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20-06-09 03:52许高勇刘慧
红广角 2020年2期
关键词:邵飘萍马克思主义

许高勇 刘慧

【摘 要】邵飘萍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而且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有益贡献。他第二次到日本期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编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体认。《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不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而且具体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之特色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知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有益贡献。

【关键词】邵飘萍;马克思主义;《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2-0059-08

邵飘萍不仅是中国近代新闻史著名的新闻记者,而且是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新闻行业,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绕不开的话题。毛泽东认为邵飘萍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

人”。①罗章龙对邵飘萍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邵振青对新闻学抱有抱负,慨然欲为中国新闻界别开生面,……他文采丰富,议论通畅,思想敏捷,真是下笔千言,顷刻交卷,就在这方面上给我们的训练很大。”②这些皆能说明邵飘萍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贡献。纵观邵飘萍的职业生涯,他有一段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而学术界对此研究却付之阙如。李新、陈铁健等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中赞扬了他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杨明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和《新青年》、《共产党》的经常译稿人震瀛‘袁振英,上海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李汉俊以及《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人,都在翻译或编辑方面或在其专著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有益的贡献。”③1919—1920年间,邵飘萍利用在《朝日新闻》工作的机会,撰写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系统地阐释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本文以《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作为切入点,对邵飘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揭示这位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期丰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

一、邵飘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邵飘萍是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之一。1919年,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发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情况。随后,《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号”,影响亦极为广泛。“中国介绍马克思思想最早、影响最大的就算《新青年》了。至民国八年,出‘马克思号,有顾兆熊《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判》,劉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启修的《马克思研究》(六卷五号)。至民国九年有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八卷四号)。至民国十年有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存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高一涵的《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九卷六号有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赫译的《马克思学说之两节》。中国研究马克思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就算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尤以陈氏的影响最大。”①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②邵飘萍和李大钊为至交好友,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深深地感染了邵飘萍,促使其加入到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邵飘萍阅读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可视为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为其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1920年1月,北洋政府下令逮捕邵飘萍,促使其不得不逃亡日本,为邵飘萍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在日本期间,邵飘萍阅读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包括《资本论》《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露(俄)国大革命史》《社会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学》《最近社会思想之研究》《过激主义之心理》等。不特如此,邵飘萍书架上还陈放着马克思像。③可见,邵飘萍已对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和学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继撰写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等著述,向国人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想》是邵飘萍阐释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成果。

《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于192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书“凡例”中,邵飘萍介绍了其编辑此书的一些情况:“一、本书编述之目的,以我国新文化运动正在开始,各种新思想正在萌芽,每见最近出版之杂志、新闻等,因限于篇幅,仅能介绍世界新学说之片段,学者无从比较研究,以明西洋社会思想之系统,关于此点,本书可略供其需求。二、本书先从历史上阐明西洋社会思想发达之顺序,于第二编则将各种主义分类说明,以求得各种主义互相关联之点,初学之士较易得研究之径路。三、本书对于各重要学说,大体备具,已读本书者,再读各学说之专书时,可知其学说在西洋社会思想中占何位置,而易于批判。四、本书纯供初学者对于社会思想之研究,非研究我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其有若干过于激烈之理论,因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程度之关系,只得暂从割弃,尚望读者谅之。五、本书材料系编者初到日本两月以来读书之记录,东籍中错误之点,已为更正者颇多,惟自愧无学,以此供诸读者之前知,难免班门弄斧之诮,乞海内硕学之士,匡正其谬,以资改订。”④从此“凡例”中可知邵飘萍编辑《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时间较短,仅两月读书之记录,从侧面反映出邵飘萍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成熟的想法和深刻的认知。全书分总论和上下两编。总论讲社会问题之意义及由来,上篇讲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下篇主要讲社会主义系统之分类。总体上来看,《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是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编著。其中,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专辟一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况。

二、《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介绍

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其最先是对马克思生平的模糊认识到对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艰难所折服,对其生平思想的追溯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特别重要的环节,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一生献身理论著述事业非常赞赏。邵飘萍在其编著中称马克思为马克斯,称马克思为德国社会主义之“鼻祖”,并且对马克思还有一段介绍:“卡尔马克斯者Karl Marx(卡尔其名马克斯其姓),以一八一八年生于脱莱夫爱司之古都,犹太人也,学于朋奴及柏林大学(朋奴大学在莱因河畔)。始从父志习法律,继乃研究历史哲学,得哲学博士之学位,本欲就大学教授之职,适莱因新闻Rheinische Zeitung 创刊,延为主笔,大张自由主义之笔阵,当时德国之官僚政府遂勒令停版,马克斯乃偕新婚之夫人往游法国巴黎,彼之兴味与思索益向政治的、社会的方面而进行,于《德法年报》Deutsch Franzoesische Jahrbuecher 中发表《海格尔法理学之批评》Zur Kritik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及《犹太人问题》Juden Frage等长篇论说,既由哲学而进入社会主义之域。”①从这段论述可知,邵飘萍对马克思的生平还是非常了解的。

