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早记录了蝗灾

王子今

《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关于秦王政四年（前243）“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及“蝗蔽天下”的记载，是正史中关于蝗灾的最早历史记录，也可能是所有文献资料中最早记载的形成一定危害规模的蝗灾史料。《史记》所见蝗灾的记录，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以及世界史学史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农业史、灾荒史、生态环境史以及昆虫学史的研究均意义重大。

一、《秦始皇本纪》：“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王政四年的历史记录，内容其实并不多，但是涉及了军事史、外交史及灾异史;同时还记载了“内粟”“拜爵”措施的推行，可以看作是行政史的记述。太史公写道：“四年，拔畼、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明代史学家程一枝研究《史记》的专著《史诠》指出，今本《史记》“七”作“十”，是错误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也以为“十月”当作“七月”。汉代简帛文字“七”与“十”字形相近，很难辨识（陈建贡、徐敏编：《简牍帛书字典》，上海书畫出版社1991年，第2—3页，第109—111页），容易出现错误。同一历史事实，《史记·六国年表》就写作“七月”。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沿袭了《史记志疑》的意见，同时引用了黄式三的说法：“十月无蝗。”

十月通常不会发生蝗灾，所谓“十月无蝗”，确实是符合昆虫学知识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除蝗疏》通过统计资料总结了早期蝗灾的常态时间分布，“十月”是蝗灾发生的空白。他指出：“（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为害最广。”农史学家游修龄指出：“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代江苏省与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根据昆虫学研究者的专业介绍，“东亚飞蝗〔Loe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Meyen）〕是蝗虫灾害中发生最严重的种类。其大发生时，遮天蔽日，所到之处，禾草一空”。发生的时间，夏蝗“4月底至5月中旬越冬卵孵化，5月上中旬为盛期”，“6月中旬至7月上旬羽化”。“（秋蝻）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羽化为秋蝗，盛期为8月中下旬”（袁锋主编：《农业昆虫学》（第三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十月无蝗”的认识，与这一判断是相吻合的。

由“十月无蝗”校正《秦始皇本纪》的误字，使其与《六国年表》一致。这一信息，可以看作是中国蝗灾史上最早、最明确的文字记录，很可能也是世界蝗灾史上最早的记录。

二、《六国年表》：“蝗蔽天下”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蝗灾，在“秦”栏下“始皇帝”四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注出公元前243年：“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关于“纳粟”“拜爵”之事，这里明确了具体的交换条件，即“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爵级的实际价位是明朗的，与《秦始皇本纪》彼此一致，只是“内粟”写作“纳粟”。

《秦始皇本纪》：“十〔七〕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六国年表》：“七月，蝗蔽天下。”对照理解两条灾情史料，可以大致了解这次蝗灾的实际情形。

《六国年表》“蝗蔽天下”，梁玉绳说“或解此《表》曰‘蝗虫蔽天而下也”，所谓“蝗蔽天下”或“蝗虫蔽天而下”，与《秦始皇本纪》“蝗虫从东方来，蔽天”有怎样的关系，也是值得思考的。《资治通鉴》记录此事，避开了“蔽天”“蔽天下”的文字歧异。

对于《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述的异同，《资治通鉴》卷八“始皇帝四年”的处理方式是，对灾情的记录只取“蝗”字，不采录“从东方来，蔽天”及“蔽天下”诸语，然而又将“蝗”与“疫”相联系：“七月，蝗，疫。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胡三省对“蝗”与“蝗子”即“蝗”的幼虫“蟓”有所解说：“蝗子始生曰蟓，翅成而飞曰蝗，以食苗为灾。疫，札瘥瘟也。”关于“蝗”和“蝗子”“蟓”，《说文·虫部》已经在当时昆虫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字学的说明。其中引董仲舒说：“蟓，蝗子也。”许慎引董仲舒的解释，很明确地指出“蟓”是“蝗”的幼虫。胡三省注“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飞曰蝗”，即采用董仲舒之说，这也体现了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学者在昆虫学方面的认知。当然，胡三省也可能是参考了董仲舒之后学者的看法。

司马光和胡三省对于《史记》中“蝗”史的记录都采取重视的态度。他们对《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相关文字的处理，也体现了史家对早期“蝗”的历史之观察和理解，是相当审慎和认真的。

三、《史记》“蝗”灾与《春秋》及三传“螽”“蟓”灾情的对照

《春秋》中关于“螽”的文字，不少学者理解为“蝗”。而《左传》《公羊传》《毂梁传》的相关文字，更是受到昆虫学史研究者的重视。《左传·宣公十五年》中有关于“螽”和“蟓”的历史记录。时在公元前594年：“秋，螽。……初税亩。冬，蟓生，饥。”灾情是否与“初税亩”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有关，也是存在争议的。而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害虫导致的农耕经济危机。

