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期官窑瓷器探微

谢俊仪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333001）

1 正统、景泰、天顺官窑青花瓷器的整体艺术风格

所谓“空白期”，通常泛指明代正统（1436-1449年）、景泰（1450-1456年）、天顺（1457-1464年）三朝时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时期官窑烧造的了解不甚清晰，而在传世及出土瓷器中也罕有发现署该时期款识的遗物，故这一时期在陶瓷界通常被称为“空白期”或“黑暗期”取而代之。然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正处于明代两大制瓷高峰——宣德与成化之间，伴随着近年来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旧址出土实物资料的日渐丰富，打破过去人们对十五世纪中期瓷器生产陷入低谷的认知。其出土遗存数量之大，器型与纹饰之精美，足以证明了这一时期的烧造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被世人严重低估之实。

图1 青花海水龙纹器物组合

图2 绿彩云龙纹器物组合

201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珠山北麓保护房改扩建工程，在御器厂旧址龙珠阁北侧的挡土墙位置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抢救性考古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不署款识的官窑瓷器，该次考古出土的瓷器釉色繁多，器类丰富。从近年来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发布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批空白期遗物按釉色划分有青花、青花矾红、斗彩、红绿彩、青釉、白釉等，其中仍以青花瓷器为代表。该时期青花瓷器常见的主题纹饰有海水纹、海水龙纹、云龙纹、瑞兽纹、海水瑞兽纹、穿花凤纹、缠枝花卉纹、狮子戏球纹、鸳鸯莲池纹、婴戏纹、梵文、团花纹、莲托八宝纹、缠枝花卉纹、海水山石松竹梅纹、方胜纹等；辅助纹饰主要有莲瓣纹、卷草纹、弦纹、几何纹、回纹、菱格纹、海水纹、云纹、山石海水纹、朵花纹等。

在装饰纹样的艺术风格方面，首先，继承了前朝的“官样”特征，包括装饰布局、纹饰绘画设计等方面，如大罐、瓶类纹饰上沿用宣德时期“肩、腹、足”的三段式布局。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官窑瓷器沿袭了宣德时期做法，将相同的纹饰样稿表现在不同的器型之上，然而器型种类则较之宣德时期更为丰富，形成了一大批相同纹样的器物组合，充分证明这一时期御器厂依旧根据宫廷官样进行生产（图1）。而在宣德时期，多数作为辅助纹饰使用的海水纹，在正统、景泰、天顺时期开始大量作为主题纹饰使用，成为这一时期遗物的典型特征。

其次，这一时期在画法和原料上也有所变化，从出土遗物来看，似可初分为两类，一类与宣德相似，例如上文所提海水纹瓷器，青花发色较浓艳，绘制笔法简练、粗犷，颇具气势，极具永宣之遗风；另一类从青花发色及纹样上看，则与成化官窑早期瓷器更为相近，纹样绘制稍显细腻，却未曾使用双钩填色之法，其风格则一改永宣之豪迈，而与成化之俊秀相仿。据明人王士性撰《广志绎》所载：“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众所周知，永宣青花大量使用了进口的“苏麻离青”，而至正统、景泰、天顺年间“苏麻离青”已然匮乏，所以逐渐大量改用宣德时期试验、使用的国产青料。据景德镇陶瓷大学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公布的《御窑厂出土空白期青花瓷组成特徽的无损EDXRF分析》中出土标本的检测结果“该期青花瓷钴料......不同于元代所用的高铁低锰型钴矿原料，也不同于高锰低铁的国产钴料，推断可能是国产钴料和进口钴料混用的结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空白期青花料多使用国产料与进口料混合配制而成，而因国产青料缺少铁元素，使之青花不易晕散，呈色较为淡雅。由此可见，此时期御窑瓷器艺术风格的改变，除了统治者审美情趣的变化外，原料方面的改变也至关重要。

图3 青花、五彩绣墩标本

综上可见，空白期成为一个分水岭，浓艳型青花瓷器向淡雅型青花瓷器逐渐过渡，国产青料“平等青”成就了成化青花瓷的独特艺术价值，进而改变了人们对青花瓷的审美视角，也改变青花瓷风格的整体走向。

2 出土遗物中典型器物特征之初探（以匜、绣墩为研究对象）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也有诸多创新。就器型而言，这一时期遗物中较为典型的器型有花盆、花觚、鸡心执壶、瓷枕、匜、博山炉、绣墩等，另外，还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制的瓶类，如长颈瓶、带座双耳瓶、折肩辅首甁、双耳蒜头瓶等。其中，匜，均绘云龙纹，有青花、红彩、绿彩不同装饰手法；绣墩及瓷枕，均为目前所见出土同类造型器物中数量最大，且质量颇高，极具有时代特性，其中出土的绣墩中，有青花、五彩（及半成品）两类装饰，而瓷枕，器型一致，所绘花卉纹种类多达十种，均属该三朝特殊形制的器物。下文列举以匜、绣墩两件典型器物为研究对象，试探析该时期之风格面貌。

