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辉：周恩来早期军事活动的得力助手

韦英思

黄锦辉（1903-1928），广西桂林籍最早的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军事干部之一，是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大革命时期，他是周恩来在广州的得力助手，广州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在黄埔军校政治部

黄锦辉，又名润生，1903年出生在广西临桂六塘圩。7岁人读乡立高等小学。该校校长是同盟会会员李任仁，常对学生宣传进步思想。1917年春，黄锦辉考入省立第三中学——桂林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常约同学上街市、下农村演话剧，宣传抵制日货。1920年，黄锦辉中学毕业，由于一时找不到出路，他只好在家协助父亲经营文具店，两年后应聘为小学教师。

1924年初，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帮助下，孙中山筹办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锦辉约同学刘立道、谭作校等10多人赴广州投考。到广州后，因黄埔军校推迟招生考试，又适值军政部陆军讲武堂补招学生，遂改考陆军讲武堂，他和刘立道二人以优秀成绩被录取。同年11月，经大元帅府决定，将陆军讲武堂学生拨归黄埔军校，黄锦辉、左权等158人被编人第一期第六队。在黄埔军校，黄锦辉学习勤奋，政治、军事各个科目的成绩都很优异。他经常与共产党员蒋先云、周逸群、许继慎、陈赓等来往，在他们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共产党员茅延桢、金佛庄等人也经常对他进行帮助和教育。由此，黄锦辉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日益加深。

黄锦辉温和恬静，平时少与人闲谈，时以微笑对人，处理工作周密细致。1924年11月，黄锦辉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在军校政治部，自此，他较长时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的处事特点，得到周恩来的认可和欣赏。

1925年1月，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选举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周逸群、陈作为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黄锦辉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协助常务委员周逸群工作。不久，经周逸群等介绍，黄锦辉加人中国共产党。

那时黄埔军校把第一、二期学生和新招募的士兵分别组成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团和学生总队，统称为校军。1925年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举行讨伐陈炯明叛乱的第一次东征，黄锦辉随军出发。政治部既是后勤部队，又是部队的宣传队，行军时走在前头，为部队办粮草，分配宿营地，雇佣民工向导。黄锦辉出入前线，做鼓动士兵的工作，到农村协助发动农民群众支援前线。东征军在群众的支援下，英勇作战，势如破竹，直下汕头，击溃陈炯明的叛军。3月，黄锦辉代表军校特别党部赴汕头做宣传工作，随特别党部先后进驻棉湖、五华、兴宁。3月12日，北上和谈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3月15日，军校特别党部在兴宁召开常务会议，经黄锦辉等人提议，决定向军校建议：“此后招生对东三省、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及朝鲜、安南（越南）等处学生必须无条件收录。”3月30日，黄锦辉随周恩来、周逸群等参加东征的军校学生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4月15日上午，黄锦辉陪同周恩来前往梅县东较场向各校师生讲演。当天下午，受周恩来的派遣，黄锦辉和周逸群搭民船沿韩江南下，沿途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6月初，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东征军回师讨伐，黄锦辉也随军参加平叛。

6月30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召开第十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黄锦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委员，编辑《中国军人》刊物。在黄锦辉等人的领导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团结了军校各方面的革命军人，同时在军校内同戴季陶、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8月，黄锦辉代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到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演说，声援工人阶级的斗争。

8月25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9月下旬，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黄锦辉是第一军政治部随从书记。10月，第二次東征开始，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黄锦辉跟随周恩来参战，任政治部组织的东征宣传总队总队长，249人的总队下设3个支队，每支队又设3个分队。较之第一次东征，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方法更加周密，有效鼓舞了士气，推进了战争进程。

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10月重建，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党的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军事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工作的领导，1925年10月，广东区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部长的军事部，黄锦辉担任军事部秘书，协助军事部长工作，军事部成员先后还有徐成章、李富春、聂荣臻、恽代英等。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广东区委原军事部也相应扩大，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军事委员有李富春、熊雄、聂荣臻等，黄锦辉任军委秘书，代号叫“明星”或“君伟”。

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借机清算和控制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要求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如不退出则要交出名单。周恩来和正在广东的毛泽东等对此主张予以反击。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常在一起探讨。周恩来分析道：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在第一军政工人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下级军官中共产党员也不少，同情左派的力量就更大了，在第一军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完全有可能反击蒋介石。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大家又都觉得：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军阀，谁来领导显然事情很难办，只好等着中共中央决定。后因当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已经暴露了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将这200多名撤离出来的军队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集中到广州大佛寺举办了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周恩来担任训练班的主任。3个月后，他们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里，成为北伐军的高级政治干部。黄锦辉也参加了训练班，这期间他写给父亲的信，被保留了下来。

