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普利兹克奖的方向与风向

靳 昕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1 普利兹克的新标向

1.1 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201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授予了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设计要求的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 Ban）。他最早引起国际建筑界关注的作品，是他在1995年为神户地震灾民创建的纸板和纸管掩体。其低成本和简单的建筑技术使灾民可以自己建造它。这些避难所为1999年在卢旺达的战争难民和2008年在中国四川的地震灾民提供了临时避难所。2011年，日本遭受了严重的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坂茂的造纸设备也为受难者提供了温暖和关怀。2013年雅安地震后，特别设计建造了“四川省雅安纸管幼儿园”，这些针对灾区所建的建筑，既展现了坂茂先生独特的建筑才华，又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2016年1月13日，智利建筑师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获得普利兹克奖。促使他成为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的原因在于他对社会保障住房的投入，自2000年以来，亚力杭德罗和他的同事一直以明确的社会目标来完成自己的作品，建成了2500多套低成本社会保障住房(图1)。设计团队全程参与项目过程，协调每一方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为居民和社会带来利益。他了解到居民的愿望以及他们积极参与该项目的重要性，并辅之以良好的设计，为社会贫困人口创造了新的机会。这种创造性的方法扩展了传统建筑的领域，将专业人员转变为通才，并致力于为建筑环境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图1 社会保障房“半成品”实景

2018年获奖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并通过高质量和务实的建筑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多西致力于为底层民众提供合适的住所：1970年的印度人寿保险公司混合收入住宅区、1982的年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图2、图3）等。在1982年的这个项目中，多西为居民提供了双重设计的可能性，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自己的空间。最大的房型在底层，最小的房型在顶层，这样上层单元便可享受露台，需要时可以转换为其他起居空间，这种设计颠覆了集合住宅的传统布局。这个项目建成30年后，做了一次入住调查，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弱势阶层已经都是中等收入阶层了，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最终，该项目容纳了80,000多人居住在这里，并为印度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图2 阿冉亚低造价住宅实景

图3 阿冉亚低造价住宅实景

1.2 全球化与本土化

普利兹克建筑奖以往的获奖者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等知名建筑师。然而，在2017年普利兹克奖打破常规，获奖者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西班牙建筑公司RCR Arquitectes——由三名加泰罗尼亚建筑师组成。让他们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作品兼具地方特点又具有国际性，展现了对场地过去的尊重，又反映了现在和未来。他们的所有作品都具有强大的地方特色并与景观完全融合。这种美妙的联系来自对当地历史、自然、文化的完整理解，以及对光线、色彩、季节的详细观察。创造性地使用再生金属和塑料材料这些现代材料也更易于引起共鸣。例如，嵌入地下的西班牙的贝尔略克酿酒厂（图4），一方面可提供种植葡萄所需的土壤和低温保存葡萄酒的酒窖，另一方面能够保留原有的色彩和自然的本质。

图4 贝尔略克酿酒厂

2018年获奖者多西（Doshi）基于对印度建筑的深刻理解和欣赏，结合了预制件和当地手工艺，开发出了与印度的历史、文化、当地传统和时代变化相适应的建筑词汇。多西灵感来源于迷宫一般的印度传统城市与寺庙。比如印度管理学院的设计将建筑、庭院和画廊串联，盘错而生，石砌工艺的设计应用、宽阔走廊与学府青葱的绿植景观交织融合，游客往来，仿佛同时置身于室内和户外（图5）。Gufa洞穴画廊（Amdavad ni Gufa）又是一例，不同于公共项目，这个画廊来自私人委托。灵感来自古印度佛教艺术，阿旃陀石窟与埃罗拉内部圆形和半圆形的设计，形状与印度湿婆的神龛穹顶类似（图 6）。

