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黑图档·咸丰朝》视域下的清代盛京经济发展纪

苏桐 赵彦昌

摘 要从清代盛京档案元素出发，首先，对盛京的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其中主要从盛京物产、农庄产量和荒地开垦三个维度进行阐述;其次，从档案中收集的材料对盛京工业发展中的粮食加工产业、纺织工业、伐木工业和采矿业的发展进行探析;最后，对清代商办米局和盛京地区形成商业集市的发展状况进行阐明。

关键词《黑图档》 盛京 农业 工业 商业

在东北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中，辽阳曾经一直处于东北政治、军事的中心地位，直到1625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自辽阳迁至盛京改变了这一切。“顺治入关后盛京政治地位下跌，但清朝开国之都的经济地位在短暂的低落后又开始恢复。”[1]117顺治帝入关，王公贵族、仆人兵丁随之迁往中原，但是“偌大的盛京城阙不能搬走，宫室、陵寝照样修缮扩建、王府宅邸也需留人照看，盛京十万人众仍要进行社会生产，社会活动”[2]117，盛京的经济生活便不能停止。《黑图档·咸丰朝》和图片档案中大量史料反映出，清王室迁都后的盛京依然进行着农作物种植，并且利用盛京地区丰富的物产对京城皇室供应物资，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成熟，工业也不断进步。粮食加工产业、纺织业、伐木业都有所发展，咸丰年间还可以铸造大钱，推动物品流通，促进商业发展繁荣。

一、农业发展

东北地区在清代是物资富饶之地，有肥沃的大片黑土地，广袤的森林资源，物产十分丰富。清代迁都北京后，依然在盛京设有皇庄旗地。清代盛京农业发达，离不开肥沃黑土的养育功劳。

1.物产丰富。作为大清的陪都，盛京农庄每年都会运往京都大量物资供给朝廷日常所需。运输物资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包含蘑菇、木耳、蕨菜、冻梨、榛子等盛京特产，也有槽盆、枪杆、箭杆等木制用品，以及野鸡、鸭子、活鱼等野禽，还有珍稀毛皮。“盛京地区出产的人参、鹿茸、貂皮、珍珠等特产，不仅是满洲贵族生活的传统必需品，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清入关后，满族统治者继续垄断着盛京地区特产资源，以层层关卡禁止汉族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3]49《黑图档·咸丰朝》中《武备院为收到皂鹿皮等事咨盛京内务府》中记载：“盛京总管内务府来文：内开广储司库长祥等呈，称老古洞恭染皂鹿皮十五张，交催长果与阿送交武备院等，因前来随交靴皮作催总安等，挑选得上用皂皮三张，官用鹿皮十二张等，因前来本库如数收讫再此项皂皮系成做上用活计，应用于明年解交时，务须选择上好长大者解送本院备差，相应咨覆。”[4]77物资除供应京都各宫日常消耗，也供给祖先上供祭祀之物。《掌图记佐领岫云等为进送榛子野鸡等物事呈请咨总管内务府》记载：“本年三旗园丁例应交榛子五十四仓石，外添供高宗纯皇帝暨仁宗睿皇帝，又添供宣宗成皇帝。圣容前不闰月年共应加添榛子三十四仓石二斗一升四合四勺，内除广宁园丁共应分加添榛子八仓石八斗六升八合，随广宁本年应交榛子内另行咨送外，本处园丁共应分加添榛子二十五仓石三斗四升六合四勺，合并合年例共应交榛子七十九仓石三斗四升六合四勺、山梨皮三十二仓石四斗、楧 塊十六仓石二斗交与执事人孙国炳送交之处。”[5]379

