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前历史的文学书写

摘 要：麦尔维尔在《皮埃尔，或含混》中聚焦于含混主题，通过文本虚构与历史叙事的交错融会，有差异地再现了美国内战前的历史。小说的故事线沿着战前阶级对立和党派纷争的政局推进，并借助矛盾、并置及断裂的含混性叙事手法再现并重塑了这段历史，解构了北方/南方，民主/封建制度整齐划一式的对立;同时，小说以含混的故事想象隐喻了奴隶制问题，融入了作家对废奴运动困境之反思和探索;小说对主人公皮埃尔含混生存模式的刻画蕴涵了“颠覆”与“含纳”之权力运作模式的悖论，内嵌着麦氏对政治运作与权力话语之复杂关系的诘问。

关键词：麦尔维尔;《皮埃尔，或含混》;含混性叙事;文本隐喻

作者简介：陈天然，文学博士，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和美国族裔文学。（E-mail：59412743@qq.com;福建 泉州 362021）。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3-0128-10

《皮埃尔，或含混》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于1852年推出的一部惊世骇俗且充满争议的小说。小说虽不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出版后又曾遭到评论界的猛烈攻击，认为小说的乱伦主题及荒诞情节毁坏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小说又以其卓越的叙事技能，庄严反讽的文体，丰富的典故，寓言化的语言，含混的主题以及偏重思辨的内核等引发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美国学界对其所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性征、经济学、心理学、视觉艺术等角度，如托马斯视“麦尔维尔在情节上的寓言化运用是对基督教寓意转化形式的戏拟和讽喻”;尼克拉斯探讨了“皮埃尔受压抑的性表征及性心理的缺陷”;杰弗瑞研究了小说中“财产所有权观念和主体性思想是如何相互建构的”;丹尼尔从视觉艺术入

手，认为麦尔维尔在《皮埃尔》中以一种光学艺术的语言尤其是“（绘画）透视法缩短”和“略图”法对文学的视角和形式谱系进行了高调革新。

在国内，《皮埃尔》还未有中译本面世，研究成果寥寥可数，涉及含混、民族身份、乱伦等主题，如杨金才认为小说的含混思想是由其叙事机制决定的;刘佳结合后现代“不确定性”的批评视角，讨论了小说中善与恶、同性恋与异性恋等不同层面的含混主题;刘敏霞探讨了包括《皮埃尔》在内的美国1776—1861年间的哥特式小说对民族身份的想象;聂庆娟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了文本反映的乱伦意识与乱伦悲剧。

鉴于小说史料纷呈，寓意深邃，历史和叙事交错融会，相倚共生，暗合了新历史主义之意旨，笔者拟在此视角下对《皮埃尔》的“含混”主题做一全新解读，以管窥作家眼中“真实”的美国战前历史及其对时代的关怀与思考。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如果整个文化被视作一个文本，那么一切现象至少存在着两种可能——表征层面和事件层面。而事实上，表征与事件之间清晰明确的界限已很难维持”。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文化诗学”概念，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笔者认为，正是在“表征层面和事件层面”上，《皮埃尔》围绕马鞍草甸庄园这一虚构的意象，刻绘贵族后裔皮埃尔的含混生存模式的同时，将美国建国后和内战前这一阶段的历史前景化。小说籍此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差异性地再现了美国内战前复杂的文化和社会风景，解构了北方/南方，民主/封建制度整齐划一式的对立，内嵌着麦氏对政治运作与权力话语之复杂关系的审问和对废奴运动困境的探索。小说在讲述历史的同时， 积极参与了历史进程的建构，弥补了文本/历史间的鸿沟，实现了两者间的良性互动。

一 文本的历史再现：《皮埃尔》与美国内战前的复杂政局

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 在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时指出，“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

