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学角度看杜拉斯作品中的主角人物变迁

王润

内容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不同时期写的三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讲的都是自己的童年故事。而这位中国情人与母亲的形象和故事，却在三部作品里出现了改写和异化。在问题学看来，这些改写和异化即体现了一种问题性：文本与作者的双重问题性。问题学是对自身问题性思考的哲学性表达，问题学认为，与其对回答感兴趣，毋宁关注叩问的存在本身，因为叩问是思想最根本的基础，任何回答都反馈到叩问。因此，本文将从问题学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作者给出的文本表象，而更注重探索杜拉斯反复书写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性。

关键词：问题学排斥 杜拉斯 问题性 回答

一.问题学概念和问题学排斥

问题学是由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提出的一种新的哲学观，它既是新的世界观，也是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问题学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问题重重的。而古往今来，科学家、历史学家们都只致力于寻求各种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企图消灭问题，寻求终极性的科学回答。然而我们发现，消除问题是不可能的，只聚焦于回答，而不叩问问题本身，这种做法本身便具有问题性，并且，加速前进的历史也已使本已成立的回答变得问题重重。如今的社会，一切都变成问题性的了：与他人的关系、价值观、家庭、历史、甚至连真实本身也问题重重，总而言之，人类是无法逃避这种问题性的。因此，米歇尔梅耶将这种问题性理论化，将叩问视作人类智识活动的基础，梅耶认为，与其聚焦于回答，毋宁关注叩问的本身，叩问“问题域”，因为叩问是思想最根本的基础，任何回答都反馈到叩问1。

问题学排斥。排斥这一概念来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所排斥的，都是能给人们带来创伤，不悦的因素，被排斥的东西即是潜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排斥理论中被排斥的问题具有特殊性，它将所有的问题性追本溯源到童年的性压抑，显然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此，米歇尔梅耶提出的问题学排斥便是基于精神排斥的基础上，适用性更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原理：虽然童年创伤、冲动作为问题性被排斥，但问题性不应局限于此。那么，所有对问题的反应、判断、逃避抑或解决，首先都需要问题学排斥机制发挥作用。

问题学排斥是将问题抛之于潜意识的动作过程。排斥将问题排斥出回答场之外，或置于隐性之中。对于作家作品而言，作品即是作家的回答，而作家企图美化、掩饰、或避而不谈的东西，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这是一次完美的问题学排斥的实践。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通过三部作品中，作者杜拉斯究竟排斥的是什么，以及排斥背后的杜拉斯情节。

二.从问题学排斥角度看情人形象的美化

《抵擋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故事发生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这三部作品具有极高的人物重叠度和情节相似性。故事中的小女孩、中国情人，母亲，大哥和小哥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可以说，这三部作品的反复叙说足够证明杜拉斯对自己某段人生经历的念念不忘，使得她跨越半个世纪仍愿意去叙说重构这段童年经历。

三部作品中，犹以情人的形象改变最大。在第一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情人是个白人，却丑陋如“猴子”，肩膀窄，手臂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钱，总想千方百计想引诱小女孩上钩，两个人的关系近乎是赤裸的钱色交易，各取所需。在第二部作品《情人》中，情人不再是白种人，而是名中国商人，他的外貌不再丑陋不堪，这位中国男人优雅而脆弱，第一次初见女孩就显得紧张脆弱，递烟的手指忍不住颤抖。虽然如此，他身上精致的丝绸皮鞋和香烟描写氤氲出一股暧昧的氛围。而到了最后一部《北方情人》中，情人形象变得似乎完美无瑕，他来自中国北方，皮肤更白了，拥有北方人的雄健英俊，谈笑间风度翩翩很有自信，这是世间女子所梦想的完美情人的样子。就这样，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杜拉斯通过对童年印度支那故事的不断改写，完成了对情人形象的理想化。

