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压力下的期限结构对弈分析

王振霞 王朝阳 徐琦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在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相叠加后，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既有短期失速风险，又面临中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由于疫情冲击，我国居民消费骤减，投资增速下降，就业压力显著增大，物价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短期应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应对;中长期看，须抓住“十四五”规划契机，深化改革开放，形成和完善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情势

受疫情管控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2020年2～3月份餐饮住宿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传统批发零售业等基本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第三产业增长受到明显抑制。进入3月以来，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复工复产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完全恢复正常生产仍需更长的时间。由于人员流动限制导致的开工不足，第二产业增速也将明显低于以往水平，且国内主要产业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水平也快速下降。特别要警惕的是，部分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向型企业面临无力维持经营、订单减少和海外市场流失等困难，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处于较低水平，疫情结束后可能“无工可复”。复工不足和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岗位明显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失业和复工不足导致部分家庭无任何新增收入，进一步抑制消费增长。

在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国内物价总水平却快速上行，且CPI与PPI走势进一步分化。受翘尾因素与疫情的综合影响，2020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涨4.9%，为近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市场流通的逐步恢复正常，3月份CPI增幅有所回落，但猪肉等重要商品依然保持较高的涨幅，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价格也明显上涨，CPI依然在高位运行。值得关注的是，受开工不足、需求减少的影响，PPI同比降幅不断扩大，2020年第一季度工業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0.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0.8%。2019年6月以来，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为负，其中原材料价格下降最为明显。2020年3月PPI同比下降1.5%，环比下降1.0%。加之前期基数较高的影响，PPI短期内同比或将持续为负。CPI居高不下影响消费增长，PPI持续为负影响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对投资增加形成抑制，使总需求增长乏力。

与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相比，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工具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此次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国内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既有物流不畅带来的商品短缺，也有消费投资不足带来的经验困难。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时面临较大的困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需要创新思维。另一方面，受赤字规模和地方财政压力制约，财政政策尚未完全发挥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具有可持续性，有效性相对较低。疫情期间，诸如医药费、物资筹集和调拨费用、科研攻关费用等主要由政府承担，且此类支出具有刚性。疫情缓解后，财政部门还需要根据情况，对受影响较大的企业和地区予以减税降费支持。但是，疫情也导致部分地区的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压力的加大，为进一步减税降费带来困难。从货币政策看，2020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1.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47万亿元。虽然保持合理规模的流动性和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对稳定市场和提振信心有积极作用，但资金难以有效流入实体部门从而“救经济”的效果比较有限尚难有效发挥。春节后开市以来，A股市场连续几日交易量突破万亿元，新增资金有流向资产市场的迹象。受疫情全球扩散影响，境外市场剧烈波动，国际市场输入风险不断加大。为此，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短期内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发力，做好逆周期调节;长期依靠深化改革，重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风险研判和短期对弈之策

与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等负面冲击相比，在经济下行周期叠加的疫情影响，将形成一些较为突出的风险点，有些是长期影响，有些是短期风险，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施。这些风险包括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与经济增速大幅下行的风险，中小企业破产和个体工商户无法经营的风险，失业率明显上升与居民消费快速下滑的风险，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风险等。

在这些风险中，物价总水平上涨具有短期性，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将有所缓解，并保持平稳。失业率上升和消费减少是结构性风险，根据2003年“非典”的经验，疫情缓解后就业岗位和消费将会有明显的回升。值得关注的是，受疫情影响失去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家庭，是需要长期关注和救助的对象。中小企业经营困境既有疫情的短期冲击影响，又受增长率下行周期的长期影响。全球性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和全球价值链断裂和重组可能是长期风险。特别是疫情在全球的爆发趋势，将使产品生产、运输和售后服务的原有分工模式被打破，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全球性的贸易摩擦、地区冲突可能会常态化，值得警惕。为此，短期应密切关注价格总水平走势的变化，综合运用各类调控工具，稳定就业、消费和贸易，精准发力，尽快恢复正常水平的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政府投资精准发力。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规模，充分发挥财政乘数效应。据相关研究测算，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贸易部门消费型财政支出乘数为1～1.6，投资型乘数为2～3.3;非贸易部门消费型乘数为1.3～2.3，投资型乘数为3.2～4.4。投资型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最为明显。如果将赤字率提高至4%，将专项债规模增加1万亿元，则可以增加近3万亿元财政支出规模。取财政乘数中间值2.5，大致可以刺激GDP增加7万亿～8万亿元，基本弥补一季度经济损失。在投资方向上，一是增加卡脖子关键技术研发，加大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投入，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积累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资本;二是扩大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农村环境整治、公共卫生设施投入;三是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职业教育、应急储备等社会领域的投入。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用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一是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置换部分再贷款，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及时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降低资金成本。目前，约六成的银行负债来自存款，如果不降低存款成本，仅通过MLF引导LPR下行来降低贷款利率，则降息的绝大部分负担将由银行承受，必然影响银行授信的意愿和能力。银行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的功能主要是维持流动性，降低存款利率基本不会挤出存款;即便挤出部分也可能流入表外理财、货币市场基金等资管类产品，对存量债务存续和缓解信用风险有积极作用。