也就是说，文本的生产与流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他还认为，文本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形态的物质产品，而且是该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对历史的塑造具有能动作用;文本与历史之间充满了张力，这种张力要求文学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时不能仅停留在恢复历史原貌上，还要对历史做进一步地解读。笔者认为，美国内战前复杂的政局不可避免地暗含在《皮埃尔》之中，《皮埃尔》起到了对这种局势进行历史再现的功能，但小说并非被动地再现史实，它以其叙事格调的含混和模糊性参与了“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也“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麦氏在小说中试图通过艺术手段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阐释，彰显了历史与文本间的对话及审美张力，迥异于同时代禁闭于客观主义历史的其他文本创作。

美国内战前冲突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为19世纪50年代麦尔维尔创作《皮埃尔》提供了历史语境，《皮埃爾》中表述的含糊性折射的就是当时复杂的妥协思想和颇具争议的政治局势。这个时期，《1850年协议》必须提及，它是美国国会就有关奴隶制问题通过的5个法案的通称，它不仅是一个法案，更代表着一段历史和文化。根据它的前身《1820年协议》，梅森—迪克逊线是美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也是奴隶州与非奴隶州之间的分界线。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加入联邦，但是该分界线把加州一分为二。围绕加州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一争议，辉格党和民主党达成了《1850年协议》。该协议增添了允许加州北部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贸易，但不禁止奴隶制机构设立等条款。双方政党签订该协议意在划定界限，谋求妥协，避免南北双方的紧张关系，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时的政党已是分崩离析，民主党裂变成两派，辉格党很快也彻底垮掉，由新的共和党取而代之。

在尼克拉看来，“北方和南方，城市工业主义和农村重农主义，民主平等主义和贵族封建主义之间公开的政治妥协只是表面的，别有用心者的煽动进一步加大了联邦内部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裂缝……特别在愈趋紧张的政治背景下，双方的关系已是剑拔弩张，《1850年协议》加剧而非减轻了这种局势。”

麦尔维尔无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皮埃尔》中，他塑造的马鞍草甸是内战前封建贵族势力的缩影和象征，借助这一意象，他试图为读者拨开蒙在内战前社会纷争及矛盾之上的重重迷雾，并以自己“含混”的话语方式表达了有别于时代正统意识形态的独立价值判断和主张，体现了他的主体性思考，从而使他可以在更大的半径视野中透视内战前美国历史的错综复杂。

《皮埃尔》中体现的叙事与史实间的关系不是单一模式的线性进程，而是复杂多变，具有非本质化的倾向，在麦氏的一种模棱两可、闪烁含混的叙述艺术中得以隐性呈现。麦氏认为内战前这一时期北方的民主并非像表面宣扬的那样深入人心，因而在小说的开端，他大肆渲染纽约北部格兰丁尼家族地产马鞍草甸的封建氛围，在强调了战前格兰丁尼庄园的永恒存在及其在“共和国占据着如此强大的权威地位”，麦氏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年轻的共和国在保留大地主地产上的妥协性行为，“但无论谁一想到在共和国的要害有如此强大的权威存在就可能心存疑惑，……这种封建势力是如何在革命的潮流中得以为继的？然而，这些大地产确实幸存下来并继续存在，由他们当前的业主所拥有，这種被授予的所有权就像一位农民拥有他父亲的旧帽子，或一位公爵拥有他叔祖父的旧冠冕一样顺理成章。”

根据麦氏的观察，即使历经独立战争和民主革命洪水的洗礼，大领主制仍然幸存于美国北方的要害部位，贵族继承了庞大的地产，就像穿着一件旧衣物一样舒适贴身。何以如此？麦氏分析道：“在保留大地产和源远流长的纯种血统这样的区区小事上，美英沆瀣一气，年轻的美国竟以此为荣，是的，血统，完美无瑕的血统。”

麦氏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洞察到，新成立的共和国虽获得了独立的政体，然而在民主制建设表面繁荣的背后，殖民时期旧制度的残余仍然根深蒂固，根源在于独立后的美国仍处于从转型到定型的过渡时期，未能从思想上彻底割断与母国的政治文化脐带，贵族传统和等级制度依然暗流涌动，在共和国的骨子里作祟，搅扰着美利坚的民主建设进程，妥协因而成为内战前时局的主打色。麦氏在此以反讽的笔调指出了妥协的本质是基于一种连贯的传统，即所谓的“血统”，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困境，这种裹挟着困惑和焦虑的妥协态势为内战前美国政坛播下了不谐和矛盾的种子。尤其是麦氏把格兰丁尼庄园置于北方民主的核心地带，意在打破了官方历史上北方民主/南方贵族的绝对格局，这为小说书写政治“妥协”，但不止于此，而是层层剥开“妥协”的外壳，一曝其背后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纷繁复杂打下了基调。