离开第一军后，周恩来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负责结集在广东准备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时离开第一军的黄锦辉，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聂荣臻从海外留学回来，先是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与周恩来、黄锦辉等共事，蒋介石闹分裂后，聂荣臻就到了广东区委军委。

该军委设在广州市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这是一座旧楼房，铺着木地板，过道很窄，光线暗淡，人走动时楼板发出的响声很大。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所用。左边两张桌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的办公桌，西边屋是周恩来和他的爱人、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邓颖超的住处。东边的屋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的住处。

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7个单位中的共产党的工作，即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和黄埔军校本部、入伍生部。周恩来每星期都要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部署各项工作。聂荣臻、黄锦辉同这些单位经常联系，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北伐开始后，聂荣臻被广东区委军委派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北伐军攻下武昌后，他建立中共湖北省委军委机关，担任省委军委书记。

1926年9月和10月，周恩来曾两次从广东到上海，12月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离开广东后，即由黄锦辉接替他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

1927年4月，继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熊雄、萧楚女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捕牺牲，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2100多人惨遭杀戮。

在政变前夕，黄锦辉等人得知消息后临危不惧，迅速组织军委系统撤离万福路190号，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他带领几名党员紧急撤到香港，之后动身前往武汉，作为82名正式代表之一，代表5.79万余名党员，参加了4月27日至5月9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今，在武汉中共“五大”旧址纪念馆里，仍陈列着本次大会代表黄锦辉的小学毕业证原件。

因环境恶劣，路途险阻，加上时疫流行，会后黄锦辉染了重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尚未痊愈的他，就急着赶回广东投入工作。

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后英勇就义

192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改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共产国际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为南方局委员;在南方局之下设军事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委员有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等6人。中共广东省委则由张太雷、黄平、杨殷、贺昌、黄锦辉、恽代英、周文雍等25名委员及11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太雷任书记兼军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健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组织，加强对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9月底，叶剑英从武汉一路辗转抵达广州，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不久，叶剑英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单线联系，并接受其领导。叶剑英向黄锦辉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在广州暴动的设想。黄锦辉听完后，肯定了叶剑英的工作，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指示和工作部署，提出：要在第四军站稳脚跟，深入掌握敌人动态，及时向党反映;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掌握好这支暴动的基本武装：中央已于9月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广东党组织的任务是利用李济深和张发奎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要纠正消极等待叶挺、贺龙部队配合起义的思想：省委正着手组织总同盟军罢工，扩大工人赤卫队，发动市郊農民暴动，并分化敌军使之一部分能站到工农方面来等。

之后，叶剑英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着手开展起义的准备活动。

起义需要加强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为此，叶剑英不仅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而且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来编成3个营。在教导团，加紧对党团员骨干及营、连干部进行训练，短短10多天内就吸收了新党员120多人，并要求党团员积极宣传群众，串联发动非党团员的士兵。教导团和警卫团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基本力量。

10月上旬，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叶剑英秘密前往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商讨广州起义问题。回到广州后，他把情况向黄锦辉进行了汇报。

11月，参加北伐的聂荣臻在离开一年多后又回到广东省委军委工作。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回到广东省委军委时，只有黄锦辉和杨剑英两人，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11月26日，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香港召开会议，作出了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和黄锦辉等并不赞成起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刚失败，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对起义很不利，如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讨论中，聂荣臻和黄锦辉反复说明了这些意见，

但张太雷及共产国际“指导起义”的代表诺伊曼听不进反对意见，仍坚持举行俄国式的城市暴动。中央及省委决定起义后，党性极强的黄锦辉等仓促而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之中。

受省委派遣，黄锦辉担任广州市军委书记，具体负责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他最先离开香港返回广州，经常与广州市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研究有关起义问题，冒险深入到教导团等军事单位做宣传发动工作，并在工作中吸收了一部分革命骨干加入共产党。赵如松在1928年1月14日写的《关于广东士兵运动的报告》中说，广东士兵运动的起源是“去年十一月，广州军事特派员黄锦辉邀许继慎、徐光英、赵如松谈广东工作，决向中央建议，举行士兵运动。”士兵运动委员会委员为“黄锦辉、聂荣臻、赵如松、黄云谷”。

