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克里克草原的牧羊女

2020-06-15 06:27李庆霞
地火 2020年2期
关键词:玉花母羊羊群

编者按:

2020年是青海油田创业65周年。青海石油作家协会组织了专题纪实文创活动,从不同侧面记录、展示奋战在“天际线”上的石油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时代风采。其中,石油女作家李庆霞的长篇纪实文学《石油花》专门挖掘、书写了10个女性职工和10个女性家属,她们都是经过柴达木岁月检验的、精神品质值得信赖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代表,她们是这片高原的精神图腾。这样集中打捞和整体亮化高原石油女性方阵的文学创作还是第一次。碍于篇幅所限,节选刊发,以飨读者。

在柴达木盆地的尕斯湖畔,有一片雪山融水哺育的草原,名叫切克里克,距离柴达木石油重镇花土沟有30多公里。

切克里克草原四周是大面积的戈壁荒漠和盐滩沼泽,因此,这片草原便成了花土沟地区难得的一片绿色,更成为柴达木石油人最喜爱的一片沃土。

美景只属于到此一游、短暂停留的人们。对于那些一年四季,几年甚至几十年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或许又是另外一番感受。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青海油田西部试采指挥部曾在这片草原开荒盖房,建起农场牧场,种植小麦,放牧牛羊。农业及牧业,这两个本来与石油并无关联的行当,是当时青海油田为改善职工生活,弥补食品短缺而开发自然资源的阶段性举措。

这里,曾经麦浪滚滚,土豆花飘香;这里,曾经驼铃叮当,羊肥牛壮。这里的粮食和牛羊,曾给在艰难困苦中为油而战的石油人充饥裹腹,口留余香。

这里,曾经工作生活着青海油田的职工、家属、合同工以及待业青年。本文记叙的主角,是青海油田唯一的一位牧民家属,她的一生都在昆仑山下为油田牧放着羊群。

她,叫宋玉花。

宋玉花,1962年出生在甘肃武威长城乡上营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家中兄弟姐妹5个,她排行老二。

1982年,经人介绍,她与上沟村一个叫孙延永的人相识并结婚。

孙延永,1954年出生。18岁那年,也就是1972年,青海油田到他的家乡武威招收挖土方的合同工,当时包括孙延永在内的100多人与油田签定了用工合同。于是,孙延永便从老家来到了花土沟,成为了一名开发建设柴达木的合同工。

开始,他被分配到土方队工作。每天上山下沟,拉土运石。刚刚成年的孙延永个子矮小,土方队的工作对他来说干得有些吃力。后来,油田牧队招人放牧,孙延永因在老家经常放羊,有经验,也喜欢,就报名去了牧队。

从此,他便成了切克里克长达40多年的“草原王者”。

1982年,28岁的孙延永回到老家,与20岁的宋玉花结了婚。

结婚之后,宋玉花就跟着孙延永来到了花土沟,同丈夫一起,以草原为家,放牧昆仑。她说,自此她便过上了比在老家当农民还苦的日子。

据她回忆,当时的羊群有四大群,差不多2500只,还有很多骆驼和马。牧队只有5间平房,油田职工住在里面,他们住的是活动帐篷。

高原的冬天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30多度,况且经常遭遇大风大雪。帐篷外边寒风刺骨,帐篷里面滴水成冰。而夏天,阳光晒得整个大地都发烫冒油,帐篷里更热得像蒸笼。草原上的蚊子一到夏天就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让人无处躲藏。

因此,无论春夏秋冬,牧队的日子都很难熬。

那个年代,生活物资相当匮乏,时常缺吃少穿。孙延永一个人每月20斤的定量口粮,两个人根本不够吃,只有靠他平时打打猎获得一些肉类做补充。没有菜,仅有的萝卜、土豆和白菜也是油田不远千里万里从内地拉运进来的。不是冬天冻成冰疙瘩,就是夏天闷得发霉变质。水果,更是一年到头见不到一个。

宋玉花记得1983年吃过的唯一一次水果,是花一块钱买的一个西瓜。至今,她都记得那个西瓜的味道,真甜!

