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与《山本》的历史叙事策略

关峰

摘要：《山本》的叙事策略是历史的日常生活化，其目的在于重构和还原，重构此前神化了的英雄，还原于日常生活中的肉身。

贾平凹不将历史刻板化和神秘化，而是植入日常生活之中，既有历史信息，也弥漫了日常生活气息。《山本》是在日常生活参照下对历史的展示和解释。女性身份表征了日常生活世界，也在日常生活表达中审视和反思了历史。《白鹿原》试图清理本土化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原发性而非植入性的路径来追溯历史的起源，考察它的因缘际会及在转折时期的应变和调适，测试其本性和弹性。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反拨，《白鹿原》是对改革（传统）和开放（世界）两个维度的呼应。《山本》则关注了现实和历史“相遇”，或者说是日常生活如何透视与诠释革命历史的问题。

关键词：《白鹿原》;《山本》;日常生活;陈忠实;贾平凹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0）06-0075-08

在對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处理上，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概建立了两种传统：历史教育与文学抒情。前者强调客观，注重史实，追求本真，提倡教化，早在民族革命深入人心的晚清时期就备受推崇;而在新文化运动后受重估一切价值的解放思潮影响，转向以文学为重心的抒情。破天荒的《狂人日记》即为解构历史的寓言。在《补天》还没问世之前，鲁迅曾就“历史小说”和“历史的小说”作出区分，明确后者乃“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 。[1]受杜威思想影响的胡适更是“新历史”观的信徒，他在《论短篇小说》中宣称，“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告诫道“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提议“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2]郁达夫则批评历史家，“常根据精细的史实来批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不论是“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内容，灌注到古代人身上去”，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得到了暗示”，而“向历史上去找出与此相象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现出这一个实感”，都偏于“空想”和文学。[3]20世纪40年代的唐湜在谈到冯至的《伍子胥》时，曾将其定性为“诗，抒情的诗，却不是它应该是的严格意义的小说”[4]，也不乏对“强调个人心境的”[5]个性历史书写的有意提倡。在政治与革命主导的“十七年”时期，历史常被征用，《李自成》《陶渊明写〈挽歌〉》等都在历史的脉搏和节奏上塑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转变，历史的日常生活化叙事策略就是值得注意的趋势，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山本》则是可供剖析的范例①。

一、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白鹿原》与《山本》的日常生活化选择

在为《山本》所作的《后记》中，贾平凹提到了自己收集的“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史料，并提出“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的问题，随后他提醒自己道，“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另一个历史”显然已非作者所面对的“那一堆历史”本身，而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6]285换句话说，就是贾平凹对“那一堆历史”的解读，是贾平凹接受和选择的历史。实际上，他在此前的作品中早有尝试。他在新世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中，就刻画了一个青年和中年时代“参加过革命与革命革过他的命”的老头， “老头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但是老头却是活得最真实的人”。[7]沿着“真实”，贾平凹走进了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同时，“真实”引领贾平凹进入记忆和历史的现场。《古炉》的成功就是他实践“写实”原则的结果，即所谓“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8]607。“文革”题材的深度和难度不言而喻，贾平凹“写日常，写伦理”的写作方式有效化解了潜在的风险，也再次验证了他“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和“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写法的生命力。[9]当然，这对《山本》也一样适用。

概而言之，《山本》的叙事策略就是历史的日常生活化。从题材上讲，小说不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只聚焦地域性人事，借以规避可能的阈限，敞开自由发挥与想象的世界，如冯玉祥就只作为背景被提及，并没有深挖和直写。叙事上更见特色，具体说就是不端架子，敢于“写实”。还在几年前，贾平凹就曾批评写“文革”的作品“过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8]603，《山本》的突破或“智慧”就是对此所作的反拨。他坦言：“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滩死水。”[6]285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相比，贾平凹所“提醒自己”的“背景和来源”，即所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海”般的日常生活，更宽阔，也更有力。摆脱了历史缠缚的人物和故事都被灌注了源自生活的生气，充满生机和活力。文中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形象井宗丞，显然赋有更多世俗性面目，诸如：出主意绑票他爹水烟店掌柜、互济会长井伯元;刚成立的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蔡太运病死，原平原游击队和秦岭游击队中有关井宗丞补缺的闲言碎语;井宗丞与阮天保的暗斗，等等。这些取材和描写都不同于既定的审美规范，有时甚至是消解和颠覆。简而言之，井宗丞并非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不乏常人错误和缺点的凡人。唯其如此，人物才更真实，也更值得同情。相似的例子还有：红十五军团内部的矛盾，游击队对败逃的原平川县保安队队长阮天保及其手下刑瞎子的接收，游击队员的身体欲望、斗争和出于生存需要的杀人，等等。这些取材都很敏感，却极富烟火气。无论是塑造人物，还是叙述故事，贾平凹并不把历史刻板化和神秘化，而是拉到近前来，植入日常生活之中，给人以自然亲切之感。在此笔墨之下，既有历史信息，也弥漫了日常生活气息。连过境的中原部队重病的首长也被刻画为矮小老头的形象，而非应有的人高马大和想当然地气宇轩昂，以此带入了日常生活情境，渲染了日常生活的视觉盛宴。

