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首都工作组”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鲜为人知的机密单位，名曰“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966年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备工作，你回北京后，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

5月14日，周恩来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中南海西花厅，两个人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他们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问题。周恩来对叶剑英说，我看这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吧，它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5月1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其中，杨成武是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雪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北局第一书记，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里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苏谦益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首都工作组”的工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首先抓紧作出选调部队和扩建北京卫戍区的初步方案呈交给周恩来。1966年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代总长和北京军区协商，确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

之后，“首都工作组”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泛，从单一的扩建北京卫戍区，发展到清查、清理首都。这么大的一个北京，不仅人口多，而且社會成分复杂，各种领导机关、人民团体、涉外单位、工厂、学校和各类居民分住在各条大街和数不清的胡同里，要进行全面清查清理任务异常艰巨。

此外，“首都工作组”还完成了保护老干部、控制混乱、组织指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等多项任务。当初成立“首都工作组”时，确定其任务是四个保卫，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四个保卫”中，保卫“文化大革命”最难办。“文化大革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造反有理，打倒老干部。能去保卫这些吗？

因此，“首都工作组”在实际运行中，它所执行的任务，很快就发生了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保卫文化大革命”异化为“保护老干部”。北京卫戍区在“文革”初期的一年多中，最大的行动是保护老干部，保护重要知名人士，保护首都的要害部门和科研单位，遏制打、砸、抢、抄、抓。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分八次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期间，随着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不断高涨，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供不应求，难以调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北京卫戍区等单位，密切配合，较好地完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任务。

“首都工作组”的撤销

转眼之间，“首都工作组”成立快一年了。此时，“首都工作组”几乎已经名存实亡。“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此时正被林彪、江青一伙人围攻批斗。副组长谢富治，早已投靠林彪、江青集团，周恩来对他已经不信任了。其他几位成员也早已陷入“文革”泥潭。这时，北京市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一年前毛泽东感到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此时此刻，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早已完成了扩编，它已经同军委各总部建立了正常工作渠道。“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多少大的事情要办了。1967年6月，周恩来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摘自《党史博采》 水新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