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也想不到的完美谋杀案

沈越

朱莉娅·华莱士谋杀案引起了多位作家的侦探瘾，因为这是一起发生在利物浦市的经典英式谋杀，这个自1931年以来就没有人破解的案件，有时被称为“完美的谋杀案”。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对主要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争论不休：朱莉娅的丈夫威廉·华莱士是否犯了谋杀罪？

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1931年1月20日那个黑暗的冬天晚上，乘坐电车到达目的地时，52岁的保险推销员威廉·华莱士显得异常激动。他正在找一个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地址，电车的售票员记得很清楚，但华莱士反复纠缠询问，要求售票员提醒他在那里下车。最终到站时，华莱士特别告知：“我之前从没来过这里。”无论是否故意而为，他的言行举止让人难忘。

1月19日，也就是前一天晚上，华莱士来到他加入的一家国际象棋俱乐部参加比赛。刚到就被告知，刚刚有一通打给他的电话，来电者自称R. M. 夸尔特罗，留下口信要求见面讨论保险业务。华莱士只是偶尔参加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活动，但夸尔特罗先生似乎知道那天晚上他会来。华莱士不认识姓夸尔特罗的先生，也从未在国际象棋俱乐部接到这样的邀请电话。但是1931年的英国依然处于大萧条中，为了可能会有的一笔佣金，他选择了赴约，按照要求第二天晚上7：30在门拉乌花园东25号相见。

下了电车，华莱士就迷失在利物浦的黑夜中，他要找的地址好像不存在。他问过电车售票员，在街上拦住过行人，在书报亭中查阅了街道目录，甚至向一名警察讲述了整个事情的古怪。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狡猾的谋杀者企图在为自己做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当然了，也可能是一个保险业务员急于按时赴约。

事实证明，此地有门拉乌花园北、门拉乌花园南和门拉乌花园西，但就是没有门拉乌花园东，这通奇怪的电话似乎是要拖住华莱士。这仅仅是恶作剧还是有更险恶的用心？当天晚上7：30的约会泡汤后，华莱士最终放弃，决定回家。大约在晚上8：45，隔壁邻居约翰斯顿夫妇看到华莱士在沃尔夫顿街29号的房子外徘徊，华莱士看上去很不安，他告诉邻居，房子的前门和后门都被锁上了，无法打开。他很担心地问这对夫妻“今晚听到什么异常动静了吗”。

邻居跟着华莱士来到他家的后门，看着他再次尝试拧开后门锁。奇怪的是，这一次门开了，华莱士进入了房子。约翰斯顿夫妇在外面等着，华莱士点亮了一盏灯，小心翼翼地在房子里走动。片刻之后，他走出屋外说：“哦，快来看，她被杀了。”令约翰斯顿夫妇震惊的是，朱莉亚·华莱士躺倒在前室的煤气炉前，明显是被猛烈地殴打致死，鲜血溅得到处都是。“他们结果了她，看看她的脑浆”，毫无血色的华莱士喃喃自语。

华莱士注意到锁着的橱柜被打开了，里面的4英镑没有了。是因抢劫演变而成的谋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房子看起来没有被洗劫一空，除了那4英镑什么都没少，朱莉娅的手提包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里面的钱也一分不少。

约翰斯顿先生让他的妻子和华莱士呆在屋子里，什么都别碰，他去找警察和医生。25分钟后，默西塞德郡警察局的一队警官到达了华莱士家。他们对整个房子进行了粗略的搜索，发现有人在卧室里匆忙翻找过，房子的其余部分似乎没有被动过。他们还有一个发现，朱莉娅的身体下面是一件被烧毁的防水雨衣。这属于杀手吗？还是朱莉亚在遇袭时穿着它？

一个小时后，利物浦《每日邮报》的一名新闻记者到达，他同时还是警察局的摄影师，利物浦大学法医学讲师约翰·麦克弗尔充当警察的法医专家。许多人认为麦克弗尔错失了收集最重要证据的机会，没能确定死亡时间。即使在1931年，仅根据尸斑来确定死亡时间已经过时了。但麦克弗尔就是这么做的，根据身体的僵硬程度，他认为朱莉亚是在8点钟、也就是在华莱士到家45分钟之前去世的。对尸体进行检查后发现，朱莉娅因遭到钝器重击头部而死亡，最严重的击打在左耳周围，可以看到脑浆从颅骨中流了出来。警方认为，从朱莉亚的衣服和雨衣部分有烧痕推断，朱莉亚脸朝下倒地之前碰到了火炉上的火。