在对封建机制进行诘问的同时，麦氏的叙事暗合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皮埃尔的“因其伟大的家谱兼恢宏的地产而拥有的尊严”明显类似于现实中北方的封建贵族，这种对乡绅阶层的暗指——“傲慢的（乡绅们）的地租契约是由万千佃农支撑的……（其）自己的河，哈德逊河，比海德公园的蜿蜒小溪流的更远更直”——让我们感受到文本叙事之外的某种“真实”。不过，拥有哈德逊河地产这种共同的地理特征并非格兰丁尼家族和北方封建贵族之间唯一的相似点。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得知皮埃尔这个名字是纽约声名卓著的范·科特兰特贵族地主世袭的教名，如格兰丁尼家族一样，他们上下三代都叫皮埃尔。这个家族不仅在哈德逊流域拥有大量的产业，而且其杰出的军事生涯和在国会的政治地位都使得老皮埃尔·范·科特兰特（1721—1814）和小皮埃尔（1762—1848）在纽约州卓然不群。

显然，麦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使用了历史纪事作为小说的一个隐藏文本，《皮埃尔》的文学意义是其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互动交流的产物。盛宁曾将新历史主义的典型操作程序概括为：“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到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待解读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

也就是说，通过对文本形成过程的其他关联要素和机制的追踪和分析，找到重新解读文本的契机。我们看到《皮埃尔》的主题与其时代的历史纪事在某种程度上重叠交织，皮埃尔·范·科特兰特三世为皮埃尔·格兰丁尼提供了原型，使小说文本具有历史的真实感。这种并置也给读者提出了学术上的追问，即“真实”与文学表征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什么关系？毫无疑问，麦氏要我们相信，皮埃尔·格兰丁尼代表内战前北方当下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然而，颇令人费解的是，一反前文对封建贵族制度的猛烈炮轰，麦氏的叙述语调在此陡转，不再谴责这种世袭的法令。毕竟，仅几年前纽约刚刚经历了残酷的反租战争（1839—1846），这是一场以凡·伦斯勒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的战争，经过若干年不断升级的政治争斗，封建土地权或多或少在1846年松动了。1850年，即《皮埃尔》发表前的两年，最高法院不得不废除了凡·伦斯勒贵族头衔并“认定令人憎恶的四等分销售，即佃农出售他的农场所得收益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应归于他的地主是违反宪法的”。鉴于这一历史事件，麦氏非但没有对皮埃尔贵族地位和富有的庄园遗产进行批判，反而评述道：“我们的领主，地主，他们不注目于过去，他们只关注未来。……被派出的正规部队及军官带着大炮涉河入林，穿越纵横陡直的巨石山道，为保护某一地主，一举扣押了他的三千佃农。”

这里暗示，北方贵族能够保留贵族身份，这是国家认可的，并由国家资助的正规军团维护其权利，使其特权岿然不动。这里的描述显然和反租战争取得的胜利背道而驰，叙事和历史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分裂，带来了意义的含混和不确定性，这样的艺术处理意欲何为？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和一个民主人士，麦氏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战前美国社会的纷争和矛盾，他借助含混艺术，是为了更好地表征隐秘的现实。他看到了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并非是丝丝入扣的关系，这种差距正体现在他上文对封建机制的历史诘问和对其自由无障碍的存续这种矛盾和断裂的含混叙述中。根据尼克拉的说法，“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脱节，可用来解释麦氏有意拒绝调和小说虚构与历史之间的矛盾。”

