址则是远离市区，如陈报一当年提出的“村镇美术馆”概念。[2]112早在1932年，林风眠在《美术的杭州》一文中写道：将西湖划为文化艺术区，建图书馆和美术馆，意指周边的环境也是美术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周边草木葱茏、空气清新并具有一定开阔的活动和扩展空间无疑是最适宜的场所。在首都及各省的重要城市可以建国立、省立或市立的美术馆，但是美术馆不应只重城市而忽略小城镇。当年陈报一所言“凡是欲求振兴文化的地方”都应设立美术馆，这与今天的乡村振兴计划不谋而合。要弥补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文化差距，推进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也应该像设立学校、图书馆一样设立美术馆，这类美术馆不局限于艺术鉴赏，更在于思想和趣味的启发。陈列的物品可以是以乡土特色为主的美术品或工艺品，如有特色、富有趣味的绘画、版画；乡土历史图、物或足以纪念的人物肖像；村镇的风景画；等等；总之足以唤起“生活、工作与乡土”情结的作品，它比文字更直观地唤起情感，又鼓励城镇的手工艺创作与生产。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小型民营美术馆，规模不大，独具特色。况且规模小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向专业型美术馆方向发展，如有的是专业版画的美术馆，有的是雕刻类美术馆，有的是工艺美术馆。这种小规模美术馆的集藏也是未来民营美术馆发展的一个方向。

（二）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民营美术馆经营人才

2018年8月新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马克斯·霍莱因（Max Hollein）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履历向世人展示了工商管理与艺术如何完美地结合。这次任命的意图是大都会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呈现新艺术，二是需要确保未来的财务运作正常，同样重要的是要解决艺术博物馆面临的考验：如何随着迅速发展的整个社会而发展。传统的管理者多为策展人兼艺术史家，如今必须从没有多少重大管理经验者转变为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史家，这令人想起安迪·沃霍尔的话：“好的商业是好的艺术”。事实上这种转变从1967年就开始了。1967年，托马斯·霍恩被任命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他的履历曾是博物馆馆长的典型：文学学士（BA）、艺术学硕士（MFA）、艺术学博士。在任命他的听证会上，他坦言：“博物馆应当对外开放，走出象牙塔，通过教育和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那些重要的艺术品去迎接公众。”②Thomas Hoving （1993）.Making the Museum Dance:inside the Metropolitan Museun of Art.Simon &Schuster:32-33.他是第一个在大都会美术馆的正立面悬挂巨大的紫色布幅的人，他重新规划门前广场，允许卖热狗的摊商经营。这一切在今天司空见惯，当时却是备受指责，被批评为庸俗的暴发户，败坏了艺术至上的传统。托马斯·霍恩对博物馆进行深度改造，使博物馆拥有了17亿美元的基金和每年1.7亿美元的运营预算，历史学家淡出了，超级经理人登台了。他和同时代的卡特·布朗（1969年任华盛顿国家美术馆馆长）一起承担并确保了艺术向大众文化之间的过渡。

1988年至2015年担任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托马斯·克伦斯也拥有耶鲁大学非营利机构管理的MBA学位，他在任期间实施的艺术品转卖以及面向全世界的出租，成为古根海姆博物馆运营的复合手段。克伦斯转卖了一些常设收藏品来购买新藏品，在出售的同时，出租是另一种选择。事实上，由于场地有限，古根海姆博物馆只能展出6 000件藏品中的3%。为了增加收入，克伦斯在柏林、威尼斯和阿布扎比开设分馆，其中最著名的是修建于1997年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出色的建筑设计加上古根海姆的藏品使它每年的参观者超过90万。克伦斯无疑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但克伦斯强调他使艺术品不再留在仓库里，而是让更多人观赏，他更好地理解了新的文化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方式，虽被批评，却被效仿。③Alex Prud' homme,"The CEO of Culture Inc.",Time,1992/1/20,Deborah Solomon,"Is the Go-Go Guggenheim Going Going…",New York Times,2002/6/30.即使一些精英主义者，如2005年起执掌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的詹姆斯·库诺，也不可能不考虑衍生产品的收入、参观人数和卫生间数量。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今天定义他们的最合适的表述或许是“非营利文化企业”或“非营利企业家协会”。艺术与市场、艺术与娱乐的界限的争议依然在延续。

从目前民营美术馆经营现状看，普遍存在基层工作人员没有工作经验、中层管理人员缺乏先进理念的问题。国外专家不了解中国语境，而国内批评家没有管理经验，艺术院校又缺乏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课程体系。当艺术领域的专家成为美术馆馆长，他们在很多时候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因为现代美术馆的发展对馆长的要求不仅要有知识、有策略、有资源，还需要有筹集资金的能力。美术馆的经营团队是美术馆的“软实力”，而这一瓶颈的突破，需要在人才的选用上打破专业的限制，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还需要对现有的美术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设置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机制。201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和故宫博物院联合展开的培训、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教育类馆员培训以及浙江省文化厅举办的策展人高级研修班等，都是积极有效的探索实践举措。

