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艰难与沉默的必然

陈嫣婧

与20世纪许多杰出的语言学家相比，乔治·斯坦纳对语言的研究也许不是最具备理论系统性的，虽然他关于翻译问题的表述被许多学者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但显然，对跨文化，跨语言等20世纪热门的文化问题，他并不那么热衷。但在其毕生的著作中，“语言”却几乎成为他涉及最多、关注时间最长的一项内容。那么斯坦纳所理解的语言，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范畴呢？作为一名博学多才的文艺批评家，他的一贯思路绕不开以人文传统为基础的认知方式，他对语言的思考高度依赖使用和理解它的主体，而无法接受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去研究。在他看来，语言的生命完全来自于其使用者的生命，它的形式、功能和伦理上的价值全都与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有关。“在历史上，只有语言才是人类恩典的载体，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然而，一旦为语言规制下这样一个明确的范畴，这势必导致斯坦纳同时需要使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语言与人类的关系，而这也是他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基本视野。

语言的当代困境

而这种历史化的目光，首先指向的就是斯坦纳所身处的当下。现代世界与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当下的语言正在担当怎样的角色？检视的结果难免使人忧心忡忡，仿佛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来势强劲的“敌人”围绕在传统语言的周围，它们不是作为它的变体或派生物而存在，并且大胆地放弃了传统表达方式的大部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