2.农庄产出。盛京地区农业经济以黄庄旗地大量存在为特征，清入关后，还将一部分旗地分给王公贵族，形成贵族庄园，除此还有大量的普通旗地。对盛京旗人清政府采取按地征税，土地租税交归国家所有。“盛京粮庄系皇室产业，为皇帝所有，由内务府统辖，盛京内务府直接管理（乾隆十七年前由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管理）。庄内丁口被看做进行物质和人口生产的工具，他们的一切活动均受严格的控制，所需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则统一供给之。”[6]91从相关档案中可见，盛京庄头田产颇丰，对庄地产出内务府分设三等庄头监管并计数，以此作为征粮标准。《总督内务府为奏准盛京庄头一年出入粮石数目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道光二十八年用剩存仓粮一百三十一石三斗三升五合八勺，道光二十九年分头等庄头二十八名，每名报粮三百二十二石、猪四口，每口折粮十五石;二等庄头四名，每名报粮二百九十二石、猪四口，每口折粮十五石;三等庄头五名，每名报粮一百九十二石，共报粮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一石。内除庄头方正吉等三十四人名下地亩被水冲沙压，照例减免粮二千八百五十二石三升，寔剩应征粮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八石九斗七升。庄头申天恩等十七名应交道光二十九年分三次代征粮四十六石二斗六升八合，三旗各管领下人等交□地租粮三十六石九斗，寔剩新陈粮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石四斗六升三合八勺。”[7]90征粮用于供给三陵、关防辛者库人口粮、马匹草粮、祭祀牛羊的供养所需以及看管宫殿、库房所用灯油，剩余余粮入仓等待第二年供给需要。

盛京农庄虽土壤肥沃，但如有天降灾荒，土地收成损毁严重，盛京户部便会仔细排查受灾土地数量，然后上报。《盛京户部为查清各地莊头遭灾水灾地亩数事事咨盛京将军衙门》记载：“盖州正黄旗界长西屯处羊草官甸六千一百零一亩七分，被冲地二千二百八十亩零一分五厘五毫，又承领纳租余地六百八十四亩内，被冲地一百零七亩六分六厘。又庄头魏安邦首报广宁正黄旗界魏家屯处承领余租官地九百三十亩内，被冲地三百七十二亩;又庄头陈士新首报铁岭镶白旗界朱家泡处承领官地五千五百三十亩内，被冲地一千一百零七亩三分六厘五毫;又承领羊草官甸一千二百五十二亩七分内，被冲地四百二十一亩一分六厘。”[8]197而后根据受灾被毁的土地数量按例延后征收钱粮数目，减轻农民税收和生活负担，以慰民心，同时避免因税负过重而导致的民心不满和社会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据《盛京将军等衙门为牛庄等旗人承种遭灾册地额征残粮缓征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奴才等详查历辩成案旗人并重红册地亩每遇歉收照例缓征钱粮，其征租赊地系属官田，虽经成灾例无赈恤，应照例捐缓租赋。今岁奉天地方俱属豊稔，惟开原、牛庄、白旗堡等三处界内，因河口地势洼下，勘报歉收旗人册地，本年额征钱粮应请缓至下年秋后启征，以抒农力。至本年被灾赊租升科伍田租赋应行捐缓，分别带纳各事宜。除另行恭疏具题外，合将奴才等查明被淹田禾分别捐缓钱粮缘由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奏等因于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咸丰七年正月十六日准户部各开原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等奏遵旨，查明奉天被淹成灾地方，请分别捐缓钱粮一折，奉天省自六、七月间大雨倾洼，河水涨，开原、牛庄、白旗堡三处界内地势低洼庄成歉簿，吾仍照常征收农力是形拮据，加恩著照所请。有开原、牛庄、白旗堡等三处界内前人承种册地，本年顾征钱粮均着缓至下年秋后，启征以抒农力。余着照所议办理。”[9]205

3.开垦荒地。清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特权而采取特殊经济政策来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农耕生产。清入关后，清政治、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满洲贵族举家西迁，一时造成东北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局面。“经盛京地方官员上奏，顺治皇帝正式下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则例》，招募内地民人至盛京安家落户，从事开垦。据载，到顺治十八年（1661），从内地出关前来盛京从事农业开垦的民户竟达数千家之多。”[10]72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关内人口移民到盛京地区，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统治者和权贵的注意，他们意识中固有守護大清“龙兴之地”的观念，所以上奏建议取消《辽东招民开垦则例》，盛京地区的“封禁政策”便随之颁布。然而封禁政策出台并未能完全控制百姓向关外的移民行为，仍有大量关内汉人听闻盛京地区物产丰富，出关定居在此。“大量盛京遗存文献记录表明，这种禁令不可能终止关内各省人民自发移居盛京地区。此后，不仅北方各省，甚至远及长江以南的闽、浙一带也有大批汉人移居盛京境内。”[11]72关内汉人移民到盛京地区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将关内各地的生产技术和作物带到了盛京地区。“直隶山东的移民带来不少内地的优良品种，因此当时盛京地区无论是旗屯、民屯农作物种植的品种相当齐全。”[12]72移民而来的汉人在盛京地带开垦土地，种植作物，不仅使盛京荒废的大片土地有了耕种价值，并且推动盛京地区农业发展起来，带动盛京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