正如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一样，贾平凹也在极力“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10]，无奈“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那是碑上的文字还是虫子和苔藓”[6]285。面对被固化和被遮蔽的历史，贾平凹索性超越和旁涉，在现实的此岸别寻天地，井宗丞的游击队和红军线索的设置即是此意。而更重的笔墨是井宗秀和陆菊人线索的设置。这一源自沈从文小说情节模式的用笔不仅丰富了小说内涵，拓展了文本空间，更重要的是填充了历史，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通。特别是陆菊人，女性身份表征了日常生活世界，同时，也在日常生活表达中审视和反思了历史，譬如教刘花生如何打扮、做饭以至言行规范，讲井宗秀的嗜好等，都显示了她迥异于男性的日常生活魅力和魔力。与男人的打仗和厮杀相比，陆菊人对生命的看重及对伦理道德的坚守无异于某种抗衡。同样是带有日常生活色彩的线索，井宗秀机敏的背后却暗含了阴鸷的杀气，害死和土匪五雷相好的媳妇便是明证。相反，陆菊人则善良而有智慧，赠小桂花布袋的细节和诱杀土匪的情节从一开始就指示了穿越历史迷宫的便道，与上述井宗丞线索一道，建构了交相辉映和交融互渗的历史与现实世界。如果说井氏兄弟代表了历史的“破碎”和迷茫境地的话，那么陆菊人则象征了现实的清醒和审判。从对“英雄”的前者和“菩萨”的后者的不同态度可知，贾平凹虽感念英雄和历史的神话，却致敬日常生活的永恒。如《后记》中所说：“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 [6]284面对倏忽的巨变，他感慨道，“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此外，“没改变的还有情感”。[6]284相比于秦岭的地理性永恒（山本），陆菊人的情感永恒（人本）也许更具有意义和价值。有着“金蟾”美誉的陆菊人成功管理和经营了涡镇茶行（美得裕），但在炮弹轰炸的“人祸”面前却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小说中有一段极有意义的描写，在井宗秀特地为她而建的高台上，心灰意懒的陆菊人痛感梦境的虚空，“觉得所有的东西正与自己远去，越来越远”。在强大而冷峻的历史面前，陆菊人孤独而无力。她无法阻止最后悲剧的发生，唯有哀念和伫望。贾平凹慨叹：“作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6]286事实上，很难辨别“荣光”和“龌龊”的场合，唯一可以确证的是，贾平凹坚信日常生活永在，历史也将不断被重写和指认。

同样是写历史，《白鹿原》也呈现了日常生活的表征。不但作者进入历史的方式出自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启示，就连叙事态度或叙事伦理也突破了封闭的既有僵化模式，从而回到富有张力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文中的历史并非挪用和嫁接，而是植根于乡土时空地志，是古老传统的现代见证。无疑，《白鹿原》的轰动正在于这日常生活置换的震动。