邵飘萍称恩格斯为盎哲尔斯,对恩格斯做了介绍:“盎哲尔斯者Friedrich Engels ,生于一八二O年,为商人子,受高等教育,尤喜哲学,尝投书于莱因新闻,高唱其主张,后因助父商业赴英国,与阿惠痕之徒相结,从事经济学之研究,一八四四年,与马克斯遇,乃合办《进步》Vorwaerts 杂志,攻击普鲁士之政府不遗余力,法政府大臣受普鲁士政府之运动,乃命退去巴黎,马克斯与盎哲尔斯遂赴比利时。一八四七年六月,马克斯乃著有名之《哲学之穷乏》La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一书(法文)。对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朴罗东Prudhon 所著《穷乏之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一书加以批驳。”②对于马、恩之伟大友谊,邵飘萍亦非常看重。

不特如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加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撰述《共产党宣言》之经历,也有详细的描述:“彼两人又时时合著小本之书,为宣传之运动组织,德国劳动党发行周刊新闻,更投入共产主义同盟会Bund der Kommunisten。所谓共产主义同盟者,乃一八三六年由德国之亡命客创设于巴黎,各地设支部,凡英国、比利时、法兰西、瑞士等有德国劳动者俱乐部所在之处,部员悉加入焉,其初该同盟尚带他种阴谋之臭味,自马克斯等加入,乃一变,其性质纯为宣传共产主义之机关,附以劳动运动之国际的性质,后开劳动者大会于伦敦,至一八四七年开第二次大会,乃成为共產主义组织,马克斯与盎哲尔斯两人,共为宣言之起草者,是即震荡欧洲有名之所谓《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以一八四八年一月脱稿(用德文),印刷于伦敦,最初出版之日实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也(即巴黎革命勃发之日可称社会主义史上之奇事)。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原文以本书不含宣传鼓吹之性质,不必全为译载,其大略则序言以外共分四章,序言第一段即作惊人之语曰:‘徘徊于欧洲之一大怪物,即共产主义之怪物是也云云。又言‘罗马法皇俄国皇帝法奥宰相欲抗拒此怪物,而缔结所谓神圣同盟,宣言之第一章题曰《商工绅士阶级与平民劳动阶级》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云云,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此章历述资本阶级发达之经过与劳动阶级必至勃兴之原因,而推定资本阶级之终归于失败。第二章题曰《劳动者与共产主义》。第三章对于当时一切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以批评,多深刻之语。第四章结句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哉!》云云,更用英、法、意、比、丹诸国文字公布于各国共产主义之,公然表示于世界者自此始。”同时,邵飘萍高度赞扬了《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意义:“自有此宣言,世界劳动者运动遂至别开生面,其影响之大,固不待言。”①这与当今学术界关于《共产党宣言》面世的意义不谋而合。

此外,邵飘萍对马克思另一论著《资本论》亦有简要的介绍:“马克斯毕生之大著述《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公刊,为后世史家及经济财政学者所警叹,其在当时除少数社会主义者外,爱读者则未众焉,然自马克斯之著书出世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纲领。”②

最后,邵飘萍在介绍中各配一张马克思、恩格斯的图像。在介绍的最后,附有节译John Spargo 的马克思之情史,介绍了马克思与其夫人燕妮的情感史。

邵飘萍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为线索来记述其人生历程,向世人展示马克思一生的奋斗生涯,对中国人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旗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

李泽厚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注意到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存在的巨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③邵飘萍在介绍马克思学说时亦不例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相结合。除介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平外,邵飘萍专辟一章,分三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之特色、“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以期丰富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认知。

(一)马克思主义之特色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其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批评地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其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标志和基石。诚如恩格斯所言:“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④

