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时下依然还没有立即结束的迹象。不过,抽空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暴发的历史,研判其起因与消长规律,可能对当下的我们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汉末的瘟疫。汉末倒数三个皇帝桓帝、灵帝、献帝在位期间(略去在位时间过短的刘辨),瘟疫不断席卷中土,并在献帝期间达到高峰。很多著名的词句,如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以及曹植《说疫气》中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都与这一时期的人间苦难相关。不过,由于当时历史记载能力与医学水平的限制,我们已经无法在细菌学的水平上了解汉末瘟疫的真相。但是,依据常识、逻辑与想象力,我们不妨对汉末瘟疫的一些重要面相提出假设。
首先,关于疫源。曹植本人在《说疫气》中提出的假设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简言之,乃是得缘于气候反常。但气候反常与疫情之间的因果链过于复杂与漫长,这一说法很难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持。罗三洋先生在《袁本初密码》里则开了一个脑洞:罗马军队在162年向波斯发动战争之后,正好染上了中东地区暴发的瘟疫,尔后大批内亚人口向中原与欧洲两个相反方向的移动,促成了汉朝与罗马的瘟疫暴发。东汉首都洛阳当时往往是疫情的重灾区,这可能就是与洛阳比较高的国际化色彩有关的,也与罗氏的“境外输入”假设暗合。
其次,关于汉末瘟疫的实际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