与“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政治和军事叙事不同，《白鹿原》聚焦了文化史意义上的村庄史和家族史。书中虽也涉及了诸如围城、抗战、“文革”等历史性大事件，但多从侧面写来，表现了地方性、文化性和个体性的独特视角。如农协，就没有沿袭历来的写作成规，主事者之一的黑娃（鹿兆谦）远非“完美无瑕”的革命者，且不说与大户家小妾的私奔不算光彩，以致连进祠堂的资格都没有，即便去省城参加“农讲所”受训的目的也不明确;就是负责农运工作的领导者鹿兆鹏也被嗤笑，娶妻（冷先生的大闺女）却不同房，使得爷爷鹿泰恒气愤不过，亲自出面干涉。在乡村传统的民间叙事框架下，陈忠实另辟介入历史的蹊径，自然不无价值选择的考量。不跟风普世现代性的被贴标签的历史，也不径直站队，谋与古老乡村的价值规范为伍，陈忠实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客观立场。既不抹煞“农协”实际所做的工作，诸如提倡女人剪头发、放大脚，禁烟，砸烟枪、烟盒子，刀铡三官庙老和尚及南山根碗客（庞克恭、冷三冒），砸祠堂，查田福贤账……这些也在本位态度上赋予朱先生和白嘉轩以旁观者和审视者的角色定位。在以田福贤、鹿兆鹏、白嘉轩、黑娃等为代表的原上势力博弈的缝隙中，陈忠实整合了丰满而又充实的日常生活景观。以黑娃为例，与田小娥的儿女私情本来可以包装、打造成追求婚恋自主和个性解放的“五四”青年原型，但在积重难返的乡村现实中，如此的角色设置恐怕不合情理，也失之牵强，于是他们只能委曲求全，在压抑和煎熬中苟且偷生。相比之下，白灵的出走和反抗则是对青年其他出路的补充和映衬。

《白鹿原》对新的表达方式和空间的探索值得称道。当代陕西长篇小说要么是像《保卫延安》式的宏大史诗的颂歌，要么是像《创业史》式的个人生活与家国远景的融合，《平凡的世界》则是社会转型的居间过渡。在思想解放的现代化大潮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和释放，人本身成为生活和历史的中心和主人。《白鹿原》的出版可以说是深刻转折的标志。坐标的两轴转换到地域和传统上来，也就是说，地方时空塑造了历史，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敌我和阶级对立的板块格局也淡化开来。将原本立于政治视阈的远点设置惯例一下子拉近到身边熟悉的现场，叙事的日常生活世界也随之建立。《白鹿原》中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只是通过白鹿镇中医堂冷先生对城里反正的亲历、鹿子霖的上任乡约及朱先生的姑婆坟之行来间接透视。至于震动一时的“白狼”更只是空气的散播和情绪的感染而已。倒是白嘉轩的困惑关乎生活、切中实在：“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由此促成了《乡约》的发布和实施，推动了乡村现代化的进程。沿着日常生活的通道，陈忠实走进了历史。故事里历史和生活互不凌驾，而是两相结合，故而没有琐碎零乱的感觉;同时，历史也不僵硬呆板，体现出日常生活的温度和深度。即便土匪大拇指也被嵌进故事的网络之中，展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另一片风景。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忠实试图清理本土化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原发性而非植入性的路径来追溯历史的起源，考察它的因缘际会以及在转折时期的应变和调适，测试其本性和弹性。因此，各类人物的命运就赋有了某种文化特性的意蕴，无论是鹿兆鹏、白孝文、鹿子霖、黑娃，还是朱先生、白嘉轩，都在“守”与“变”的演化中诠释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要义。客观地讲，进化史观主导了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的复兴实践，但在走向世界的大潮中，却反讽性地启示了地方和民族的内生动力。《白鹿原》之“原”不无巧合地暗示了追踪的痕迹，呈现了内在而非外设的景观。有意思的是，小说开头和结尾的对照深含寓意：作为家族势力的代表，白嘉轩传奇性的豪壮经历象征了某种强大，男性的威猛不无文化修辞的隐喻;与之相反，具有挑战和另类意味的鹿子霖却在投机和弄权中毁灭了自己，显示了非主流文化的某种困境和尴尬。