稳定物价，增加投资和消费，积极扩大就业。关注重要商品供求变化，实时跟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特别是国际能源、粮食市场价格动向，警惕国际市场输入性影响，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积极扩大生产和鼓励投资，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合理上涨。已经立项的各类大型基建项目应尽快落地实施。逐步降低或取消汽车、金融、能源、交通通信和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加大投资。以扩大生产和鼓励投资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带动原材料价格合理上涨。适度降低金属冶炼、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企业的贷款利率，对冲PPI下降的不利影响。非疫区尽快恢复正常物流，加大对新零售、新业态的支持，鼓励家庭增加对非生活必需品的线上消费。

针对目前失业率上升的问题，政府应主动作为，行业组织靠前服务，有针对性地做好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安置工作。重点关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行业的就业情况。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发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临时性的新工作岗位，如卫生保洁、家政服务和小区办公楼防疫等，扩大就业岗位。对于城乡丧失主要劳动力家庭、下岗职工、残障人群和生活困难家庭，应实现财政兜底，采取现金发放与生活物资保障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应保尽保。

继续做好稳外贸、稳外资的工作。国内银行、海关、商务等部门主动服务，建立地区稳外资、稳外贸每日动态监测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于全球急需的医疗防护用品、药品等物资，在保障国内供应的前提下鼓励出口。加强与国际社会、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信息、疫苗研制和科研进展方面的交流。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鼓励从事中间品出口的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减少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

中长期对弈之策：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从中长期来看，疫情影响终将过去，重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长期形势整体向好，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了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断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依然明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仍需加强。从长期看，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包括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等九个方面。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深挖经济增长潜力，从长期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大多数商品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定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只在小范围内保留。但是，垄断竞争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长期滞后。对于电力、油气等垄断经营行业，其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仍然处于探索和试点之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企业垄断以及乱收费等现象长期存在，阻碍各经济体的公平竞争。只有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形成保障各类经济主体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让优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因获取更多的资源而发展壮大，将提升相关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

政府定价范围的缩小也使得价格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价格的工具不足，引导市场预期的能力正在减弱，必须依靠创新价格管理手段，才能找到有效开展价格工作的着力点和可行途径。特别是，随着消费形式发生变化，国内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日益完善，网上购物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形式之一。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和网上购物等消费行为开始呈现多样化，随之而来的价格欺诈行为趋于隐蔽化，而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仍不完善，导致价格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的难度不断加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尊重市场机制的规律，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减少行政审批门槛是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

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高效的科研体系、科学的人才培育和评价机制、成熟的成果转化制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制度建设。本次疫情中也暴露出国内科研创新体系中重发表、不重应用，科研成果转化不暢，人才培育和评价机制僵化等问题。建立科技创新体制的根本目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和应用，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建立与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研评价机制，提高投入产出的绩效，将科学研究尽早尽多地转化成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一方面，促进现有的劳动力合理流动，减少人口红利消失的损失。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打破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壁垒，改革户籍制度和养老金缴纳制度，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市民提供同等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培育持续的增长动力。老龄化战略至少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重视技术进步和发展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鼓励生育，保障哺乳期女性员工的就业合法权益，并考虑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三是围绕医疗保健、日常消费、生活保障和健康娱乐，构建老年产业体系。借鉴日本经验，在部分行业实行高龄雇佣制度。动态完善养老金制度改革，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

稳步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近几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社融总额比重一直低于5%，既不利于激励创新创业，也不利于降低和稳定总体杠杆率。要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结构与服务模式朝着有利于鼓励创新、创造、创意的方向转变。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强化信息披露和监管，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平衡好促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并引导全球治理变革。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利益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开放，支持建立多边贸易新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合理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巩固和提升国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地区经贸摩擦方面，建立和引导多边对话机制。发挥制度优势，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