（一）匜，此类圆口带短流的器物曾在元代盛行一时，但至明清时期十分少见，至2014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旧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以青花、红彩、绿彩绘同一纹饰且尺寸完全一致的匜，为明代之初见。探究其用途可知，匜，在先秦时期，通常为盥洗时浇水的用具，据《左传》载“奉匜沃盥”：“沃者，自上浇之；盥者，手受之而下流于盘。”《周礼·春官·郁人》曰：“凡匜事沃盥。”从元代开始大量出现瓷匜，与青铜、金银匜所不同的是，除外观不同外，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据明代曹昭于《格古要论》中记载：“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孟，茶钟、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就此，有学者提出“嘴折盂”即为匜的说法，也有不少学者以元代壁画《蒲城墓葬壁画》中作为与玉壶春瓶、盘盏等同时出现的酒器组合认为，瓷匜在元代开始作酒具使用，为注酒之用，起分酒的功能。然而，明御器厂出土的空白期以红彩、绿彩、青花三种装饰手法制作的同一装饰纹样的云龙纹鸡心执壶、云龙纹玉壶春瓶、云龙纹匜成组式的出现（图2），则更具有说服力地印证了这一形制的瓷匜应为配套同作为酒器使用的观点。

图4 青花人物图梅瓶

（二）“绣墩”又称“坐墩”，因其形如鼓状，所以也被称之为“鼓墩”，因在宫廷中使用中，常在其上覆盖绣帕，故多被称之为“绣墩”。明代御器厂旧址空白期地层出土的绣墩有青花和五彩两类，不见传世品，为这一时期罕见之大器。其中，青花绣墩有三种纹饰，为双狮戏球纹、松竹梅纹、方胜纹，五彩绣墩饰花卉纹、钱纹等，其镂空工艺十分精美（图3）。明人高濂于《燕闲清赏笺》中言道：“ 又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纹，填以五色，华若云锦”，以赞美明代五彩绣墩烧制工艺之精湛。此前，学术界通常认为明代瓷绣墩多出现于正德、嘉靖、万历朝，从传世品来看，正德朝以前的瓷绣墩极为罕见。而2014年于明御器厂旧址出土的大量纹饰各异的青花及五彩瓷绣墩残片，在明代御窑瓷器中也堪称绝无仅有，此次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露目前出土所见最早且数量最多、纹饰最精美的绣墩遗物当属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且不见传世品，同时也证明了十五世纪中期的御器厂就已经开始烧造瓷绣墩。而此次出土的绣墩，经修复后不难发现，尺寸较之正德、嘉靖、万历等时期更为硕大，胎体更厚重，且腹部均为镂空纹样。此类绣墩通常在宫廷里陈设于庭院或凉亭之中用作夏日纳凉的坐具，由于放置于室外不畏风吹雨淋，因此盛行于宫廷内院。在2019年5月上海博物馆主办的“灼烁重现-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中有一件属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正统至天顺时期的青花人物故事梅瓶，绘一仕女正执扇坐于庭中一腹部镂空形制的瓷绣墩之上（图4），此件梅瓶或与出土遗物相互印证了明代自正统至天顺时期瓷绣墩就已经开始盛行于宫廷中，笔者猜测瓷绣墩的兴盛期或许可由明代正德、嘉靖、万历朝往前推至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时期。

纵观1988年及2014于明代御器厂旧址处的珠山西墙外及珠山北麓两地出土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遗物中数量最多的仍属各类饮食器皿，以同一官样绘制的饰同种纹饰的成组碗、盘及梨形壶等食器所占比例居多，其中的一部分是为正统六年英宗为紫禁城三殿二宫新成而下旨烧造的“上用膳亭器皿”。因正统四年（1439）重建毁于永乐十九年（1421）火灾的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迫切需要大量烧造器物用于日常使用及装饰。《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万七千九白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殊红膳盒等件令行在营缮所造。从之”、“正统六年十月丙戌，行在工部奏，宫殿新成，奉旨造九龙九凤膳卓等器，臣等奏准令工部及江西饶州府料造，今屡遣官催理，皆未完，请治其官吏怠慢罪”等文献记载都与出土遗存相互印证；从考古发掘清理出的遗物数量与质量来看，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御器厂不仅没有停止官窑瓷器的生产，产品的种类丰富，且质量不低，一定程度上说明正统、景泰、天顺官窑烧造水平不仅没有下降，且在传承、发扬前朝遗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3 结语

纵观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历史，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遗物之整体艺术风格以及工艺水平上承宣德，下启成化，正是链接宣德、成化风格的过渡期，诸多典型器物都能够证明“空白期”绝非空白。这一时期的产品不仅做到了继承和延续，又在原料上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进行了发扬和创新，对后世的艺术审美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合文献和历史背景，笔者虽对于2014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旧址出土的正统至天顺时期官窑瓷器中极具典型代表的两件器物即瓷匜与瓷绣墩二者进行了初步分析，但研究尚属浅陋，有待方家深入探索，一同丰富正统至天顺时期御窑瓷器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