《白鹿原》的写作得益于作者的“精神剥离”，而这“剥离”的源头则是拉美文学的风暴。在现代派风起云涌之时，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的宣言和路遥在河北涿县“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上关于“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的发言，激发了作者了解自己“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的愿望。[11]此后的查县志及所做阅读的准备都增强了作者“垫棺作枕”的自信，查县志是对地与人查考的“丰厚”的“收获”[12]589;阅读的准备则扩大开来，除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趋向和脉络的把握外，陈忠实还特别提到了研究关中的《兴起和衰落》、美国日本通赖肖尔所写的《日本人》两书，特别是《日本人》，同样受到西洋文明的巨大冲击，日本与中国被动应对的现代化选择却截然不同。残酷现实的对照使得陈忠实认识到，“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或者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12]591这一结论直接影响了他对传统价值立场的态度。有意思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每次重大的突破都与作者乡土本位的历史观息息相关。以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为例，徐家镂刻着“耕读传家”的古老宅院，县志中的“贞妇烈女”卷，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吓得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藏躲起来的曾祖父，深夜厦屋爷沉重舒缓的呻唤声，等等，都复活了历史迷雾中的日常生活。如陈忠实所述，“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并“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13]这一看待和进入历史的方式明显带有革命性意义。采取疏离意识，回归古老地层，释放日常生活活力，融通现实与历史的鸿沟。由此，陈忠实实现了自我超越和历史跨越。《白鹿原》中几乎每个出场的人物都经受了日常生活的洗礼，连朱先生也不例外，朱先生的神圣也有爱国行动的另外一面，展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义胆风采;书中女性的命运也不脱日常生活的轨道，田小娥被公公鹿三拿梭镖戳死，白灵在内斗中的被活埋，鹿子霖儿媳被生父毒死，孝文媳妇（大姐儿）的饿死……都是那个时代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即便是声言“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的白嘉轩也演出了一场换地的大剧;被冷先生讥讽为“又在原上蹦跶开了”的鹿子霖也有活泛亲切的一面，清明节荡秋千的他以花样见长，“一会儿坐在踩板上，一会儿又睡在上面;他敢于双足离开踩板只凭双手攥住皮绳，并將身体缩成一团;他可以腾出一只手捏住鼻子在空中擤鼻涕，故意努出一连串的响屁”，一派谐谑欢快气象，渲染了富有浓郁民俗色彩的日常生活气氛。

再看贾平凹，同样不止一次地写到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浮躁》到《病相报告》，再到《古炉》和《老生》，几乎都一以贯之地实现了他在《<山本>后记》中所说的“林中一花，河中一沙”或“一个木头一块石头”的书写策略。[6]285显然，贾平凹有意绕开直面历史真实的叙事重负，展现了同而又不同于《白鹿原》的日常生活景观。

贾平凹和陈忠实都选择由日常生活这一驾轻就熟的通道进入历史现场，贾平凹采取历史的日常生活化叙事策略，其目的在于重构和还原，重构此前神化了的英雄，还原于日常生活中的肉身。

二、历史生活的真实与日常生活的诠释

同样是写现代史，《白鹿原》和《山本》的思路并不相同。《白鹿原》是在个人生活记忆的基础上联通历史现场。陈忠实在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答问录”中说道：“我是企图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如果说《白鹿原》有值得大家称道之处，我想无非是我做到了历史生活的真实。”[14]605“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生活的真实”都源于作者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反，《山本》不追求历史进程和节点的绝对真实，而是致力于历史与日常生活的遇合和化合，也就是将历史带入日常生活之中。整体来看，《白鹿原》是在历史架构下的日常生活再现和还原，而《山本》则是在日常生活参照下对历史的展示和解释。两者的不同鲜明地呈现在对女性几乎相反的态度上。《白鹿原》的历史架构决定了再现其中的日常生活的时代性局限，古老大地上的普通女性无法跨越日常生活的鸿沟。文章开篇白嘉轩与七房女人的秘闻趣事直指失衡的现代世界，就像同是女人的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所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辛亥革命时西安反正领头人物之一的魏绍旭先生的遗孀魏老太太也开导白灵道：“女人要看透世事，先得看透男人。”相反，以日常生活观照历史的《山本》则带有鲜明的女性中心主义色彩。虽然杨钟死后，陆菊人曾向公公表示不会改嫁也不会招了人，杨家还是涡镇的杨家，但书中包括宽展师父和刘花生在内的主要女性角色大都不落窠臼，远非一般男人所能及，陆菊人更是象征了日常生活的宽阔和深厚。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连井宗秀和麻县长都一筹莫展的几个关键时刻，都是陆菊人挺身而出，化险为夷，张扬了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气度和风度。