接着，黄锦辉、张太雷、周文雍、杨殷等分头召集教导团、警卫团的革命官兵代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指挥员军事会议，具体部署武装起义各事项，起义前的个把星期，省委军委的聂荣臻、杨剑英等也来到广州，与黄锦辉会合，共同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中。黄锦辉和聂荣臻参加各重要会议，并负责联络和筹划解决军火等。黄锦辉和恽代英还负责宣传及宣言的草拟。

12月11日凌晨，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军事总指挥叶挺急匆匆从香港赶到广州。下午3时30分，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同时起义，被喻为“东方巴黎公社”的广州起义拉开序幕。

经过几小时的战斗，起义部队夺取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公安局里宣布成立，工农红军指挥部也设在这里，陈赓任红军指挥部副官。在起义过程中，黄锦辉与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其他领导人一起，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有时在指挥部里指挥战斗，有时出现在战火纷飞的前线。

12日晨，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中午，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傍晚，敌军源源开到，敌众我寡，形势十分紧急，而暴动的队伍又分别行动，缺乏统一指挥，形势愈加严峻。叶挺与聂荣臻观察战况后，决定命起义军撤出广州以保存有生力量。聂荣臻当即回到红军总指挥部，这时只有黄锦辉在，既无助手，也无通讯员，没有通信工具传达命令。两人简单磋商后，决定由聂荣臻去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撤退，黄锦辉负责找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通知赤卫队撤退。

黄锦辉来到赤卫队司令部时，省委常委兼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已转入地下，找不到人。黄锦辉终究不是工人领袖，对工人和赤卫队的情况也远不如周文雍那么熟悉，而各赤卫队联队又分散在各区域作战，无法一个个通知到，结果，有许多人来不及撤出，最后在和敌人的苦战中壮烈牺牲。

当晚10时后，起义军主力部队已撤出广州，而黄锦辉为了能多撤出一些人员，仍不顾危险留在市内。13日上午，他派广东省委军委干部曾干庭穿便衣到长堤侦察敌情，与失去联系的起义军民传达往黄花岗集中向花县退却的命令，国民党军队入城后，大肆枪杀掠夺，黄锦辉仍沉着机智地通知起义领导人轉移到香港。之后他也撤退至香港。

广州起义余部1000多人，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到粤北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

几天之后，聂荣臻回到香港，随后联系上了脱险归来的黄锦辉，与广东省委接上了头。不久，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的李立三，严厉指责广州起义领导人“右”倾观望，以致贻误战机，错误地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他撤销了领导广州起义的同志们的职务，分别给予组织处分，并要他们继续回广州搞暴动，命令聂荣臻去花县方向追赶教导团，通知队伍往海陆丰转移。聂荣臻提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广州通知撤离时已经告诉教导团经花县往海陆丰转移，而且此时正是敌人在有关地区严加防守盘查时期，外地人去，不懂广东话易于暴露，无异送人虎口。但固执的李立三见聂荣臻反对，便改派黄锦辉去。黄锦辉奉命而行，到清远县时不幸被民团逮捕。

得知黄锦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中共党组织立即千方百计展开营救：一是花钱买通湖南驻广州会馆的会长，以“为湖南经营山货的老板做事”的名义，说黄锦辉是商人，从来不曾从事什么政治活动。二是花大钱买通清远县监狱的典狱长和狱警在三更时放人。三是组织广州起义后撤出广州的教导团攻打清远县城。

组织营救工作的3个方案同步组织实施。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不审问、不宣判的情况下，于当月31日即把黄锦辉杀害了。

遇害时，黄锦辉年仅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聂荣臻痛惜地说：“这次为了一个不必要的任务，牺牲了一位好同志，使我心里甚为难过。”

1928年8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组织代表写烈士传记材料，其中就有一篇是《我们不能忘记的黄锦辉同志》。参加编写的，有周恩来、瞿秋白、王若飞、苏兆征、邓中夏、关向应、项英等代表。

同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时，发出特别通告，对黄锦辉等一年来牺牲的领导骨干表示沉痛悼念，号召同志们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不怕牺性的革命精神。

事隔数十载，1961年，周恩来总理仍深切怀念黄锦辉，心情沉痛地对刘立道等人说：“锦辉为党、为革命牺牲了。”与黄锦辉一同战斗过的聂荣臻元帅，也赞颂道：“黄锦辉同志勇敢、忠于革命，是位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