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盛，异彩纷呈
——明代陶瓷审美之变

王沅桢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

0 前言

最早的瓷器要追溯到我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时至东汉时期瓷器的制造已然成熟，唐代由于政局稳定、国力繁盛，瓷器制造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到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元代继往开来，至明代，在前代陶瓷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如景德镇一枝独秀，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青花瓷以其胎质细腻，色调幽美，纹饰精巧而负盛名，成为陶瓷的主流产品；彩瓷以其典雅的色彩和特殊的绘制技法蜚声中外；另有色彩斑斓的颜色釉瓷，古朴雅致的紫砂器和别具风格的珐华器。对世界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辟了继“丝绸之路”后中外交流的又一通道，即“陶瓷之路”。近人柳治微先生评为：“明代工艺之盛，有轶于前代者数事，一曰陶器、江西景德镇之磁器，莫盛于明。”明代陶瓷的审美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

1 形式之变：由自然天成到颇具画意

在元明之前，我国陶瓷的审美集中表现在对其自然之美的欣赏上，这个时期主要追寻的装饰方式还是以自然天成的材料、釉色以及器物的形状为主。装饰手法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少有画花。人们所崇尚的是“厚如堆脂，垂若蜡泪”、“夕阳紫翠忽成岚”、“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釉与窑火共舞的自然之美。陶瓷的素雅无华的装饰，无色之色的含蓄之美，体现了道家“见素抱朴”、“自然而然”的审美，以及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的境界，让人在欣赏陶瓷之器的同时，体悟生命之内涵，感受宇宙之浩渺，享受自然之妙趣。

图1 ，嘉靖青花五彩人物纹盘

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到明代已进入到以彩绘瓷和彩釉瓷为主的黄金时期。景德镇独占鳌头，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同时期的浙江龙泉、河北彭城、福建德化、江苏宜兴都不及景德镇陶瓷的全面发展。“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绘瓷和颜色釉瓷的成就非常突出。青花瓷清新、雅致，以钴料画于坯上，烧成呈清幽鲜明的蓝色，深受人们的喜爱。古人即有“五彩过于华丽，殊鲜逸气，而青花则较五彩隽逸”的评议。虽然青花瓷绘仅青蓝一色，却如水墨画中的“墨分五色”般，深浅浓淡且层次丰富，加以晕染，与水墨酣畅淋漓的效果同出一辙，十分符合文人画所追求的审美境界。明代的陶瓷匠人承袭传统国画中的文人画画风，将其合理的与陶瓷装饰融为一体，成为了当时陶瓷装饰中新的审美特征。在绘瓷艺人的生花妙笔下，青花色调浓抹淡施，纹饰线条粗细有致，或层层铺陈显工细，或寥寥数笔显写意，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的特点：洪武的繁密，宣德的浑厚，成化的清雅，嘉靖的逸趣，万历的秀美，皆因青花料不同所致。永乐、宣德所用釉料为伊斯兰进口的“苏麻离青”，色泽幽菁浓丽，青料积聚处有铁元素集成的铁斑，青翠披离，颇有生趣，加之胎质细腻，造型多样，纹饰优美，故被奉为青花的典范。成化、弘治、正德时颜色趋于淡雅，因为用了国产“陂唐青”也称“平等青”，配合“分水”的点染绘画笔法，把山云水色、仙人高士描绘的轻灵婉约、高深远古。

2 色彩之变：由青及白，由素及彩

明代以前陶瓷审美的主要特征是欣赏如玉的青色，清人朱琰在《陶说》中写道：“古窑重青器，至明而秘色已绝，皆纯白。或画青花，或加五彩。”此处青器指青瓷，中国最早发明的瓷器是青瓷。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产瓷器以青瓷为主，唐代“南青北白”格局下，最有名的窑口是生产青瓷的越窑，最珍贵的是秘色瓷。宋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除定窑之外都属于青瓷系统，同时期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所产的皆为青瓷，这与古人“尚玉”的观念有关，陆羽《茶经》中认为“越州上”，就因其“类玉”、“类冰”的特点。早在良诸文化时期，就有以玉作为礼器的传统。玉器成为等级制度的标志性器物，之后也是身份与品行的象征，故陶瓷“尚青”与中国人“崇玉”的思想有关。直到元代，由于蒙古族成为统治阶级，因其“国俗尚白，以白为洁”，白瓷才真正有所发展。游牧民族多信奉萨满教，因敬天而重天色，天色即蓝色，也“尚青”，所以元时浮梁磁局烧制的是青花白瓷。时至明代，白瓷工艺日趋完善，为青花、五彩的绘制提供了必要条件。