大写生活的陕西长篇小说传统遗传给了《白鹿原》和《山本》强烈而鲜明的现实基因，也濡染了历史以朴实而细腻的日常生活色彩。有两方面的叙写可以佐证，一是对红军受挫和失利的表现。《白鹿原》第二十二章写到姜政委的叛变，为此，红三十六军几乎全军覆没。更有悲剧意味的是，已和鹿兆鹏生活在一起并且有了孩子的白灵并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被南梁红军根据地的自己人在清党肃反时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借口活埋。同样，《山本》中的红十五军团内部也矛盾重重，以军团长宋斌为首的平原游击队与以政委蔡一风为首的秦岭游击队因去留问题意见不合，最终导致了井宗丞的被杀，口实同样是右倾主义。从日常生活出发，陈忠实和贾平凹揭示了革命内部的顿挫和波折。这在传统现实主义写法的长篇小说中要么回避，要么淡化。两人对历史的正视和审视既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就像《白鹿原》中白灵的儿子，后来成为作家的鹿鸣所说：“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贾平凹也表示：“《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6]286不论是“反省”，还是拒绝包装和面具，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二是对乡民信仰和乡间传统的刻画。在科学发达和理性昌明的时代，巫觋道士和鬼神崇拜一概被斥为糟粕和迷信，遭到唾弃。在《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中民间信仰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态度上被否定的。但在陈忠实和贾平凹笔下，延续几千年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却在日常生活的大纛下整合了起来。《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在死了六房媳妇后的“迅猛而又果敢”的行动——自导自演了一出换地的大戏，一举扭转了家运衰败的颓势;《山本》中的井宗秀也在偶然的机缘里转运——以陆菊人陪嫁杨家的胭脂地（真穴）埋葬了父亲而飞黄腾达，实现了“官人”梦想。此外，两部小说都在风土人情上不遗余力，着力营造日常生活气氛。《白鹿原》中第一章和第二十五章打鬼的法官一撮毛先生，大瘟疫的蔓延与田小娥鬼魂的附体，白灵死后给白赵氏、白嘉轩和朱白氏（碧玉）的托梦及朱先生绝妙而诡秘的掐算，等等，都充满了神秘而深邃的日常生活气息。《山本》中更是几乎随处都可遇到，安记卤肉店安掌柜所收孙举来买三斤卤肉的阴票;县保安队攻城时老阿婆诅咒王路安，后者果然中弹瘫了;任老爷子的徒弟严松把削成尖头的木楔插在钟楼的檩条下;方塌县黄柏岔土匪牛文治和井宗丞的死都犯了地名（卧牛沟和崇村），等等，也昭示了日常生活传统的力量和分量。

在回答文学理想和长篇创作追求的问题时，陈忠实直言：“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方向发展……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来。”[14]606所谓“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就是“剥离过程”，也是“民族心路历程”，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演化和转变过程，如族长白嘉轩的“心硬”与顺应、白孝文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人生、从土匪到学为好人的黑娃、田小娥的人性的闪光、从坟场到战场的朱先生等，看似冲突，实质上都暗含了日常生活的逻辑，表征了“剥离”的痛苦。就像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先是器重女婿朱先生，后来不明因由地一味厌烦一样。

《白鹿原》如实再现了关中地域村落文化的一隅，涉及政治、经济、风土、信仰、灾害、民俗、语言、人情、社会、军事等物况，不啻一部简要的百科全书。书中并不忌讳在“洋”和“土”之间所作的价值选择，即便是冷先生和白嘉轩也嘲笑过大瘟疫中用石灰杀病菌的鹿子霖。贾平凹刻意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凸显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早在《古炉》中，贾平凹就确立了“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的策略，作为历史记忆的“文革”便设定于“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基础之上。[8]603虽然直到《老生》，作者仍苦恼于“历史如何归于文学”的问题，但把“真实”和“真诚”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的思路却没有改变。[15]创作过程中的作者更是祭挂了“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的条幅，用以自励。“民间性”虽居其末，但却最有分量。所谓日常生活，既体现在女性身份的陆菊人角色设置上，也弥漫在文本的张力结构之间。就像鹿兆鹏和鹿兆海兄弟的分道扬镳一样，井宗丞和井宗秀两兄弟也走上了歧异的道路，表征了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和期待，也寓示了参与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两者间虽有裂缝，但在祭奠仪式和几乎相同的结局上还是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团圆。在传统和民间的日常生活维度上建构现代，是《白鹿原》和《山本》的共同选择，也是日常生活历史还原的生动写照。