那时候从草原到花土沟,一般骑骆驼或马,要不就搭油田的生产车,来回一趟特别不方便。况且,花土沟没有他们的住处,没什么大事他们很少离开草原。他们将自己的命也长进了草原。

1983年,油田撤了切克里克的农场和牧队,把人员、机具、骆驼等转移到了大柴旦和敦煌南湖农场。当时2000多只羊只留了300只母羊,其余全部宰杀供应给了油田职工食堂。

这300只母羊,油田指定让他们夫妻继续放养。

这个决定是时任青海油田西部钻探指挥部的领导尹克升同志做出的。孙延永和宋玉花是当时放牧队伍里最老实、最本分、最会放牧的人,因此,领导把信任给了他们。

300只羊是他们继续在草原上生存下去的理由。孙延永夫妇没有辜负油田的信任,像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守护着、放牧着、壮大着这支羊群,源源不断地为油田提供着鲜美的羊肉。

这一年的10月,草原上的大队人马都撤走了,只剩下孙延永一家三口和300只羊、几匹马和几头骆驼。荒原深处,三个人相依为命。

宋玉花的儿子是这一年3月在昆仑山里生下的,是丈夫孙延永为她接的生。儿子出生后,宋玉花走到哪里就把儿子背到哪里。牧队解散的时候,儿子才刚刚半岁。

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待竟是几十年。

每年冬天,羊群都要转场到昆仑山里过冬。因为那里拥有更充足的草料。而每年的冬季,也是母羊产羔的季节。

300只母羊要生产300只羔羊,这是硬指标。孙延永夫妇为了保证300只小羊的成活,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母羊接生。

没有羊圈,所有的羊全部都在冰天雪地里生产。小羊羔一生下来,他们就立刻抱到帐房里保暖,第二天再抱到太阳下面晒一晒。两三天后,确定小羊没事了,才把它们送回到母羊的身边。

300次接生,宋玉花顾不上儿子吃饭睡觉,更顾不上寒冷与饥饿,同丈夫一起不分昼夜地忙碌了整整一个月。

昆仑山里没有人監管,没有人督促,身为合同工的孙延永夫妇一心想着不让公家的羊群遭受损失,一心想着母羊小羊们的吃喝与安全。这种品质,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宋玉花每天背着儿子一起去放羊,儿子像是长在她身上的一块肉。随着儿子体重的不断增加,宋玉花背着越来越吃力,但又不敢把他一个人放在帐房里,因为草原上有狼、熊等野兽。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一岁半的儿子送回了老家,交给父母哺养。

1984年12月,宋玉花的第二个孩子已孕育了7个月。

可这段时间丈夫孙延永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吃啥吐啥,浑身无力。孙延永便动身去了花土沟,要检查一下身体。

宋玉花一个人留在牧队照顾牛羊。

4天过去了,还不见丈夫回来,宋玉花有些着急了。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宋玉花没法与丈夫取得联系,也不知道丈夫究竟得了什么病。于是,第5天,她急匆匆走出草原,挡了一辆油田的工程车到了花土沟。

她来到医院,一打听,原来丈夫得的是黄疸型肝炎,3天前就转到冷湖医院住院去了。走得匆忙,也没来得及给她捎个话。

宋玉花出了医院,已是傍晚时分。花土沟没有家,认识的朋友也不知道住在哪里,她不知道夜宿何处。中午没有吃饭,这时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在采油厂菜窖附近不停地转悠,饥寒交迫,不知所措。