如新历史主义研究者一样，麦尔维尔拒绝人为地划分“虚构”与“历史”。他侧重历史局部和细部的描述，关注不确定性，以模糊叙事抵抗和拒绝正统历史书写的垄断，不但麦氏在文中自觉使用的具有高度讽刺性的罗曼司式复古的艰涩费解的文类与语言是有意为之，而且他在第一部分高调渲染的皮埃尔生活在北方民主气氛中然而充满诗意的贵族生活无疑也加重了这种拒绝。“虚构”与“历史”在他的笔下通过含混的叙事艺术被编织在一起。他认为内战前的社会是复杂的、立体多层的，因此表现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所采用的艺术形式也应该是多样复杂的，而隐晦含混的语言艺术则可包罗万象，深入肌理，充分表达意义。通过故意忽略有关反租战争的历史背景及其由法律保障的权益，麦氏要强调的是刚刚发生在过去的颇具争议的政局，即由政党之争的滥觞引发的分裂的意识形态和混乱的政治姿态：“虽然辉格党支持者对反租战争没有摆明公开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一开始就摆出强硬态度，反对任何攻击私有财产的行为，与此相反，民主党人支持武装起来的农民集会。”

这种争议正是时局的现状，是他眼中更为真实的历史。他深刻意识到，虽经民主革命的洪潮，北方的封建贵族制度不但未被铲除而且仍像在南方一样顽固地残存着。在小说中，皮埃尔的英雄祖父在民族民主战争中使用过的旗帜装饰着贵族庄园马鞍草甸，这对所谓的民主的胜利提供了一种无声的讽刺，正如反租战争反而强化了贵族权威的强大存在，也正如《1850年协议》强化了民主制和奴隶制在联邦内的共存局面。麦氏将矛头指向了北方新世界的民主制中并存着南方旧世界的封建主义这一隐晦时局，暗示这一政治地理不像梅森—狄克逊线所规划的那样整齐划一，这与签订《1850年协议》的政治家所期待的不同。麦氏叙事才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将这些不易察觉的历史的暗区融入他自己的文本中，并通过含混主题得以精妙揭示，小说的含混书写破坏了连贯性叙事，瓦解了正统文化表达体系中的本质主义思想。

通过小说文本与社会文本的并置，借助内嵌着讽刺、矛盾和分裂的含混叙述机制，麥尔维尔审问并解构了正统历史书写中的南方贵族/北方民主及南方旧世界/北方新世界齐整的二元对立，认为这些范式之间是嵌套勾连，你我互渗的，而他眼中真实的战前社会则充斥着争议、分裂和矛盾。显然，麦氏的文学创作与当时代的历史风云息息相关。他把战前历史巧妙地糅合并渗透在小说文本之中，读者可以瞥见内战前纷繁历史之一隅;同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探索了内战前政局妥协背后的复杂机制，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重塑历史。在这种意义上，《皮埃尔》积极参与了战前美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构建，实现了文本对历史塑造的能动作用。

二 历史的文本隐喻：麦尔维尔对废奴运动困境的探索

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新历史主义也关注“历史的文本性”，即文学化的历史叙事策略。根据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观，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叙事，其叙事是由历史学家对叙事视角和材料的选择而定，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性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其产生的“叙事的阐释力量依赖原初编码与重新编码的对立”。换言之，历史的书写过程只是一个阐释过程， 这样解释过的历史便具备了叙述话语结构的文本特征，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建构。我们感受到的历史，是运用了大量想象、虚构和修辞的文学叙事，是史学家甄别、组合、再建联系和重构整体的结果。鉴于此，笔者认为，《皮埃尔》借助含混的情节设定和含混的人物塑造这种独特的文本隐喻，体现了对19世纪50年代美国奴隶制问题的再审视;麦氏以想象、虚构为媒，以象征的修辞方式完成了对奴隶制问题的描述性建构，表达了对废奴运动困境的担忧以及对摆脱这种困境的实验性探寻。