目前来看市场上不缺少好的民营美术馆，有的收购了一批载入史册的作品，但后续缺乏良好的经营，场馆亦沦为企业办公场地，这需要企业家具有格局和眼光，更需要专业的经营人才。

（三）组建各地民营美术馆联盟

加强馆际的互惠互通，是增强民营美术馆整体实力的有效途径。2017年3月，宁波社会艺术机构联盟举行首期主题沙龙，会议的主题是“民营美术馆等艺术机构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沙龙为会员搭建交流共享平台，组织开展各项业务的交流活动，扶持艺术公益服务项目，反映会员的意见诉求，推动民营美术馆的发展与繁荣。这是浙江民营美术馆联合的起步。目前单一民营美术馆的力量比较薄弱，积极的合作可以形成合力。除了定期召开浙江民营美术馆年会，讨论一年中美术馆事业发展的新态势，就美术馆的馆藏、策展、艺术品管理等问题开展学术研讨外，建议开展馆藏作品联展。每家民营美术馆都建立在丰厚藏品的基础上，并具有鲜明的艺术体系和脉络，如华茂美术馆和全山石艺术中心的前苏联油画及中国现当代油画，杭州光达美术馆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乔治·莫兰迪、巴尔蒂斯等人的作品都在美术史上有杰出的地位。通过馆际联展，既丰富了各大民营美术馆的活动，又是浙江民营美术馆整体形象的展示和自我宣传，还可以分不同专题整合，从美术史、社会史或者风格史的视角展现民营美术馆的学术高度。其次，营造互联网的民营美术馆同盟，构建掌上美术馆。目前各个美术馆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并且拥有了一定的受众。建议在此基础上开设涵盖所有浙江民营美术馆的APP，地点可以点击设定，根据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切换，展示当地所有美术馆的展讯及相关书籍和衍生品，并长期招募会员，会员资格全省通用。

（四）关于政府对民营美术馆的支持

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艺术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历史上，文化与经济、艺术与财富一度是疏远和对立的。法国诗人布瓦洛有诗云：“如果你的心中一味地只爱金钱，那么，赶快离开这帕美斯（Permesse）幽雅之区，因为这河的两岸绝没有财神庙宇。对最渊博的作家正如对伟大战士，阿波罗只许给了一些荣誉和桂枝。”④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帕美斯（Permesse）是希腊神话中缪斯（muses）的徜徉之地，此处指文坛、诗坛。事实上即使21世纪以来文化市场日益完善，但“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哪家大剧院、乐队或公共图书馆仅靠经常光顾者支付的费用就可能实现收支平衡”[3]4，政府资助艺术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公立美术馆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拨款，那么民营美术馆是否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美国的大部分艺术博物馆为私人所有，但依然享受美国联邦政府、州两级的补贴政策。

从目前发展的现状看，政府的支持不一定仅限于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一是建立精准性强的准入门槛、审批程序及管理标准，保证民营美术馆创设渠道的畅通，鼓励更多的财富人士资助美术馆事业，同时也杜绝不公平、低效率和浑水摸鱼。二是规范公共资金的使用。扶持民族民间艺术、补贴高雅艺术、资助各种文化项目等已经是国家文化政策。2013年国家艺术基金成立，2015年第一个博物馆行业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出台。当然，这些支持力度还不能完全满足实际的需要，在具体实施中还有经验需要总结，如资助遴选的对象是否公开公平公正，政府扶持的标准是否符合广大公众的标准，如何评估资助的效果，如何完善国家文化政策等等。三是引入新型投资模式。2015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民银行六部委共同公布了《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项目设定了最长30年的特许经营期限。PPP模式，意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公用事业市场化或公用事业民营化等，是公共建设的开发模式之一，由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提供公共建设的建设与服务，在实现公共建设功能的同时，也为私营部门带来利益。这种模式由于私营部门分担了公共部门的初期投入，可以减少政府的负债，故而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2018年2月公布的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名单，体现了探索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基本公共服务类项目对应二级行业项目数量的前3位分别是：文化场馆18个，占比22%；文化旅游13个，占比16%；体育11个，占比14%。这是让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为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中国的美术馆建设尤其是民营美术馆的建设近几年创历史新高，据文化旅游部的统计数字，从2006年到2016年，中国的文物机构增长超两倍，从业人员也相应增长了两倍。民营美术馆应抓住这一发展的最好时机，促进艺术家的创造和公众的参与，繁荣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