正当她几尽绝望的时候,采油厂“五七站”站长代刚碰到了她。因为牧队经常为“五七站”的饭店供应羊肉,彼此认识,被安置在代刚的办公室住了一晚,宋玉花才没有露宿街头。

丈夫病了,羊不能没有人管。第二天,她就急匆匆回了牧队。

回去没几天,羊群便到了要转场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要把羊赶到昆仑山的沟里去过冬。宋玉花对此了然于心。丈夫也不知道啥时能回来,但转场的事不能再拖。于是,宋玉花决定一个人赶羊进山。

这一天凌晨3点多钟,宋玉花便起了床。收拾了帐篷、被褥、锅碗、粮食等生活用品,一一放到骆驼背上。还有两只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羊羔,她也装到麻袋里,放到骆驼背上。

她牵着骆驼,赶着500多只羊摸黑向昆仑山口走去。她顾不上肚子里已经7个月的孩子,也顾不上寒冷的侵袭和路途的遥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公家的羊一个也不能丢。

一个孕妇。一头骆驼。几匹黑马。一大群羊。

不是所有的羊都老实听话,不是所有的马都听从指挥。宋玉花有时得快速追回远离队伍的羊,有时又不得不让羊群慢下来,等待那些体弱的小羊。累了,就找块石头坐下来休息几分钟。饿了,就啃几口冰凉的馒头。她以极大的耐心和气力维持着羊群的秩序,以极大的勇气直面一个孕妇长途跋涉可能存在的风险。

从凌晨走到天亮,从上午走到下午,从下午走到黄昏,又从黄昏走到了黑夜。将近20个小时的行走,上百公里的戈壁滩,宋玉花就这样挺着肚子、牵着骆驼、赶着羊群,一步一步挪着向前,一米一米走向昆仑。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只有戈壁,只有大山,只有寒风,只有满戈壁的枯草和乱石可以作证,一个怀孕7个月的女人,为了一群羊,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艰难挺向昆仑深山。

那天的月亮很圆,一路照着她前行。走了20个小时的宋玉花,腿走肿了,脚磨破了,手冻僵了,眉毛上、额头上结满了冰。

到达昆仑山东沟草滩时,已是夜里11点钟。宋玉花累得瘫坐在地上,休息了好长时间才又撑起身体,搭建帐房,燃起羊粪。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长途跋涉让宋玉花动了胎气,肚子疼得她直不起身。

起初,她觉得孩子肯定保不住了,并做好了流产的思想准备。但羊饿了就要跑着去吃草,渴了就要去河沟里喝水。如果不管,就会跑丢,甚至掉下悬崖摔死。因此,宋玉花肚子再疼,也得硬撑着去放羊。羊群不能有闪失,否则没法向油田交代。

于是,每天宋玉花都用双手托着疼痛的肚子,步履艰难地跟着羊群,爬高下低,跋山涉水。

冬天最怕下雪,雪一下,平地上的草就被盖住了,羊只好爬到山坡上找草吃,人也就得跟着羊群上山。加之高寒缺氧,宋玉花经常累得眼冒金星,双腿发软。

宋玉花牧放着羊群,羊群也在牧放着宋玉花。在外人看起来轻松浪漫的放牧工作,实则充满了困苦与艰险。现实既无奈又无助,宋玉花只能咬緊牙关坚持着,忍受着,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哭给谁看呢?

丈夫一个人在冷湖住院,也没个人照顾,本身已够可怜。况且,天远地远。

冰雪覆盖的昆仑山里,一个怀着7个多月身孕的女人,独自应对着黑夜、严寒、孤寂、劳累之苦,时刻提防着野兽侵袭的危险。她默默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的痛与重。

或许是肚子里的孩子,实在可怜妈妈一个人在这大山里的艰难,竟然慢慢安静下来,不再折腾。宋玉花在羊群吃饱喝足休息时,也能享受片刻的宁静,晒着冬阳,摸着隆起的肚子,心境安详。

可是,天一黑下来,她的心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漫漫长夜,她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整座大山,安静得有些瘆人,似有不祥之兆。