顺治初年，盛京内务府只有10座粮庄，“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首颁圈地令，准许近京各州县将所谓抛荒田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强行圈占，为满族皇室、贵族和八旗所有”[13]79，圈地范围从开始的无主荒田到后来不论有无主人之地一律可以圈占。

这一政策脱离社会实际，顺治四年（1647）后，统治者开始下令禁止圈地，这一禁令到咸丰年间也并未完全消除，相关档案中仍有出现。《盛京将军衙门为查办生员书绅与催领德棉互争首报荒地事咨盛京内务府》中记载：“厢黄旗生员书绅与同届领催德锦，互相争首厢红旗界苏胡子堡荒地一案，饬界眼同两造履勘丈量，确数以昭校寔并行，令内务府之该管官派人将书绅德锦迅速代赴地所听候查丈，等因职奉文后已逾半年之久。”[14]139可见直至咸丰年间，圈地所留报荒地之风仍使百姓为利所趋，争报荒地，不能决断。开垦荒地、圈地令，虽然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混乱，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耕经济发展，使得盛京百姓自给自足，成为自耕农，不再像明末一样被沉重的赋税压迫至苦不堪言，也提高了百姓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推动清初农耕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农耕经济下清政府也会收取农产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作为地租加以占有，也大大缓解了清初凋敝的经济状况。“随着盛京地区经济的发展，盛京上三旗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顺治年间，盛京粮庄仅10处，至康熙年间其所辖田产达81处，果园90处，棉庄46处，靛庄11处，盐庄3处，共231处。”[15]77

二、工业

“盛京粮食产量多，粮食输出量大，因此盛京兴起了一批向内地输出的粮油加工作坊。以高粱、小麦、玉米、谷子、大豆为主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盛京手工业经济的发展。”[15]形成了以谷物为原料的特色加工产业，比如粮油业、酿酒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至乾隆中叶，以烧锅（高粱等杂粮酿酒）、油坊为中心的农产品加工业，成为盛京的特色产业。”[16]42“盛京的烧锅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万隆泉烧锅（又名老龙口）成为烧锅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老龙口酒厂始建于康熙元年（1662），最初是由经营过烧锅的山西人孟子敬创办的。”[17]42据朝鲜官员李田秀在盛京的记录：“酒有黄酒、烧酒二种，黄酒即清酒也，二品皆入灰，故味苦棘喉，黄酒尤不堪吃。路逢酒车载荆瓮，以灰涂瓮装酒以去。然则非但酿时之入灰，酿后亦添灰气也。饮之之时则虽是海量不用巨碗，必以小盅细呷，有若尝味样，如此者只为屡次而已，元无引满痛饮矣。”[18]285描写的是朝鲜使臣入盛京所见百姓饮食文化中的饮酒文化，百姓当街在酒肆中买酒并且以专门容器承酒已经十分常见，并且饮酒时也相当讲究，小口品尝，这从侧面反映当时酿酒业已经得到发展。

“随着盛京大豆产量的不断增加，盛京的榨油业也日益昌盛，成为盛京城镇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当时的盛京盛产大豆、高粱、谷子等农作物，以大豆榨取豆油、豆饼（油坊的副产品，也是种植棉花、甘蔗的最好肥料），成了油坊业发展的关键。大豆经过油坊加工为豆油、豆饼，成为盛京外销的名牌产品。”[19]42并且出现了专门的制油工具，据朝鲜使臣记载：“榨油之机两旁植大柱，高丈余，自半以下刳中作通达于下，横插叉木累枚，状如我国榨车之制。叉木之下置油盘、炒荏包裹一如我法放置，又下盘上叉木之上左右插楔，以大椎椎之，则叉木自下，而油从盘底出矣。”[20]284