三、社会心理真实与日常生活土壤

受拉美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共同影响，陈忠实“触发”和“点燃”了“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12]588。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有研究者指出：“只要想想伴随着‘反传统的呼声，迅速举办的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讲习班，耄耋将至的国学大师，海外‘新儒学的大家，令莘莘学子毕恭毕敬，就不难推断激进之十分有限。事实上，80年代对国家以及对新儒学的兴趣至少与西学平分秋色。”[16]《白鹿原》恐怕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拨，是对改革（传统）和开放（世界）两个维度的呼应。萌芽于1986年而构思于1987年的酝酿时机不无较量和制衡的节点意义。最初“古原”的命名也反映了陈忠实从民族生态和命运的高度来反思文化和社会中国的深刻用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述的1989年秋冬长达四个月的中断。作为“一个历时性的界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完成了“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过程。有研究者注意到“知识界重新思考80年代的思想运动的含义，反思自身从事党的文化运动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因此，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中国历史包含了内在的现实需要”[17]。现在看来，《白鹿原》的规划更有重构和干预的自觉，勘测现实裂缝，倾听历史回声。几乎同时的《废都》也未尝不是对此“裂缝”的回应。在20年后的“民国文学”讨论热潮里，随着《古炉》等“历史的小说”写作的成功，贾平凹再度打量起他深入生活的副产品——20世纪20—30年代的秦岭传奇来。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及日常生活的时代语境下，贾平凹更多关注的是现实和历史“相遇”的问题，或者说是日常生活如何透视与诠释革命历史的问题。《〈山本〉后记》中，作者援引倪云林所作“悲”和“笑”的对比，所谓“达者”和“拘者”，既是“生存”和“毁灭”的古老历史抒情，也是对日常生活史观的推崇和膜拜。全书结尾，贾平凹刻意凸显了“静”与“动”的对立景观：一方面是“炮弹把天震破了，这日子破了，心也破了”;另一方面则是一动不动的陈先生、剩剩和猫，连同陆菊人，几近雕塑，融入了远处的山峦之中，也在象征意义上召唤和守候了日常生活传统。

在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陈忠实提出“所谓历史，就是人的心理秩序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寻找到新的平衡的历史……感受历史，就应该是把握住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真实”，因此，他主张把握历史“关键在于要有一定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住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真实”。[18]为此，他认真阅读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从“文化心理结构”出发，有意溯源鲁迅《风波》中剪辫子式的历史细节和心理真实。最深具历史内涵的朱先生的心脉和气质就是作者通过县志“编者按”的细节所作的推定，如在对谈中所说，把握住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这个民族的灵魂”[12]596。如果说陈忠实是祭拜历史，在历史的熔炉中吹进日常生活气息的话，那么贾平凹则是融入现实，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上寻觅历史的踪迹。此前处理历史题材的《老生》和《古炉》都打上了作者记忆的烙印，或融入了作者生发生活的成果。在有关《古炉》的访谈中，贾平凹批评了“翻译的那种调整过来调整过去”的写法，以为“比较难弄，稍微弄不好就走形了”，而主张“老老实实从日常生活这个方面去写” 。[19]320在他看来，“文革”发生的原因就很复杂，和北京等大都市不同，农村基层“是盲目式的”，混杂其中的传统道德、不满和压抑情绪、贫穷、基层干部腐败现象、小恩小怨及小摩擦等各种因素交相为用。因而，贾平凹提出要写出“土壤”来，唯此“才能挖出最根本的东西”，具体说来，就是“必须要有生活，平平庸庸、普普通通，很琐碎的这种生活它埋藏了各种种子。就像世界上有各种颜色，红黄青绿紫，实际上各种颜色都在土壤里面，只是用庄稼、草把它表现出来。我感觉‘文化大革命各种因素也都在日常生活里面，遇上土壤、时间就成熟了，就长出了红花或者黑色的草”。[19]321文学是记忆的，生活是关系的，要想写出鲜活的历史来，就要写出作为关系的生活本身;否则，作为生活的历史也便不能成立。老实说，《山本》对游击队和红军的处理也易受挑剔和诟病，但贾平凹却能独辟蹊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日常生活的厚描。以结尾来说，《山本》最后的炮轰已不止于两军对垒，更有家族仇恨和个人恩怨的缠结;阮天保也不单是红军的标志，更有复仇的意蘊所在。贾平凹并不细分，而是在错综杂糅的复合景观中凸现生活化的历史。由“一分为二”到“一分为多”，贾平凹对历史的文学改写带有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诗学色彩。