一天夜里,两只大哈熊袭击了她的羊群。

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有丈夫在,有丈夫的猎枪在,她也没觉得有多可怕。但是,那一刻,她却不敢出去,也不能出去。她一个大肚子女人实在无法对付那样凶猛的庞然大物。因此,只好任它们肆无忌惮地在羊群里为非作歹,胡乱撕咬那些可怜的羊儿。宋玉花只有躲在帐篷里,紧张、恐惧地听着羊群里的虐杀。

两个小时后,熊吃饱了,折腾够了,走了。

天一放亮,宋玉花就冲出帐篷查看损失,收拾残局。那一夜,竟有20多只羊惨死熊爪。

宋玉花这次哭了,哭得肝肠寸断,天昏地暗。为那些惨死的羊,也为无能为力的自己。

昆仑静默,羊群呆立,只有一个无助女人的哭声在山谷里回旋,飘荡……

一个多月过去,依然不见丈夫的身影。

1985年1月20号晚上,宋玉花感觉肚子有了反应,她预感到可能要生了。于是她在炉子里多加了一些羊粪,把提前做好的小褥子拿了出来,并准备好了剪刀、热水、卫生纸等物品,然后就安静地等待孩子的降临。

帐篷之外,刚下过的雪还没化完,羊群白天吃饱喝足了,正相互依偎着进入梦乡。吹了一天的劲风,也没了气力。

宋玉花不是娇气的女人,肚子只疼了两个小时,孩子就顺利地生了下来。她咬着牙,自己剪断脐带,然后提起婴儿的小脚,在孩子的屁股上“啪啪啪”拍了几下。“哇”的一声,孩子哭了。她这才仔细确认了一下,是个女孩。

她给女儿做了简单的擦洗,就用小褥子包了起来。等她清洗收拾完,天都快亮了。

她起身抓了一把米放在锅里煮,然后就躺在女儿的身边,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天就大亮了。

羊群开始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她知道,羊儿饿了,要去找草吃了。于是,她把稀饭从炉子上端下来,匆匆喝了一碗。米还没有完全煮烂,有些夹生。

她穿好棉衣,把刚刚出生的女儿用一个羊皮大衣包裹起来,抱着就出了帐篷。一天的放牧生活又开始了。不同的是,怀里多了一个孩子。

这一天,这位刚生下孩子两个小时的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昆仑大山里,跟着羊群沟沟坎坎,山坡平地,不停地奔波跋涉……

为了让羊群填饱肚子,宋玉花顾不上自己需要静养的身体,也顾不上需要保暖的女儿。没有奶水,宋玉花每天就给孩子煮点面糊糊吃。有时实在累了,就把女儿包裹严实,找块大石头把女儿放在上面,自己便跟着羊群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这期间,任凭女儿自己在石头上挨饿受冻,甚至面临被野兽吃掉、被老鹰啄伤的危险。

有一天,宋玉花背着只有十几天大的女儿回到帐篷时,手一下子碰到了女儿冰凉的小腿。她这才发现,一路上只顾赶羊,女儿的腿竟露到了外面。第二天,女儿的大腿到小脚全都肿了。

看着可怜的女儿,宋玉花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

几天后,当丈夫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都迸发了出来。丈夫看到可怜的妻子和被冻坏的女儿,也心疼地落下眼泪。

其实,孙延永的病也没有完全好。

他住在医院里,心却一直在草原上。他计算着羊要转场的日子,也计算着妻子生产的日子。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的担心与日俱增起来。最后,他不得不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带了针和药离开医院,急匆匆赶回了昆仑山。