中级警司休伯特·摩尔随后抵达，将华莱士视作主要嫌疑人。但他也认为有可能是最近几个月在附近流窜的窃贼作案。不管罪魁祸首是谁，手法如此疯狂，肯定凶手浑身是血。于是他对房屋排水沟进行检查，发现那天晚上没有被使用过，因此袭击者一定浑身血水地逃离了现场。

对房屋、院子和周围区域进行更彻底的搜索之后，没有找到凶器。华莱士家的清洁工告诉警察，一根拨火棍和一根客厅里的铁棍不见了。与此同时，虚弱的华莱士坐在厨房里，向休伯特·摩尔和其他侦探平静讲述他当晚的奇遇。午夜前后，他被带到警察局作正式声明，他说：“我没有怀疑的人。”

1. 英国侦探小说家P.D.詹姆斯。2. 英國侦探小说家多萝西·塞耶斯。

在随后的几天里，利物浦电话局确定了打给国际象棋俱乐部的电话出自距离华莱士家仅300多米的电话亭。这似乎太巧合了。是不是华莱士自己打电话，以便为谋杀提供不在场证明呢？众所周知，华莱士和他的妻子是一对没什么感情的夫妇。他肾脏常年患病，而朱莉亚的几个熟人把她描述为挑剔而古怪。一位朋友将华莱士夫妇的婚姻描述为紧张而缺乏感情。华莱士是不是终于疯了，决定摆脱自己的妻子呢？警方还注意到华莱士在寻找不存在地的地址时，举止太奇特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一样。就连发现尸体的过程，也凑巧得好像华莱士正在等待约翰斯顿夫妇一样。

华莱士是凶手吗？

尽管华莱士成了主要的犯罪嫌疑人，但法医确定的谋杀案发生的时间，似乎可以证明华莱士是无罪的。晚上7：06的时候，很多人可以证明他在通往门拉乌花园的电车上，还有证人说在6：30—6：45之间看到朱莉娅还活着。这样算来，华莱士只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杀死朱莉亚，清理自己，换衣服并搭上电车。

警方让一位年轻的警官复制华莱士作案的可能性，年轻人能做到，但显然，疫病缠身的52岁保险销售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论夸尔特罗是谁，无论这通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它都成功地为华莱士提供了坚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没有武器，没有嫌疑人，没有证人，尸体是在上锁的密室中发现的，杀死朱莉亚的人似乎犯下了“完美罪行”。

如果不是抢劫，那么还有谁会比她丈夫更有动机谋杀朱莉娅呢？朱莉亚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过着被照顾的生活，几乎没有家人或朋友。除了那古老的家庭纷争，再也想不出朱莉娅被谋杀的缘由。

1. 夸尔特罗先生的电话出自离华莱士家300米的一座电话亭。2.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警方仍然把华莱士先生作为主要的嫌疑人。3. 咖啡馆的墙上贴着华莱士先生参加圍棋比赛的时间表。

朱莉亚的头部被猛烈击打了11下，也就是说她死后凶手还没有住手，这可以说明存在私人恩怨，是激情犯罪的典型标志。窃贼没有理由如此猛烈地长时间击打。尽管该案缺乏确凿的证据，但警方还是指控华莱士是凶手。1931年4月法官进行了为期4天的短暂审判，检方辩称，被告人作案时，赤身穿着朱莉亚身下发现的雨衣，这一理论，在法庭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告本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极少表现出情绪波动。站在被告席上，华莱士虽然紧张但语调平静，面对检方经常提出的冒犯性问题，他很克制。

华莱士的举止，而不是证据，决定了陪审团的裁决。他的圆形有框眼镜使人想起了杀妻的克里彭医生，这也是减分项。尽管参加庭审的人都觉得控方做得不怎么样，尽管法官进行了有利于原告的总结发言，但陪审员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做出了“有罪”的一致判决。法庭宣布：“威廉·赫伯特·华莱士，陪审团裁决你犯有谋杀罪。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华莱士简单地回答：“我没有罪。我没有其他话要说。”