“纺织业在盛京经济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咸丰十年（1861）以前，纺织业一直作为盛京农村自然经济支柱产业而存在。农民用古老的纺车将本地种植的棉花纺成纱，再用简陋的木架织机织成布，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或用来交换。”[21]43并且已经有了织布的机器和机房，据朝鲜使臣记载：“少行，有草棚方织大布，故入见，则机样甚短，机头上不用间竹，设两综而系绳出机下，贯之横板以足交踏使综上下。盖我国则机头之上弯一竿，竿上端系绳及于综，竿下端又系一绳贯于草鞋之鼻，坐机者穿鞋前却使综出入。而今将以踏板代引鞋故，所以设两综也。梭以角为之，而甚尖滑，且无底篾筐两头贯游木而于机头，能使进退而不用手执。织工只踏综板，则篾自来击，较之我制，一日之工当为二日，若令巧眼者移其法，则为利诚可溥矣。”[22]194有了织布机器，和专门织匠大大提高了清代纺织布料生产的效率，织布也从自给自足转型商业化，成为百姓盈利的方式。

林木采伐业也构成了盛京特色经济产业中的一种，盛京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宫殿的修建和后期修缮、建造兵器和木制用具均需要大量原料。雍正元年（1723），木材的采伐与贸易进一步放开，为扩大生产，朝廷也采取措施放宽林木采伐人员的审核。由于练兵、布防需要大量武器兵器，使宫廷木制工业也发展起来。《盛京工部为建造枪架箭屏事咨盛京内务府》中记载：“宫殿周围十二处原设枪架十二座、箭屏十二座于咸丰四年经工部成造在案迄今六年之久。”[23]288很快，木材的开采已经能轻松满足皇室和百姓的需要，达到供过于求的产量，木材开采商业便应运而生发展起来。“木材商人从辽东山地采伐的商品材，经由浑河“放木排”，通过水路运输送到上木场（今沈阳市东陵区杨官河口）。由于盛京木材贸易的兴盛，这个水运码头，很快成为东北最大的木材码头。当时资本较大的木材商人都在这里设立经营木材销售的“木局”，进行木材的批发或转售。”[24]43伐木工业不仅推动了盛京的经济进步，同时也以木材原料作为商品成为盛京商业中重要的一环，带动了盛京商业的发展繁荣。

随着清代采矿技术的进步成熟，采矿业也发展起来。由于矿业开采难度较大，需求资金也较多，加工工序也更复杂，所以采矿业的发展多是官商合办，或者纯属官办。“1898年7月，清廷任命贵铎办理奉天矿务，开展矿产调查，设立矿务分局多处，发布告示，鼓励商人办矿。1899年，盖平、复县等地已有商办矿业20余处。20世纪初，奉天省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商办矿业。”[25]78采矿业也是盛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礦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炼制工业的发展，钢铁工业已成行成市。“1897年奉天省创办了万顺铁工厂。周文富1909年创办大连顺兴铁工厂，生产榨油机械和船只用具。”[26]78清代通用的银锭、金锭都离不开炼制工业的发展，到咸丰年间政府推广铸造大钱，这意味着对炼制工业有了更高的要求，也说明工业技术的进步。《盛京将军衙门为户部议准推广筹造大钱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当千大钱以二两为率，以次酌量递减期于径重，相权便民利用，着即照部议。所有当十当五百大钱均用净铜铸造，务使磨炉精工、色泽光润。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大钱亦须配制，粮良一律完整，与制钱相辅而行，俾民间咸自宝贵便于行用，倘制造稍有粗率偷减者，钱法侍郎即将炉匠人等严行究办。”[27]246炼制工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经济发展进程，推动货币发展进入新的局面。

三、商业发展

商业方面，清初期王朝刚刚建立，盛京地区百姓本就饱受战乱之苦，一切百废待兴，皇太极为了刺激盛京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他“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苛刻限制，允许商品在境内自由贸易。为刺激流通，改变了税制，由十分之一取税改为每两税三分，与明朝三十税一大体一致。健全八旗制度为主的商业管理制度，沈阳城内设八处贸易所，由八旗分管，各旗出现了专门的“市商”，典当行、高利贷业随之复兴。”[28]72在他的政策推动下，盛京商品交易迅速发展起来。