与20世纪中期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等红色经典不同，《白鹿原》超越了革命历史的事件表层，而深入到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日常生活底层。与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的批评相像，《白鹿原》也把视野延伸到了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的领域，塑造了历史与日常生活交融互渗的“交易”形象。如县长何德治对民主政治的议论、鹿兆鹏对婚姻自由和自由恋爱的解释、剪辫子、女子读书等经由白嘉轩、黑娃、鹿子霖和白灵透示出来，有力建构了历史化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化的历史。陈忠实没有刻板直写，而是借用了“谈判”策略。近代史和党史在白鹿村的镜像折射了革命的命运和前程，鹿兆鹏和白灵的爱情传奇便是两相结合的结果。先前政治型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都表现出单向度的逻辑架构，但在《白鹿原》的规训体系中，不论“活动场所”，还是“抵抗的战场”，都“位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之中”。如凯瑟琳·伽勒尔所说：“那些传统的重要经济与政治代表人物及重大事件，业已由以往看来是极其卑微琐碎的人和现象所取代或补充。确实，现在被重视的大多是些历史之外的人与事：比如妇女、罪犯、疯子、性行为及其话语形成、乡镇集市、民间庆典，以及各种类型的游戏娱乐。”[20]《白鹿原》的生产不乏消费时代和大众文化的面像，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使历史‘再现，为历史确定一个现在的位置”，或者说，“‘再现历史的同时，阐释者必须显露出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观”。[21]7如果说《白鹿原》是以圣人朱先生为时空对话的视点的话，那么《山本》则聚焦在陆菊人和陈先生的救世之义上。所谓“救世之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世界观”，是作者透过时间的距离与过去的对话。盛极必衰，自然化的中国历史惯例制造了文本的警世寓言。就像听到“挂马鞭”的传言时，陆菊人责问道：“涡镇人能长久地拥戴你吗，五雷当年是多凶的，阮天保又是多横，你不是把他们都弄下去了？”甚至逼问：“把那么多的女人招到屋院，你以为人家都心甘情愿吗，你这样做公平吗，想没想到还会有李宗秀张宗秀来弄了你井宗秀？！”新历史主义提出“恢复的是谁的历史”[21]7的问题，井氏兄弟的悲剧同样是今天世界格局中的人们的鉴戒。富有象征意味的陆菊人和陈先生赋予了日常生活集体无意识的荣格色彩，与以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代表的民族和家族史写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说来，《白鹿原》是陈忠实有关民族历史的生命体验，《山本》是贾平凹的“情感”和“爱”的力量。

《白鹿原》和《山本》的写作语境不同，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转型和历史意识觉醒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入民族传统、确立内发动力成为不同艺术样式的共同追求。詹姆森曾指出：“过去是关于匮乏（Privation）的一课……不是我们评判过去，而是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22]《白鹿原》也不例外，朱先生和白嘉轩就是这样的“匮乏”和“生产模式”，代表了陈忠实对民族历史根源和文化原型的思考。与《白鹿原》以生活打开历史的路径不同，《山本》反思了中国历史由来已久的盛衰和常变问题。对贾平凹而言，由盛而衰的变化是历史的常态，而见证这一常态的则是恒久不变的日常生活状态。鲁迅曾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形象化为祖母和孙女儿之间的相似，以为“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23]。周作人更表示：“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24]不论是《白鹿原》，还是《山本》，都是从现实进入历史，又在历史中烛照现实，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实现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注释：

① 本文所用《白鹿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山本》为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后文所引《白鹿原》和《山本》两部长篇小说中语句均出自此处，不再标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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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M]//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3]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39.

[14] 陈忠实.陈忠实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15] 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9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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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M]//孟繁华.九十年代文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3-244.

[18] 陈忠实.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与《人民日报》记者高晓春的对话[M]//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99.

[19] 贾平凹.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关于《古炉》的对话[M]//访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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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赵一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70.

[21] 张京媛.前言[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2]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7.

[23] 鲁迅.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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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