法官戴上黑色帽子，宣告判处华莱士死刑，执行日期定在1931年5月，也就是说大约一个月后。但是，案件上诉到伦敦刑事法院后，法官判决，针对华莱士的案子没有“做出有罪判决必须的确凿证据”，有罪判决被撤销。华莱士作为一个自由人走出了法庭。新闻界兴奋异常，几乎所有报纸的头条都围绕着案件展开。华莱士被描绘成一个神秘术士，一个沾花捻草的人，更是一个高智商的国际象棋高手。

如果华莱士真是凶手，那从纯智识的角度来说，他策划了一场无懈可击的残忍谋杀，他胜过了警察和一代又一代的扶手椅侦探。但是，如果华莱士真的是个犯罪天才，他也没多少时间来品尝自己的胜利果实了。华莱士似乎因妻子去世的打击、审判的痛苦和新闻界的指控而日渐衰弱，他搬到了利物浦另一区的一处安静平房里。在饱受多年肾病的折磨后，于1932年的圣诞节病倒了，并于1933年2月去世。不论这个态度温和的保险推销员是否有秘密，他都把它们带进了坟墓里。

作家们没有共识

自华莱士死后，朱莉亚案就成了犯罪史上最有争议的案件之一。相关著作出了数十本，这些书各有各的理论，一些围绕华莱士有罪展开，一些以他的无辜为中心论述。不过此案仍然没有解决，就像英国推理小说作家多萝西·塞耶斯所说的那样：“华莱士谋杀案没有任何进展，以陷入僵局终结了。”

2013年10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宣布推理学小说家P. D. 詹姆斯找到了朱莉亚·华莱士谋杀案的答案，詹姆斯本人承认永远不能证明自己对谋杀案的解释是最佳的，并指出她追随着许多著名小说家的脚步，其中就包括侦探小说家多萝西·塞耶斯。

塞耶斯就此案写了两篇文章，正如詹姆斯在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吸引她和塞耶斯关注华莱士案的部分原因在于，该案太像小说了。在沃尔弗顿街29号的前厅里发现朱莉亚·华莱士的尸体后不久，当地的晚报《利物浦回声》就给出了类似的疑问：这一案件就像出自侦探小说家的幻想一样。

朱莉亚死后不久，塞耶斯就像后来的P. D. 詹姆斯一样，看到了华莱士不在场证明的特别之处。利物浦警方在案发后查找并讯问了许多姓夸尔特罗的人，但无法将他们与谋杀案联系起来。在俱乐部接到那通电话的侍者，确定他听到的声音不是华莱士的。另一个理论是华莱士和夸尔特罗是同谋，而夸尔特罗打电话是为了给华莱士提供不在场证明。但是正如塞耶斯指出的那样，没有发现华莱士或其他任何人有杀死朱莉亚的动机。

塞耶斯从小说家的角度解决此案，她说，小说家会设计至关重要的某些信息可能缺失或不可采用。那天晚上在华莱士离开家后，见到过朱莉娅的两个证人，分别是送牛奶的男孩和送报纸的姑娘，两个人的证词可能都不可靠。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16岁的送牛奶男孩说，他晚上6：45左右将牛奶送至沃尔夫顿街29号，还与朱莉亚谈了谈感冒问题。塞耶斯还说，小说中的证人在必要的时候总是能准确记住时间和其他细节。

詹姆斯也对华莱士的不在场证明感兴趣，她也认为，牛奶可能没有送给朱莉娅，那个男孩被耍了，他以为是朱莉亚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华莱士本人伪装的。不过，华莱士是一个身高1.82米的男子，留着小胡子。除非戴着厚厚的面纱，否则很难让人以为他是朱莉亚，朱莉亚是个身高1.60米的有些胖的老妇人。

詹姆斯将朱莉亚谋杀案引发的虚构、非虚构作品与1888年的开膛手杰克案相提并论。就像在她之前的犯罪小说作家一样，她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直到有一天“关于这个迷案的一种答案以一种绝对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心里”。詹姆斯见解的特别之处在于，将神秘电话和谋杀，这两个关键要素之间的联系断开，她认为华莱士知道这通电话是一场恶作剧，但是他决定将其用作不在场证明。

詹姆斯解答华莱士案依靠的是心理学，她把威廉·华莱士形容成一个备受打击的人，50多岁的他还只是一个卑微的保险推销员。詹姆斯说，恶作剧电话给了华莱士释放他内心恶魔所需的不在场证明。她说：也许当他挥出第一下和之后的十余下沉重的足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他是在试图改写自己多年来的艰辛努力和不断的失望。妻子被杀这种事，通常都是丈夫做的。