我们可以从“情人”人种的变化看出杜拉斯对于“种族”的纠结。“情人”原型是位土生土长在越南的中国人，但其身份形象在三部作品中却值得玩味。在第一部作品中，情人是位白人，但除了皮肤白以外，其他毫无白人特征，肩膀窄手臂短，丑陋如猴子。第二部和第三部作品中情人回归事实中的中国人。第一部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杜拉斯初涉文坛时的作品，彼时名气与自信都不够，杜拉斯掩盖了自己故事中“情人”的黄种人身份，赋予其白人身份。这里杜拉斯排斥的是“黄种人”身份，认为黄种人比白人低人一等，担心坦言自己与一个黄种人谈过恋爱的话，会不被法国社会所接受，体现了杜拉斯的种族情结，对故事男主角“非我族类”的纠结与不自信。

三.从问题学角度看母亲形象的异化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北方情人》里的母亲形象原型正是杜拉斯的母亲。在三部作品中，对于母亲的篇幅描写，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第一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母亲所占篇幅是最多的。通过《堤坝》小说，我们得知母亲在少女和青年时代的故事，母亲的名字叫安娜，她整个人物形象是有血有肉的。婚后的约瑟夫和安娜被殖民地广告所吸引去了印度支那，约瑟夫病逝后，安娜花光全部积蓄买了一块土地，却没想到这块地总被海水淹没，根本不能耕种。随后全家人的生活陷入贫困，在生活的重担下，母亲安娜变得暴躁，偏执，偏心大儿子，生气时会暴打女儿;但她同时也是位勤劳，坚强的母亲，面对海水的侵蚀从不妥协，筑堤坝抵挡太平洋的海水，坚毅与不服输的品质熠熠生辉，让人读来感动。而在得知女儿为了钱财与男人交往时，母亲显得愤怒犹豫，得知女儿哄骗来情人的钻石戒指时，又心事重重，坐立难安。而在后两部作品中，母亲这一角色被扁平化处理，不再是中心人物，而仅以母亲的身份适时出现，母女之间温情不再。

由此可见母亲形象的异化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母亲形象的扁平化。从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内容的人物形象演变到无法感知其内心活动的符号性人物。第二是人物所占篇幅比例的减少，从第一部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到最后仅充当人物背景出场。第三是伦理道德观的异化：《堤坝》中母亲的三观正确，坚韧勤劳，对女儿的攀富行为暴跳如雷;《情人》中默许女儿的行为;而到《北方情人》中，母亲利用女儿与情人的关系打电话索要钱财，展现了她自私冷漠，唯利是图的人物性格，毫无母爱可言。

从问题学排斥的角度来看，母亲篇幅的减少与形象的逐步矮化，也是一次问题学排斥的过程。通过三部作品，杜拉斯排斥于回答场之外的是饱满的母亲形象，排斥的是母女温情。由此，杜拉斯保持距离，抛与隐性的是母亲，母爱。杜拉斯的童年是缺爱的，母爱的缺失与渴望，也是杜拉斯对母亲冷漠疏离态度的根源。而母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童年母爱的缺失与排斥，也将是杜拉斯一生“危机”的来源。

四.结语

近年来“原生家庭”这一概念开始变得流行，原生家庭对成年人行为处事的非显性影响即是问题学排斥研究的内容之一。杜拉斯的原生家庭充满创伤与动荡，她不停构建的自传性作品是表象，透露出的问题本质是她焦灼动荡的内心生态：哪怕年过半百，杜拉斯仍然对自己的童年经历耿耿于怀，她依然介意自己真实丑陋的情人原型，哪怕日后声名鹊起，身边不缺乏伴侣情人，童年的缺爱经历使得杜拉斯焦灼敏感的内心一生无法靠岸。

参考文献

[1]ADLER Laure. Marguerite Duras [M]. 2000. Paris ： Edition Gallimard.

[2]DURAS Marguerite.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M]. 1950. Paris ： Editions G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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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URAS Marguerite.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M] .1991. Paris：EditionsG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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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户思社.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玛格丽特·杜拉斯传[M].2002.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7]户思社.文学的失落，语言的重复──《情人》与《中国北方的情人》的语言特色之比较[J].1997.外语教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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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户思社.杜拉斯四部作品中的互文性研究[J].2008.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

[10]米歇尔·梅耶.问题学哲学基础上的新修辞学[J]史忠义.当代修辞学. 2013（04）

注 释

1.叩问是思想最根本的基础——米歇尔·梅耶问题学哲学基础上的新修辞学[J] 史忠义.当代修辞学.2013（04）

（作者单位：湖北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