交通改善是促进盛京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清朝未迁都中原之时就已与朝鲜建立了交通线，这为清代后期收朝鲜地区为附属国，接受贡品提供方便。皇太极时期出于进军关内和联络辽西的需要而修筑了后人称为大御路的公路，“这条交通线的开辟使盛京与关内的陆路交通线缩短，使传统盛京入关需南下辽阳、海城再西转盘山、北镇再入关的路线北移，人们战胜了历史遗留的盛京以西二百里皆为沼泽不能行的困难，为促进盛京繁荣起到巨大作用。”[29]117清代盛京作为清王朝的陪都，在迁都北京后形成了联系关内外的交通网。同时也为关内与关外物品的运输提供便利。例如，东北富庶之地的人参、貂皮、鸟禽沿交通线运往关内，源源不断为皇室贵族供应珍品。

同时政府在存粮不足时，采取设局商办引富商捐纳米、豆来充裕粮库。《盛京将军等衙门为设局商办捐纳米豆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捐米运赴海口脚价囤费处称，捐米人员自备是否即在粟米、黑黄豆每石运酌加六升，共作价银之内，并计统筽未处声明，行令详查报部等语，查此次奉省捐办米豆作价合银系仿照天津捐米章程，无论米、豆每石酌加银二钱，其奉省酌加银二钱，即在每米一石共作价银一两三钱，每豆一石共作价银八钱三分之内，作为诙捐生人员运至海口脚价囤费之需兹准，咨查相应声明咨报户部，查核外至本省设局□捐米、豆，所有捐生呈交米豆及运海上船一切章程，原拟十条，既奉部覆均如所奏办理，亟应晓谕本省官、商、军、民人等及外省来奉游学、就幕经商、流寓民人有愿报效急公者，各量家资，即行呈明买办米、豆报捐以便按季奏请奖叙以裕储备，而广招来除将奉部议准捐米章程，十条缮录告示会同出示晓谕。”[30]377-378

“盛京城作为东北的中心城市，城内居住着众多政府官员和八旗官兵，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群体。东北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而清前期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曾多次前往盛京祭祖谒陵，伴有大批官兵随行，无疑给盛京城带来了巨大的商机。”[31]157商业发展，慢慢在盛京城内形成商业街，来满足城内百姓生活需要。四平街，后称中街，是盛京最早的商业区。“清初，中街东起钟楼，西至鼓楼，全长一百七十四丈，街宽三丈五尺。在中街的路南北两面，东西比邻两行商店”[32]36，这里汇集了各类商铺，如著名丝房兴顺利、吉顺昌、谦祥恒等，“著名药房广生堂、天益堂等”[33]44，著名鞋帽店庆丰、同聚源等以及著名金银珠宝金店萃华楼等，还有铜器、古董、古籍旧书店。

1678年以后，朝鲜使团进京路线，由途经牛庄变更为通过盛京城前往北京，在乾隆时期，朝鲜使团官员李田秀及随行人员把前往盛京的所见所感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过此以西，市肆益繁庶。门外皆作翼棚，高出檐端，涂以金碧，炫人眼目。棚外立招牌，漆面金书，高至数丈，列置红漆大桶，高几丈许，中养各色鱼头者，到处皆然。车载遍[扁]担，来往相续，人肩车毂，几乎相戛。”[34]201描写的就是四平街集市热闹的景象，可见清代民间商业发展繁荣，盛京城是清代商品集散地。

四、结语

在主要以《黑图档·咸丰朝》为中心收集清朝盛京经济方面档案过程中，笔者发现农业方面的档案资源较其他方面丰富许多，所以对这方面加以详细介绍。对于工业和商业，在《黑图档·咸丰朝》档案资料基础上又融合了清朝使臣所著《入沈记》作为佐证加以整理分析，以重现清代社会的工业和商业面貌。以此完整文章结构和对清代盛京经济发展状况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以求丰富现有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