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平正芳的“中国观”

黄忠 李欣

摘要：大平正芳作为保守本流嫡系，保留着吉田茂政治外交思想的深刻烙印，深刻影响其对中国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日本国家利益之变化，大平正芳的中国观亦随之变化。大平正芳重视对华关系；对侵略历史有反省之自觉；因时因势及时调整政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

关键词：大平正芳 保守本流 中国观 中日关系

大平正芳作为战后日本著名保守政治家，自1952年首次当选为议员至1980年6月猝然离世，长期活跃于日本政坛，历任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首相等要职。鉴于他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构建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蜜月期”所做的积极努力和巨大贡献，有学者为他贴上“亲华派”标签。那么，大平究竟对中国抱有怎样的认识？笔者拟以史料分析为抓手，探究不同时期大平“中国观”的内容及流变。

大平早期对中国的印象应该源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知。自青年时代起，大平就开始阅读老庄哲学、汉代《史记》、元代《三事忠告》等中国古典著作，熟悉“大禹治水”“上善若水”“鼓腹击壤”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智慧，对“良贾深藏若虚”“修身”“重民”“任怨”“分谤”等名言警句运用自如，深受中庸之道影响。他认为“中国古典著作同欧美古典著作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本身就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中国著作里既不介绍也不贩卖欧美人的思想，而是大胆地披露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938年，大平首次提出其“椭圆哲学”观，主张中庸，注重平衡与协调。

1939年6月15日，因侵华战争需要，大平被派往中国张家口所谓“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工作，任经济课长。对于这次调动，大平满怀憧憬，想象着从未见过的中国大陆情景。不过，来到张家口后，他第一印象是“一言以蔽之，乃土之都，又几乎不见土的灰突突乡下小镇”，“有种被骗感”。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大平直接接触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主要负责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的经济和社会调查，为日本在华推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进行情报收集等；还参与主导鸦片生产和“走私”贸易，为日本侵略战争敛取经费。对这段历史，他后来回忆道，“北支开发和中支振兴作为日本军阀领导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支侵略的轴心，战后虽受到严厉的批判，但这只不过是其涵盖的部分事实而已，实际上，在这两大投融资公司的保护下开展各项事业为日本当地驻军提供物资和服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指责它是对支侵略的爪牙也不为过。……也在充实当地及内地民众需求上下功夫，从长远来看，也寄望于充实支那经济基础，发展经济的朴素构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侵略历史的批判，同时也有辩解成分。

随着冷战在亚洲的开始，中日两国被分别纳入两大敌对阵营。1952年，大平正芳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踏入政坛，并于10年后出任池田勇人内阁外相。这一时期，对欧美国家感到亲切的大平，对共产主义中国抱有警戒感。1955年，他对高中生演讲时表示，“苏联和中共等国家虽然取得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就，但是其国民生活水准与我国还不能相比，目前依然十分贫困。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点毫无评判的过高评价无疑是错误的。”1967年，他发表论文称，“战后日本以西欧的民主主义为根本，超乎想象的迅速恢复与成长，相反，战胜国的中国陷于内战与革命，至今还在苦吟。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很愉快，生出微妙的违和感。充分理解这一点，对今后日中关系很有益。”

这一时期，大平的中国观是建立在“中国有两个‘政治实体存在的事实，而双方都坚称代表全中国，这让日本很为难”上。他认为，“如果中国一分为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得以落实的话，其困难程度將得到极大的缓和……”，暗中积极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局面成为事实。其次，大平认为中国作为日本的重要邻国和大国，是亚太政治格局不可忽视的力量存在。“日本对中国问题的关心超越其他任何国家，达到某种致命般的关心程度。”再次，经济学出身的大平正芳深刻明白，巨大的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价值。由于岸信介坚持反华立场，1958年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使中日贸易完全中断。经济界强烈要求恢复对华贸易，加之池田勇人推行“经济倍增计划”，经济发展过快、设备生产过剩等迫切需要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最后，关于中国问题，须待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发生变化时才能得到解决。1964年2月，大平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回答质询时做出上述表示，实际上表明大平一直以来谋求暗中推动“两个中国”方案的破产。

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美苏关系变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让大平强烈意识到“政府正确评价当前局势，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将政策调整到一个中国立场上。田中角荣当选后，大平要求出任外相，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其历史使命。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

然而，20世纪70年代又被称作为“危机时代”，日本先后经历了田中角荣内阁、三木武夫内阁、福田赳夫内阁，并于1978年12月7日迎来大平正芳内阁。而面对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苏关系一度缓和后再度紧张、新冷战、两次石油危机等，日本亦在努力认识和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不断调整政策，应对国内外形势的转变。特别是70年代末，苏联加强对外扩张势头，在南千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上驻军，对日安全压力陡然增加。在中苏日三角关系上，大平从70年代前半期的等距离外交调整为以华制苏、扬华抑苏。大平内阁积极发展对华友好关系，访问中国，推动对华日元贷款，协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功开创中日关系发展新格局。

在大平看来，“日本与中国，看似很近，其实很远。可以用‘除夕‘元旦来比喻。”“日中两国自古以来即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将来永远如此。不管你是否喜欢，相互间必须和平交往。”这是大平对中国的基本认识。其次，大平认为作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之一，稳定的中日关系可有效牵制苏联威胁，保障日本地缘安全。“中国作为邻国，与其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是我国外交方针的主要支柱。而且，国际上，尤其是亚洲期待我国发挥更多积极作用，良好稳定的中日关系会对我国外交产生很大影响”。再次，大平认为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融入西方世界的中国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大平首相对大来外相表示：“若中国对日本没有好感，日本的安全保障也很困难。”外务省也认为“华邓体制逐渐稳定，推进现代化这一现实路线，对西方国家和日本来说都是有利的政策。我国对华持续日元贷款，使其能够持续现实路线”。另外，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为日本提供更加广阔的合作市场和能源供给。大平向华国锋总理表示，“期待资源丰富的贵国能为日本提供长期稳定的石油和煤炭资源”。最后，大平对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存在感激之情和道义上的责任感。1978年8月，大平正芳与田中洋之助对谈时表示：“中国在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都是西欧、日本等列强的猎物，有着长时期的痛苦经历”，“日本也是加害中国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对日本提出赔偿，因此中国并不是富有攻击性的”。“日本是需要反省的。但我认为，最近日本的风潮并非如此，作为加害者的我国与作为被害者的中国，我国是对中国加害，中国是被害方，并没有看到有这种意味的外交”，“作为加害者的反省仍然不足”。1979年，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称，“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错误，不能单纯认为一纸共同声明就可以将问题解决，错误的过去即过去。若不深刻反省，便不会实现切实的新的中日关系”。

结论

大平正芳作为日本保守本流嫡系，其无论是政治理念和外交思想都深受吉田茂政治外交思想影响，属于亲欧美的政治家；基于国家利益的判断，早期对共产主义中国持有强烈的警戒感，暗中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事实化，企图分化中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大平顺应时势，调整立场，与田中角荣一道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平正芳内阁之所以力推对华日元贷款等经济援助项目，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既有新冷战下中美建交、苏联对日本压力陡增等国际局势背景，也有国际上掀起“中国热”，改革开放的中国蕴藏着巨大商机和利益的背景；也有借机将中国纳入西方阵营体系，成为日本综合安全保障一环的考量。尽管如此，大平正芳重视中日关系，自觉反省侵略历史，能因势利导，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的决断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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