詹姆斯1982年的小说《头骨》讲的是拉尔斯顿夫人被谋杀的故事，其中就有朱莉亚·华莱士案的影子，2003年的小说《谋杀案陈列馆之谜》），提到了朱莉亚案，说此案“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具有1930年代典型的令人着迷的气质，此案可能在任何时代发生，最有意思的是，案中的证据，控方和被告都可以用来辩护，只看你选择怎样去解释。”詹姆斯写道，此案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并且具有心理上的微妙之处，她认为华莱士是一个因失望而疲惫不堪的男人，他最终崩溃了。

塞耶斯避免就此案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不过她暗示自己相信华莱士是清白的。正如詹姆斯指出的那样，自塞耶斯以來，几位作家都对此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詹姆斯的答案不太可能是最终的定论。从表面上看，朱莉亚·华莱士谋杀案似乎“像是小说”，但正如塞耶斯、詹姆斯等人所表明的那样，残酷的现实从不遵守侦探小说那令人信服的因果叙述。

英国作家詹姆斯·阿盖特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他曾经写道：“凶手不管是不是华莱士，这都是精心策划和超乎想象的谋杀计划。如果凶手不是华莱士，那就是完美的谋杀案。”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在1997年的书《雷蒙德·钱德勒如是说》中写道：“我称这是不可能的谋杀案，因为华莱士无法做到，其他任何人也无法做到。”多萝西·塞耶斯表示，该谋杀案“为侦探小说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推测领域”。

作家约翰·甘农也声称自己已经揭开了谜底。甘农在2012年的《杀死朱莉亚·华莱士》一书中写道，理查德·帕里是凶手。帕里曾是华莱士公司的初级雇员，因偷窃而被解雇。他总是犯些轻微罪行，总是缺钱。甘农说，帕里和他的一个同伙打了那通电话，将华莱士引出屋子，然后杀死了朱莉娅，以窃取她丈夫当天收集的少量保险费。

支持帕里是凶手的作者认为，这个年轻人永远缺钱，犯过一些轻微的刑事罪，他想抢劫华莱士家，获取保险金。还有一些作者支持这一理论的一种变体：帕里是华莱士的同谋，是华莱士雇佣帕里杀死朱莉亚。

帕里经常光顾的咖啡馆，正是华莱士参加的国际象棋俱乐部的聚会点，华莱士应于1月19日参加比赛的时间表也贴在该咖啡馆的布告栏上。朱莉亚认识帕里，因此有可能是她让他和他的同伙进屋的，一人分散她的注意力，另一个则穿过厨房盗取保险金。结果被朱莉亚发现，这导致她被杀。

1981年，帕里逝世一年后，一个广播纪录片首先公开宣布他就是杀害朱莉亚的罪魁祸首。关键证据是当地停车场的车主约翰提供的，他说，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帕里开车过来，要求从里到外清洗。车里有双沾满鲜血的手套。帕里含糊地说，如果警察发现他会被吊死。帕里还提到要处理铁棍。

研究华莱士案的作家们都认为杀人犯一定是认识朱莉亚或拥有她家钥匙的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还有华莱士家的邻居约翰斯顿夫妇。华莱士在试图进入房子时，这对夫妇就在后院。按照1930年代的惯常做法，约翰斯顿夫妇保有邻居家的一把钥匙。2001年的一篇文章，声称约翰·约翰斯顿是朱莉亚案的真正杀人犯。文章援引了晚年约翰所住养老院的朋友的证词，说约翰自己承认想要盗窃，但是却发现朱莉亚在家，不得不杀死了她。不过当时的约翰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当年约翰斯顿一家根本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他们确实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搬出了该地区，这有点奇怪。

华莱士案就像一副复杂的拼图，最后一块永远放不下。无论我们重组多少次，它都顽固地拒绝形成完整的图像。这张零散的图片的中心仍然是不为人知的威廉·华莱士，他是个慌乱的保险业务员还是犯罪天才？

我们把最后一个模棱两可的证词留给华莱士本人。在初次受审中，华莱士的辩护律师悉尼·艾伦后来成了英国国会议员，1933年，垂死的华莱士告诉艾伦：“我们赢了，孩子，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