明代一改之前朴素古雅之风，而转向异彩纷呈的华丽美。这场色彩的盛宴中，有绮丽的斗彩、幽茜的三彩、浓艳的五彩以及纯净的单色釉。斗彩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多彩相结合的品种，由青花在釉下勾勒全部或大部分纹样轮廓，经高温（1300℃）烧制后，填补矿物色进行施彩，之后第二次入窑低温（800℃）烘烤而成，成色比青花富丽，又较五彩柔和，釉下青花与釉上色彩呈争妍竞美之趣，故称“斗彩”（如图1）。宣德时期的青花五彩是明代斗彩的萌芽，发展至成化时期成熟完善，器物巧意玲珑，精致秀美，如鸡缸杯、高足杯、天字罐等蜚声中外，为世所珍。明代彩瓷发展到成化至正德时期，创烧“素三彩”，是在高温烧成的素胎上用黄、绿、紫三色彩釉绘画，也兼有刻、雕等手法，再入窑低温烧制。素三彩制品造型工整，釉面光亮，纹饰精美，十分素雅，多文房雅玩之器，如水洗、花觚、盖罐、香鼎等。嘉靖至万历时期，是明代彩瓷生产的高峰期，当时官窑彩瓷以青花五彩最具代表性。它打破了斗彩仅以青花勾勒轮廓的局限，使釉下钴料的蓝色与釉上诸彩相互映衬，青花蓝中泛紫，五彩凝翠流朱，有浓丽幽艳、五彩陆离之感，器型丰富，绘饰题材以反映道教思想的仙人骑鹤、百鹿百寿、八卦八仙等图案为多，也有禽鸟花卉、婴戏人物等。此时的民窑五彩设色浓丽奔放，画意朴拙，十分盛行。此外，明代各种颜色釉的生产成就斐然，如永乐白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素有“甜白瓷”之称；永宣红釉有“宝石红”之誉 ；弘治黄釉有“娇黄”、“鸡油黄”之名。明代陶瓷的审美，把人们从素雅清新带到了多彩绚烂的新阶段，开启了浓艳、华丽的新篇章。

3 内容之变：文人画、版画、丝织风格的多样化呈现

明代之前的陶瓷装饰的题材还是以简单的图案描摹为主，也会偶然出现关于人物故事场景的题材进行装饰。但是表现手法简单，以单线平涂为主，在明代广泛吸收文人画、版画、丝织的艺术表现形式，把明代陶瓷的审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1 文人画对陶瓷绘画的影响

在结束了元代的异族统治之后，明初统治者有意恢复汉家风尚，洪武年间追仿宋制，重建画院。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之下，明代的画坛各派林立、纷繁杂沓，形成了许多画派。绘画中许多表现仙人、高僧、高士的题材，他们大多数纵情于山水之中抚琴高歌、饮茶论道、乘云远眺，或骑着马行走于烟云松竹、丘壑泉石之中，流露出“清雅淡泊”的意蕴。这种审美意蕴对同时期的陶瓷绘画影响深远，代表作品有：明景泰年间的南极老人碗、八仙庆寿罐，明天顺的携琴访友梅瓶，明成化的红绿彩人物骑马碗，明正德的楼阁人物套盒等。

由于明代王阳明心学与晚明禅学的兴盛，“空”、“寂”、“闲”、“净”的观念在文人画中体现了出来，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醉心于山林之趣与禅宗的修养心性之中，亦官亦隐，在绘画中成就颇高。加之雕版印刷的进步，画家们的绘画得以刊印成画册，为陶瓷工匠们提供了最好的摹本，以陶瓷坯胎替代宣纸而成为文人画的新载体，制作出的文房或摆件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如天启、崇祯时盛产的青花笔筒、香炉、笔洗等文人雅器，题材多为李白醉酒、东坡爱砚、羲之观鹅、松下独坐等。而且这一时期打破了长期以来在陶瓷颈部、肩部及底部装饰各种边饰图案的传统，整个器物仅以绘画装饰，少数在边角刻绘一道暗花图案，并不抢夺主体画面的整体意境而显得更加生动。