美国建国后，奴隶制是突出面临的问题。19世纪中期，美国兴起了废奴小说潮流，废奴运动开始以文本的形式塑造着人们印象中的废奴运动史。盖瑞指出，“自从革命战争以来，有关奴隶制的争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到1837年为止，有超过一百万的文学作品谴责奴隶制带来的罪恶。”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黑人奴隶的自述》等。也就是说，奴隶制同样可成为一种话语形式，一种叙事文本，这种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被不同人士根据个人的经验和知识积累重新编码、书写和阐释。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麦尔维尔从未停止过对奴隶制度的谴责和批判，这也是他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在《皮埃尔》中，他另辟蹊径，一反常规的逻辑路数，对严肃的历史进行了戏剧化，以一个含混的乱伦故事为隐喻，让读者再次把眼光投向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这是他重写历史的一种尝试。小说中的私生女伊莎贝尔·班福德是贵族青年皮埃尔素未谋面的妹妹，自小过着奴仆的生活，遍尝人间疾苦。为窘境所迫，她给皮埃尔传信揭秘身世，以寻求帮助。皮埃尔为拯救伊莎贝尔，以假结婚的方式和她私奔到纽约，在凄苦的环境中受到对手非难，无法立足，不得已犯下杀人罪，身陷囹圄。伊莎贝尔，这个有着暗黑肤色的女孩，带来了一个黑白共存的现象，改变了皮埃尔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人生历程。虽然麦氏并未清楚表明伊莎贝尔是黑人，但她的含混形象寓意深刻。表面上，她声称自己是皮埃尔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象征层面上，她为马鞍草甸这个白人为主的世界引入了种族差异。当伊莎贝尔第一次出现时，皮埃尔在附近的妇女缝纫小组看到她的“黑黑的，橄榄色的脸颊”在“农村人呈现的红润白皙的极其健美的肤色”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而且她的衣饰之格调也如漆黑的夜晚。然而，皮埃尔的世界却与白色相联：他的牧师弗尔格雷夫不仅拥有 “雪白的胸脯”，还拥有“生动的白度和纯度”的双手;白人未婚妻露西总是穿白色或淡蓝色的衣服，脸颊上呈现出“最精致的白色和红色，尤以白色为主”的肤色组合，她的卧室里有着“雪白的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不仅如此，皮埃尔的母亲格兰丁尼夫人也是一位高傲的白种人。麦氏笔下的伊莎贝尔以其黑眼睛、黑皮肤、黑头发和黑色衣饰之晦暗不明，与皮埃尔“纯白”的世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作为皮埃尔的非婚生妹妹，被格兰丁尼夫人间接地剥夺了马鞍草甸继承权的伊莎贝尔，过着少衣缺食，任人欺凌的生活，不亚于落魄的奴隶。由此，伊莎贝尔的含混形象完成了对黑奴身份的隐喻。

小说不是诉诸宏大视角而是基于参与者的个体认知来演绎这场运动，因而麦氏以个人体验的叙事方式展开的历史线条疏远和模糊了正统的废奴运动话语。小说对人性的张扬高过阶级意识，贵族少年皮埃尔坚决要承认伊莎贝尔的平等地位并要拯救她脱离奴仆的悲惨处境，为此他不惜失去父母、恋人和家族庄园，他的行为和废奴主义者义无反顾要解放奴隶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在整个故事中，皮埃尔对伊莎贝尔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他倾尽全心去“爱，和保护”她，并决心“以心爱的妹妹为名义，与命运做殊死抗争，这是他认为高尚荣耀的事情”

，这和反奴隶制的改革派迫切要求解放奴隶，恢复种族平等，把自我奉献给废奴运动的恢宏事业如出一辙。和伊莎贝尔假结婚并逃到纽约象征着皮埃尔公开拒绝他的继承权，一心要和妹妹拥有一样“光荣的平等”，正如他对伊莎贝尔所说：“我不向你屈膝，你也一样;我们同样都到达了一个辉煌的境界！”