在马克思主义之特色中,邵飘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色在三个方面:“即哲学方面、社会学方面,与经济学方面是也。哲学方面,马克斯之学说,有唯物论。社会学方面,马克斯之学说,为唯物史观。经济学方面,马克斯所独见者,有剩余价值说。”总体而言,邵飘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还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基于唯物的历史哲学,明国家社会之组织,成于多数要素之结果。故现今社会之各种制度不得名为謬误。乃人类永远进化之阶段上所必经之路程”。于是,“依马克斯之学说,则社会主义之种子,胚胎于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中。资本主义,必然至于社会主义,为不可避免之径路。因科学文明之发展而生产机关变化即社会主义之要素。随资本主义而发育其当然之结果,则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代兴,是皆进化于必然的命运之下云云”。①可见,邵飘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进行了理论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

国内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了解社会主义开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从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开始的。中国第一篇介绍马克思的文章也就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②

邵飘萍在综合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云者,以增进社会全体之自由幸福为目的,权利义务悉为平等共有重要之生产机关,且公平分配生活及享乐之资料,使社会之一员不能对于他之一员有所掠夺,此社会主义之社会组织也。”③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于“不局限于空想领域之中,俨然建设城堡于科学之上。既以学理昌明,其主义复继之,以实行运动故,马克斯不仅为近世社会主义之鼻祖,其学说之影响实为人类生活史上开一新纪元者也”。④可见,邵飘萍不仅同时人的观点相一致,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极高。

比较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邵飘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1.科学社会主义是近世社会主义之集大成者,“至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斯氏崛起,一变。十八世纪以来桑喜蒙、富丽亚等所主张之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进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至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者乃始成一科学的系统,故不知马克斯之主张,则不足以明近世社会主义之精蕴”。2.空想社会主义描绘的是一种偶然的理想社会,而科学社会主义描绘了一幅必然的现实社会,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彼不从事于描写己所希望理想的社会之幻像,而明示确实如斯之预言为科学的解释,不关于希望与否,惟推究而得必然的社会主义之组织”,“昔之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发明其理想之社会,马克斯则发现社会主义实现之要件”。⑤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如此概括,今天的学者早已耳熟能详,但此论断发表的年限是1920年,其意义和价值就不言而喻。这些论述表明邵飘萍对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邵飘萍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对待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

(二)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⑥“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这种新的历史观“对至今的阶段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因此,唯物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⑦“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邵飘萍亦指出:“马克斯之论,基于唯物的历史哲学。”⑧对此,邵飘萍进行了具体阐述。

首先,邵飘萍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唯物史观”有如下五个特征:“1.纳一切现象于物质的运动,精神界之现象亦物质的运动之反映。2.事实生思想,而否定思想生事实之解释,故人间的意识因社会的现象而决定,社会现象不因人间意识而决定。3.在物质生活上之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之程途。4.一定之原因发展为必然之结果,与以自然科学的立证。5.以此法则可依过去而知未来。”①邵飘萍对“唯物史观”基本特征的解读与我们今天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解读基本类似,皆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其次,邵飘萍区分了其他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差别:“主张唯物论者,固不仅一马克斯,彼桑喜蒙之主张,亦重视经济的要素,谓封建制度与有产阶级之斗争,遂起法国革命云云。朴罗东亦以人为之现象乃发生于经济事情,惟马克斯则更精进而为科学的证明耳。”依据这些差别,邵飘萍进而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状态”,“马克斯从物质的诸多要素中特择经济的要素作为历史进化的根本动力,绝非由简单思索而确定之,其他物质的诸要素中,固不无能与社会以影响者,亦为马克斯之所明认”。②邵飘萍承认经济因素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性。因为从经济的角度解读“唯物史观”,才能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亦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邵飘萍阐明了“唯物史观”在学理上和实践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斯之学说所以成社会主义之中坚者,不仅学理上别开一新生面,在实际上不啻授劳动阶级以一极强大之武器,盖劳动者苦于资本家之压制,方满腔怀一如何可以脱出之梦想与希望,然不过梦想与希望而已。自马克斯之说出劳动者,乃信阶级之斗争为历史进化上不可避之事实,而鼓其勇气以进行,马克斯又依其科学的研究之结果,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劳动者乃益坚其自信之心,此所以马克斯主义之所以支配当时劳动运动之全精神,劳动者之思想感情与夫一切之人生观,皆为马克斯主义所支配也。”③在邵飘萍的眼中,“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是认识事物、认识历史的工具。这是他坚信在中国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一。

(三)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④“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⑤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学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⑥邵飘萍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之“创见”:“阐明今日资本家之富(利潤、利子、地代等)皆从劳动者之剩余价值中榨取而得,非但学说上放一异彩,直授劳动阶级实际运动上,以一极有力之根据,与其唯物史观同为造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二大要素。”⑦邵飘萍将马克思的“价值”分为四个层次。