结果,还是晚了。

半个月过去了,女儿的下半身还是肿的。不能再拖,孙延永便骑上马,一路风尘去了花土沟。

他找到儿科大夫说明女儿的病况。大夫开了药和针剂,并告诉他,如果肿到肚脐以上,孩子就保不住了。

女儿命大,病情没再恶化,且一天一天好了起来。

牧队生活艰苦单调,女儿一出生就跟着大人放牧。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玩耍,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好穿的。通常,被大人背了一天,回到帐篷,就再也不想靠近父母,宁愿一个人在地上坐着或爬着玩。束缚了一天的胳膊、腿脚需要舒展,小小的身体需要解放。女儿天天被妈妈捆在背上,冷了、热了、疼了、麻了只能忍着……

宋玉花说,女儿2岁那年,牧队断了粮。没有面粉,只有肉。大人还能对付,女儿太小吃不了肉,每天只能喝一点面糊,饿得直哭。曾经装过馒头的蛇皮袋子里有残留的馍馍渣子,女儿自己爬过去把袋子翻个底朝天,把仅有的一点馍馍渣子倒出来,坐在那里用小手一粒一粒拣着吃。她看着,心疼得直掉泪。

女儿长到3岁,宋玉花实在背不动她了,于是,也把她送回了老家让母亲哺养。

而这个時候,在老家长大的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孙延永从70年代初就一直在切克里克放牧,因为表现突出,油田在1987年将其身份从合同工转成了正式职工。从此,宋玉花的身份也从一个合同工的家属转成了一个正式职工的家属。

虽然有些晚,但他们还是修成了正果。

自此,他们在油田有了户口,有了社保,有了医疗,有了菜篮子,还分了房子,一家四口的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

儿子4岁半那年,他们把他从老家接到了花土沟上托儿所。

因为要放牧,宋玉花没法留在花土沟照顾儿子,只好把儿子送全托,并交给一个青海的老乡帮忙照顾。

直到儿子上了小学,宋玉花才把一双儿女带在身边,陪他们在花土沟上学、入托。她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一直到儿子小学毕业。

90年代中期,儿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刚好,他们在敦煌也分上了楼房,宋玉花便暂时离开了花土沟,离开了牧队,到敦煌照顾两个孩子。一直到他们高中毕业,她才又回到了切克里克,重新开始了放牧生涯。

1997年,孙延永已经被人称作“老孙”了。

那时牧队条件已经好了很多,有房子住,有菜吃,米面油也供应充足,烧炉子用的是落地原油。

有一年春节,我去牧队看望孙师傅一家。正值母羊生产的时节,草原上,暖暖的阳光下,一只只母羊领着一只只小羊在冬日的草地上悠闲自在地漫步、吃草,画面格外温情动人。

孙师傅说草原上没人来,好久都没说话了,都快不会说话了。他说有时憋得慌,就对着羊说上几句,可它们听不懂,没反应,也就不说了。

其实,生活中并不一定需要语言。

2013年,孙延永到了退休的年龄。

虽然办了退休手续,但草原依然离不开他。于是,单位又返聘他继续在牧队工作。宋玉花也就一直跟随丈夫在牧队生活。

儿子中专毕业后,回到油田,成了一名采油工。

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回到油田,在职工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当我问道在牧队生活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遗憾,身体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时,宋玉花叹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复杂起来。

她说,在草原上没有菜,没有水果,只吃肉,热量太大,我们的头发早早就白了。尤其是两个孩子,都不到20岁就开始长白头发。医生说是血热,没什么治疗办法。

儿子从小在老家长大,和我们之间有隔阂。女儿经常抱怨缺父爱。女儿3岁之前,我几乎天天背着她去放羊,忙得没有时间和她说话,因此,长大后就一直不爱说话。那时年轻,不觉得有啥,现在想想,真是亏待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是在山里生的,我都没有坐月子。生了孩子就接着干活,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毛病慢慢都出来了。眼睛风一吹、太阳一照就疼,两条腿天一冷就开始疼……

停顿片刻,她又充满希望地说:“再有两年,合同就到期了。我们就不干了,就回敦煌生活。只是有些担心回敦煌能不能习惯太清闲的日子……”

她把一辈子的光阴,都扎在昆仑山下孤寂的荒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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