需指出的是，麦尔维尔对皮埃尔和伊莎贝尔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的描写大大增添了文本的含混色彩。表面上两人宣称是假结婚，然而在第十九章，兄妹之间一番迷乱而含混的动作及对话暗示乱伦关系已上演。夜色加深，当皮埃尔要点蜡烛时，伊莎贝尔却央求皮埃尔在黑暗中靠近她。两人紧挨坐下并相互紧紧搂抱，身体在颤抖。在作家的描述中，“throb”“tremble”“tremor”“quiver”等词生动地刻画了两人身体颤抖不断加剧的过程，此间两人的对话也颇含深意，“别再叫我哥哥！”“虚无紧随虚无，伊莎贝尔！人在梦中又怎会犯罪？”“我们还是坐下吧，皮埃尔，离我近点，你的胳膊”。麦氏在叙述上制造似是而非的含混，使读者产生阅读上的困难和屏障，不得不在作家建构的故事场和人物对话间徘徊、揣摩，寻找可能的意义群。这里，语言和行动，真实与梦幻，自我与他者，相互交织模糊不清。那么，作家设置这个浸染着含混色彩的乱伦故事仅是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闹剧吗？鉴于文本的含混空间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内涵和阐释可能，笔者认为，结合内战前的奴隶制和种族问题，这里的乱伦设定别有深意。一方面，作家通过白人贵族青年皮埃尔和隐喻黑人女奴的伊莎贝尔发生性行为从而象征性地将白人与黑人交织在一起，强调了黑与白的融合，或至少表达了他对黑白种族间融合的一种期待，以此作为他对奴隶制的抗议。由此，小说以乱伦的另类视角和对普遍人性的张扬开启了切入奴隶制问题的新路径，这样一个独特的虚构故事体现了麦氏对奴隶制的他侧浓缩，以非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了对历史洪流中边缘命运的关照;另一方面，麦氏利用小说的阐释作用和艺术想象，以看似不合逻辑的乱伦情节，创造性地在主人公身上融入对废奴运动在家庭领域内的实验性探索。随后，这种家庭私域的实验进一步扩大，在纽约，皮埃尔与伊莎贝拉和随他们一起出逃的乡下女孩戴丽及随后赶到的贵族未婚妻露西组成了一个新家庭。皮埃尔认为通过这种打破阶级和种族差异的含混家庭模式就能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伊莎贝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抵抗以斯坦利为代表的南方农场主等社会强权对这个新家庭的孤立和封杀，皮埃尔谋杀了斯坦利。他的激进举动为之后一系列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所有主要人物以悲惨命运收场（皮埃尔死于狱中，露西不堪打击而身亡，伊莎贝尔再次无依无靠）说明皮埃尔试图建立一个种族和阶级混杂的新家庭模式的失败。以家庭为缩影和隐喻，小说暗示建国初期美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多种族并存的新国家势必暗礁不断，绝非坦途。个人历史的风云变换和命运遭际受到各种偶然性事件和因素的影响，人生的不可控和历史的不确定性交叠缠绕。在阅读主人公看似荒谬的抗争故事的同时，我们透过文本话语的迷雾感受到主人公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的无力、迷惘和焦虑，这也是在奴隶制文化控制下，绝大多数废奴运动者都可能遭遇的围攻和困难重重的突围，而这个似真似假，介于真实与想象间的含混故事也是作家本人迷惘心境的写照。皮埃尔的故事和废奴运动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镜与像之间的距离带来一种模糊的审美，一种艺术的张力，加重了情节的隐喻性，文本中对废奴运动者生存困境的隐喻深化了读者对相关废奴运动史的认知。小说也以其含混的艺术魅力，为废奴运动的大文學语境再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皮埃尔》以边缘化的叙事态势，站在个人立场来书写历史，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主观视角，体现了文学化的历史叙事策略。虽然作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出路，但是在奴隶制的语境下，一位白人试图给予另一位非白人平等地位的故事体现了麦氏把文化视作文本的实践以及他关于如何处理奴隶制问题和如何在美国建立一个各种族各阶级并存的民主国家的探索。麦氏对美国战前奴隶制问题的“小说化”处理，使故事蒙上了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含混的情节也因此变成了一个隐喻场。作家对皮埃尔激进行为的描写隐含着一种警示，即警醒他的同胞面对社会急剧变动的危机，探索自我完善的废奴经验。从这个角度看，《皮埃尔》可被视为麦氏对于历史的一种个人的诠释，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形象地表明文学并非被动地折射历史事实，而是通过文本对历史的重构施加影响，文史互动，反映出文学与历史作为话语实践的同质性。