3.2 明代版画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唐代佛教鼎盛，这个时期的版画题材也受佛教影响，多出现佛教故事的插图。到了后来更为重视文化发展的宋朝，版画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当时印刷术的改革发展使得图书出版等相关产业繁盛发展，正是这个优渥的环境使得版画艺术得到强有力的推动。而到了元代时期的戏曲文本、小说等反应现实的大众化艺术为版画的全面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到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更加繁荣，世俗化、消遣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内容通俗易懂，雕版印刷、小说插图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制作版画的地区以徽州冠绝群伦，还有金陵、建安、杭州、北京等地，著名作品有《水浒传》、《琵琶记》、《西厢记》、《钱塘梦》等，排线精致，细如游丝，密如雨点，转折顿挫，十分精彩。陶瓷艺人在陶瓷的绘制中吸取了版画严谨的造型，规则的排线，还有纯白描的青花绘制法和用点与线的组合来表现物象的阴阳面。木刻版画对当时景德镇民窑的影响既表现了装饰手段的多样性，也表现了绘画题材的丰富性，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当时流行的戏曲小说、画家画谱、话本评传、史书地方志等。兴盛繁荣的世俗文化使明代的青花瓷、五彩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3 丝织图案对陶瓷装饰的影响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丝绸生产发展的高峰期，产生了许多新的品种，常见的有团凤、穿花凤、大云龙、缠枝牡丹、锦上添花等，其装饰以各种带有吉祥涵义的花鸟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这时期陶瓷装饰上也常出现这些纹饰，成为了时代的共同风尚。锦缎不仅在纹饰上与陶瓷装饰相互影响，在形式上也相互渗透融合，如锦缎中常见的皮球花或称团花的形式，重叠式的锦上开光或添花的艺术形式，在陶瓷装饰形式上都有所体现。

由此可见，明代陶瓷审美风格的转变，受文人画、版画、风俗画、丝织等多种姐妹艺术的影响，使其具有既情趣高雅又充满世俗气息，既笔墨自由又规整工巧的时代特点。

4 宗教之变：道教的民族风格及伊斯兰教的异域色彩

明代道教盛行，上至统治者下及众人都把道教视作祈晴止雨、去病禳灾、羽化升位的方术，在陶瓷装饰中以道教中的器具、法宝及人物故事题材的瓷器大比例增多，如八仙、八卦等，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审美形式。

明永乐皇帝提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外交政策，加之郑和七下西洋、隆庆开关后繁荣的民间海上贸易，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技术与艺术的交流。明初时期使用的青花釉料“苏麻离青”便是从伊斯兰国家进口而来的，对我国陶瓷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的瓷器在明代早期已成为深受各国欢迎的贸易商品和外交礼品。在西方各国的皇室、宫廷和贵族阶层中兴起了收藏中国陶瓷艺术品的风尚，精美的瓷器成为他们炫耀奢靡生活、显示高雅情趣的重要表征。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明代陶瓷采用了大量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饰，以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最为突出，新增器型有抱月瓶、天球瓶、球腹直径花洗、八方烛台、仰钟式碗、双耳扁瓶等。这些是在模仿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和玻璃器，纹饰具有异域风情，如西番莲、扁菊花、苜蓿花等花卉植物，以及具有数学抽象形式的几何纹和阿拉伯书法，产生了规律性和重复性的特点，把明代陶瓷的审美带入到一种理性的平衡、异域色彩浓厚的新境地。

明代陶瓷审美的变化离不开形式、内容、色彩、宗教等各方面的改变，它反映出了明代人们审美意识的更新。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吸收了唐代的华丽丰满而更加内敛含蓄，吸收了宋代的高雅简疏而更加气魄雄浑，吸收了元代的粗犷豪放而更加精致细腻，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