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庆之

早上十点半刚醒,蒙蒙眬眬正在洗漱,听到钥匙的声音。习惯性地说了句“你回来了”,但父亲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要去武汉了。”

父亲的朋友圈
一阵惊愕。
前几天饭桌上还聊到张文宏主任“党员先上”的言论,母亲开玩笑似地说了句“你这个党员会不会被派到呼吸科去啊”。父亲终究没有被派到呼吸科去,他直接被派到了武汉。整个科室有且仅有他。早上九点的消息,下午一点半就出发。父亲是没有什么怨言的,这次灾难确实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作为医生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又,他自己早就作出过论断,这次疫情无非是强大一点的流感,远没有到SARS那种烈度,所以他反复强调其实没有大事;但毕竟还是去到情况完全未知的疫区,总还是有些本能的担忧。手机缓解了一部分尴尬,毕竟我们不想对视——我们都怕看到对方水灵灵的眼睛,按他以前的话说,“多没腔调”。
道别非常简单。
我出发了。
注意安全。
久违了的拥抱。
关门。
父子之间大概不需要也不擅长絮絮叨叨半天,我们都非“擅长离别的人”,一个拥抱足矣。
从这一刻开始,我再也不能作壁上观般地扫过知乎、微博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想着寒假结束前不出门就能与这场疫情隔绝。每一个“武汉如何如何”,到我眼里都将变成“父亲如何如何”。这场灾难对我而言成为了第一人称而非第三人称。当我喊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时候,似乎多了份真正触及心底的力量。愿疫情早日结束,愿父亲及早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