其一,何为价值?他认为:“价值云者,不问其为精神的,为物质的,凡足以满足吾人之欲望之物品中,皆含有之。又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种。使用价值者,以直接满足所有者自己之欲望为目的,不以之与他人交换而满足他人之欲望者也。”①这点明了商品的两种属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目的,不以交换为目的。交换价值反之。邵飘萍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清晰地介绍给读者,又通过商店中的商品作为例证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直接明了地向读者传达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的异同点。

其二,劳动力与价值。邵飘萍指出了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中的重要地位:“各种物品之中,有食料、有艺术品、有机械,千差万别。各异其种类,欲定交换价值,必须求一共通之点,否则无比较之标准,交换价值即无从可以测定。马克思本诸亚丹斯密斯、黎卡德等以劳力决定价值之学说,加以一层严密之组建,而决定为凡财货价值之大小依含于使用价值之中,为形成价值要素之劳动分量。”而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源于劳动时间,故邵飘萍又指出了劳动时间的衡量因素:“而测定之各劳动分量,又依劳动继续时间长短而测定之所谓劳动时者,有一定之时单位。例如时间、日等,反对之者曰,若是则彼怠懒货不熟练之劳动,亦依时间之延长而价值增大乎,马克斯则答以上述之劳动分量,为一定之社会状态之下。依社会平均度之生产条件,及其时代劳动之社会的平均熟练程度等,产出货品使用价值之必要的劳动时间而言。”②所以马克思认定劳动量的测定由一定之社会状态下,社会平均度之生产条件、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这从根本上树立了正确的商品价值观,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

其三, 劳动力为商品与资本主义。应该说,劳动力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邵飘萍告诉读者,劳动力是有价值的,通过其劳动产生价值,从而获得报酬,劳动力本质上亦是一种商品。“劳动者以彼所有一定时间之劳动力供给于资本家,资本家则给付一定之赁银(工资),取得其劳动力以消费于自己之工厂中,价廉则买,价高则不买,一方价高则卖,价廉则不卖,双方互让而成佣雇之契约,与商品交换之成立毫无所异,劳动力亦人间劳动之产物,其价值之决定与其他一切商品之价值,依费于生产力之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决定者相同,故劳动力实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毫不同之意味。夫劳动者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以与他人交换而供消费。”但劳动者的劳动力不同于商品的是“人之劳动力全从其身体抽象而各别存在,此化为抽象之劳动力,又全成为一种独立之商品而公然买卖”。③简而言之,劳动者成为商品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特色。

其四,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邵飘萍认为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时间相关,劳动力亦不例外。“资本家买得劳动者之劳动力,使用之于工厂(生产机关)以产出有价值商品,一方则给付工资,以充劳动者及其一家生机之生活费(即产出所谓特殊商品之劳动力之生产费用),但资本家,使用此项劳动力所产出之商品其价值必比给付劳动者之工资为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力生产的价值远远大于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价值,构成了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秘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生产商品,通过付给劳动者工资以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但劳动者产生的价值大于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这多余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之所从出,绝非由生产机关而生,乃由劳动力之剩余劳动而生”,“剩余劳动而产出生产物之价值即为剩余价

值”。④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亦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思想来源。

邵飘萍点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邵飘萍进而总结道:“马克斯即发现剩余价值之学说,证明资本家之富均从剩余价值,发生为资本家榨取劳动者所有其富之证据,与唯物史观中之阶级斗争说同为授予劳动运动之科学的根据焉。马克斯所主张之学说,其唯物史观偏重于经济的原因且断定社会之进化为必然的、机械的。其经济学方面所发现之剩余价值说及价值决定之原则,均有授劳动运动以奋兴剂之效果,其是否完全真理,且学说有无流弊,均有研究余地。”①“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实践上的支撑,增强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四、结语

《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成书于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基本的介绍,使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知。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阶段。②此一阶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深度、规模与前阶段大异,特别是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共产主义”。③邵飘萍作为其中的重要分子,通过著述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以一个多层次的面貌呈现给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地介绍给中国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有益贡献。

同时,邵飘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其新闻实践相结合,撰写革命书籍、创办进步报刊、报道工人运动、开展有组织的宣传。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利用大众媒介,以报馆为舆论阵地,以报纸为宣传武器,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懈努力。邵飘萍利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教学的机会,传播新思潮,培养了大量新闻人才,促进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为中国新闻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许高勇,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刘慧,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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