三 “颠覆”与“含纳”的悖论：皮埃尔的含混生存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新历史主义尤为关注社会权力运作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注重对权利压抑加以反抗的斗争模型的分析，将文本视为意识形态交汇的场所，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一种“颠覆”与“含纳”的关系。一方面，“文化的主导力量是累加的，生产出他们自己事先预定的颠覆”，另一方面，“社会对其民众不只是施加约束而且预先设定了他们企图反抗这些约束的方式，这种聪明的含纳为颠覆者和边缘人物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渠道”。简言之，“颠覆”是对代表统治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含纳”则是对颠覆性力量的控制，二者形成了一个悖论，上演了试图控制与不可控制的矛盾。主人公皮埃尔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生存模式正是 “颠覆”与“含纳”运作模式的悖论在小说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小说中，麦氏似乎也意识到了马鞍草甸的不合时宜，他指出皮埃尔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产物：“如果你告诉我，这种事情（指的是皮埃尔对他的祖先持有的自豪感）表明他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因为一个高尚的人决不可自吹自擂;我肯求你重新考虑，皮埃尔只不过是位年轻人而已。”

麦氏承诺皮埃尔最终会走向成熟：“相信我，假以时日你将发现皮埃尔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人士;也许比你想象的还有些激进。”

这段话，站在公开的政治语域，“暗示皮埃尔随后对骑士罗曼司的放弃及他的思想意识进入到北方勾划及阐明的民主领域”。触发皮埃尔从一个田园诗般的青年和未来的年轻地主进行蜕变的正是伊莎贝尔·班福德。当他抱着如废奴运动者一样的英雄主义去拯救伊莎贝尔时，皮埃尔已和他的贵族地位以及家族的辉煌历史诀别了：“从今以后，被抛弃的皮埃尔没有父亲，没有过去;因为未来的一切都是空白的;因此，被否定了双重继承权的皮埃尔可以毫无顾忌地依靠他永恒存在的自我！”

当皮埃尔“穿越卢比孔河”（界限的代名词），他带着备受推崇的爱默生式的自立精神离开了马鞍草甸，这意味着他从田园封建主义转向城市民主主义。他们逃到纽约后，麦氏描述了皮埃尔为供给新成立的家庭，重新开始了他先前丢弃的创作生活。麦氏不仅把皮埃尔的艰辛劳作与他先前的懒散做了对比，也与其他有闲阶层的绅士贵族的生活做了对比。皮埃尔满怀着北部大张旗鼓宣传的民主平等主义思想，从等级森严的乡下来到民主平等的城市，并希望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民主的劳动者，因为只有在城市，皮埃尔才能拒绝马鞍草甸和南方贵族绅士的懒惰生活，通过写作，靠一份“劳动工资”来谋生，和他的国人一样参与到经济平等中。他开始认真地劳作，去践行爱默生的劳动理念;但他没有认识到他写作的两个动机——给世界提供他认为的“新的，或者至少是悲惨的被忽视的真相”和通过虚构美化自我的手段来“捞钱”在本质上的不相容。虽然皮埃尔攻击出版业迎合大众口味的奴性，小说揭示了他在失意的情况下“剽窃自己的经历”也是有缺陷的。皮埃尔最终未能将自己的写作变成一种实践能力，源于他坚信根据自己的贵族经历写就的自传体作品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或应用性。时常认为自己的思想意识优越于其他人，这使他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人士。