中国已经成为建筑领域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也是建筑发展的试验场，基于良好和积极的市场需求，国内建筑市场既需要尊重传统和地方特色，也要能够满足当前的迫切需求，这是一个难以实现平衡的事情。暂且不评价王澍作品的合理性与实用性，王澍作品中具有的创意和对未来的关注，继承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让评委会看到了中国的建筑，把中国的特色与风格推向了世界建筑平台。王澍的建筑作品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它以王澍独特的建筑语言引起世界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普奖选择了王澍。

收集整理近几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作品和评委会对他们的评价，奖项所反映的倾向的主要就是以上两点。

图5 印度管理学院

图6 Gufa洞穴画廊

2 普利兹克的非议

2.1 政治正确性

在近年来普利兹克奖（后文简称普奖）获奖名单中，有越来越多的非欧美的建筑师。来自中国、智利、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终于载入了普利兹克奖的名单中。普奖试图利用地域文化来丰富现代主义建筑的进程，从而显示出更多的文化开放性。面对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普奖越来越珍惜不同民族地区的建筑文化差异。

把普奖放到美国现实背景下，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精英知识分子圈里，各种政治正确的压力日益广泛，同时每个人都生活在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建筑意识的文化中，加上建筑学专业走入迷林，因此外国同行很少会对某个建筑奖产生热切的关注。因此，在美国影响普奖取向的，不是建筑专业上的压力，而是社会文化环境。这使得普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专业行为。但是，获奖人也必定是具有相当水准的优秀建筑师。奖项给谁，主要是为了表明价值取向，它必然是美式政治正确的，必然会是四平八稳、不那么尖锐的。

在2018年，多西的获奖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逝去的致敬。加上他的印度身份，更是政治正确，完全符合当前普奖的发展趋势。正如王澍获得2012年大奖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方式已经真正进入了西方价值体系。在普奖的背景里，东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主体和客体，主角和旁观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改变。

2.2 回归现代主义建筑本质

近年来，西方建筑圈已经感到“追本溯源”的必要性，第一代传承人的作品也被人们重新讨论。2014年，库哈斯（Koolhaas）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定为“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并将克劳德·巴夯（Claude Parent）的肖像放在主陈列室的醒目位置。2018年，普奖官网上向公众推荐了多尔西（Doshi）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上世纪1960年代～1980年代的作品。其具有的强劲力道的、沧桑的早期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依然非常有说服力。

王澍在接受采访时说，实际上，普利兹克奖的评选标准一直是“好的建筑”，但是近年来，好的建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它是更精英化的，奖项是由著名的建筑师，大师等人提供的。现在，整个世界的建筑发生了变化，并且更加强调了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变化，对商业化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会更多地考虑建筑和建筑师如何应对社会变化，例如财富的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澍认为，过去几年的评奖结果有着理想主义趋势，它仍然强调回归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

3 结语

除2012年首位中国建筑师王澍的获奖因素外，国人对普利兹克奖的关注和追求，更多是受到追求一流水平的推动而产生的，并且将普利兹克奖视为未来发展的风向标，认为获奖者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设计意趣将指导未来建筑世界的未来方向。

在1990年代下半叶—2010年初，大多数获奖者是正值鼎盛的建筑师。一方面，他们具有着现代主义传统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有勇气去突破，并运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对建筑传统进行了新的诠释。2014年开始，普奖对“商业性”保持警惕，并转向“社会性和伦理性”：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 Ban）的纸制建筑有效地为灾民服务。智利建筑师亚力杭德罗（Alejandro）的保障性住房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社区的建设；多西（Doshi）的低收入住房作品也在他的毕生作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逐步偏向“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越性”，与近年来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动荡以及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相吻合。欧美建设量的饱和，使得创新作品和创新人物的出现也极为有限。实际上，建筑行业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奖项，每个奖项榜单都暗含了评判某类建筑师与建筑是否优秀的标准。把握现代建筑思想潮流要多看奖项开眼界，不能简单用水平高低的观念看待奖项，要尝试在多种奖项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