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2019冠狀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擴散,和各國政府抗疫成績的巨大差異,引發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爭。
先是西方媒體批評和指責中國的制度,認為是中國的“專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對病毒資訊的隱瞞,才導致後來的大規模擴散;很多西方媒體也認為冠狀病毒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最終會導致中共的垮臺。等到中國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擴散,嚴防病毒再次回來,同時不僅恢復經濟,而且向世界各國提供醫療救助物品,輪到中國媒體批評和指責西方體制。
令人驚奇的是,和西方媒體一樣,中國媒體也強調體制的作用,認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為西方的民主體制;而中國政府成功抗疫則是因為中國的“舉國體制”之故。
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把中西方體制的不同,簡化成為“民主”和“專制”之分;中國媒體也基本上接受了這個區分,即西方“民主”和中國的“舉國體制”。
多年來,在解釋民主和專制應對災難的不同方法時,相信西方民主優越的人,往往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饑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因為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森就是以此來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認為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發生這樣的大饑荒。如果當時中國有資訊的自由流通,大饑荒不至於發展到人們後來所看到的程度。
應當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只是一個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