“交换”和“协商”等经济学词汇是新历史主义常常借用的术语，《皮埃尔》展示的正是一种“交换协商”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皮埃尔是用一个完整的结构和他的对立面进行交换（打着歧义的名号），纽约（民主平等主义）与马鞍草甸（封建贵族）进行交换，但其实改变的只是贵族的表征模式，而本质并未改变。事实上，无数个以皮埃尔的表兄格伦·斯坦利为代表的城市贵族如他的先辈或南方农场主一样代表着“强大的贵族身份”，占据着北方的心脏。麦氏通过叙事进行类比，不仅挑战了“整个北方”代表的完全无二致的民主，而且也超越了对南北方所做的地理规划的生硬界限，这是完全符合他在标题（Pierre， or the Ambiguities）中所用的“含混”（ambiguities）的拉丁词源，其意为“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在故事的结尾，皮埃尔最终“成功”地消解了封建贵族准则，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谋杀格伦·斯坦利后，他自己、伊莎贝尔和露西也以悲剧收场。皮埃尔作为一个废奴运动的骑士，作为一个作家的双重失败，源于他无法全心全意地接受一个角色，真正跨越“卢比孔河”，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皮埃尔，像年轻的美国一样，没有完全放弃任何一方而获得其对立面，他始终处于协商中。他的政治转变是含混不清的：他可能住在纽约，但他仍与马鞍草甸血脉相连;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工薪阶层，但他谋生的手段是通过“剽窃”自己过去的经历;他可能是一个民主人士，但他骨子里把自己定义为行侠仗义的英雄。换句话说，“皮埃尔在地理、思想形态、历史和政治的对立面之间来回摇摆，而他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对立面是由地理位置单独决定的”。综上所述，皮埃尔对一个社会秩序的拒绝和对另一个秩序的接受并不能说是一种彻底的拒绝或颠覆;相反，它最终体现的是一种悖论，这种悖论与新历史主義的“颠覆”和“含纳”概念不谋而合。如前文阐明的，“颠覆”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颠覆;“含纳”是对该颠覆力量之抑制。在没有危及统治阶级物质利益和不改变其统治秩序的前提下，统治阶级允许并鼓励“颠覆”和“含纳”现象共存。如果说“颠覆”是通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抗来缓解普通大众的不满，那么“含纳”则是把这种颠覆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使之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通过私奔结婚以及靠自己的创作来谋生，皮埃尔试图颠覆统治秩序，从而象废奴运动者一样拥抱和伊莎贝尔平等的社会地位，但他的颠覆被“含纳”到既定的社会秩序中了。作为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他者”和“颠覆者”，他用以建构自我身份的意识事实上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他想对抗主流秩序，但他自己却是这个秩序的产物，因为他结婚行为的另一动机是为了保持他父亲的公众形象和家族的荣誉（伊莎贝拉是他父亲的私生女）以及历史秩序不变，而他的创作素材却直接取材于他过往的贵族生活经历。这种含混的生活模式是当时的历史和统治秩序不予认可的，用尼克拉的话来说，“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的一次虚假联姻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皮埃尔）选择让双方都保持完整不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颠覆最终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抑制所含纳，然而皮埃尔对社会规范的蔑视，对边缘化群体和个人的同情，反映了作家颠覆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努力和他的大胆尝试。麦氏虽然不主张革命和推翻现存社会，但他在作品中通过对妥协与改良主张的表达来引起关注和共鸣，从而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前进，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是麦尔维尔等西方经典作家的创作对社会的贡献所在。

作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本，出版于1852年的《皮埃尔》反映了麦尔维尔眼中的内战前美国社会的现实。小说为当时充满矛盾、争议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历史的见证，也以其含混性叙事阐释了这种错综复杂时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实现了文本对历史塑造的能动作用;小说以一种独特的含混性文本隐喻，蕴含了对奴隶制问题的再审视，融入了作家对废奴运动困境的探索和思考，使文学文本参与到历史的发展和建构中;作家在把对文本的阐释放回到历史语境的同时，也把它放到了“权力话语”的叙事结构之中，小说对皮埃尔含混生存模式的刻画正是“颠覆”与“含纳”权力运作模式之悖论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因此，《皮埃尔》作为社会产物和（间接）历史记录的一部分，构成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内战前美国进程的一部分。新历史主义是美国学者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时提出的研究视域，而用其反观美国早期经典作品如《皮埃尔》将是一项颇具意义的尝试，而这种解读也有别于以往对《皮埃尔》的阐释，开辟了解读该小说的新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龚桂明 陈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