事涉“螽”“蟓”，这一记载应当理解为有关农业生产面临虫灾的早期史料。关于“蟓生”，杜预注：“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刘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关于“饥”，杜预的解释是：“风雨不和，五稼不丰。”（《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14—615页）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和《毂梁传·宣公十五年》也有相关的记录。

董仲舒关于“螽”“蝗子”的说法，体现了与《史记》成书年代相近的生物学知识。

严格来说，《春秋》及三传记载的有关“螽”“蝝”等虫害所造成灾情的文字，还不能说是明确涉及蝗灾的灾害史记录。《春秋》及三传的相关记录，作为儒家经典，司马迁不会看不到，也不会不予以必要的重视。然而，《史记》并不简单沿承“螽”“蟓”等说法，而是使用了“蝗”“蝗虫”这种新的称谓，司马迁应当是有深刻思考的。这一名物史现象，或许体现了昆虫学认识的时代进步。

对于蝗灾史的回顾，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认真而有成效的研究。有的学术论著将有关“蝗”的知识的最初发生确定在了非常早的时代，若干论点或许尚待补充论据来加以确证。比如，有学者说“在中国古代甲骨文中，已有蝗虫成群”，“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山海经》中”，“山东、江苏地区有蝗螽”，“中国古老诗歌总集《诗经》”中《豳风·七月》记录“五月”“蝗虫跳跃”，“鲁国史籍《春秋》记录山东等地发生蝗虫12次，迁飞1次”等（郭郛：《昆虫学进展史》，郭郛、钱燕文、马建章主编：《中国动物学发展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有的学者考察了殷商时代有关蝗虫的历史文化信息，然后写道，“蝗灾最早记录，是公元前707年，见《春秋》：‘桓公五年、螽。”（周尧：《中国昆虫学史》，昆虫分类学报社1980年，第56页）也有学者注意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玉雕蝗虫的模型，甲骨文中也有关于蝗虫出现的卜问告祭的记录。并且指出：“我国古代文献有确切时间记载的蝗灾是在西周时期，《春秋》记载，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秋，……螽。”（倪根金：《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治蝗》，《历史教学》1998年第6期）据昆虫学家的统计资料，自公元前707年至1935年，全国有确切记载的蝗灾约796次（陈家祥：《中国历代蝗之记录》，浙江省昆虫局年刊，1935年）。有学者在以“世界生物学史”为学术主题的论著中这样写道：“昆虫是整个生物界中最大的类群，它们形体虽小，却极大地关联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国历代人民在益虫研究利用和害虫防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关于“害虫防治”特别是“与蝗虫的斗争”这一学术问题，研究者写道：“据中国历史记载统计，从公元前707年到公元1911年的两千多年中，大蝗災发生约538次，平均每三四年就要发生一次，给人们造成很大损失。”（汪子春、田沼、易华编著：《世界生物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1页，第55—56页）或说：“据史料记载，我国自公元前707—1949年的2656年间，发生东亚飞蝗灾害的年份达804年，平均每3年就大发生1次。”（袁锋主编：《农业昆虫学》（第三版），第187页）公元前707年即鲁桓公五年。“从公元前707年”就开始“与蝗虫斗争”之说，都是把《春秋·桓公五年》“螽”的记录认定为“有确切记载的蝗灾”。这可能是不妥当的。而“大蝗灾”以及“给人们造成很大损失”等说法，则更没有文献记载的确定依据。

一些研究者把《春秋·桓公五年》有关“螽”的文字，看作最早“有确切记载的蝗灾”。但也有注重实证的农史学者指出，“因秦以前古籍都称蝗为螽或蟓，到《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蝗从东方来，《孝文帝本纪》‘天下旱，蝗，《孝武帝本纪》‘西戎大宛，蝗大起等，才是历史上最早可信的蝗虫记载”。对于许多学者往往引为重要蝗灾史料的《诗·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论者指出：“螣可以包括蝗虫在内，当然不能等同于蝗虫，所以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蝗虫专称。”（游修龄：《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认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蝗从东方来”，“才是历史上最早可信的蝗虫记载”的意见，是科学的判断。然而，论者对于下文“蔽天”字样似乎并未注意，对于《史记·六国年表》“蝗蔽天下”的记录也没有予以必要的重视，不免令人遗憾。

有的昆虫学史论著还写道：“蝗虫发生数量的惊人与为害的严重，古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如《汉书》记载公元前218年10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周尧：《中国昆虫学史》，第57页）这应当是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内容与年代的双重错误理解。《史记》误作《汉书》;而发生“蝗虫从东方来，蔽天”灾情的秦王政四年，是公元前243年，较公元前218年要早25年。而“10月”的误解，我们在上文已经有所辨析。

有学者在专门研究秦汉时期“农业生产中的虫灾害”的论文中指出，“秦汉是我国农业生产中虫灾害的第一个高发期”。然而，论者在总结“秦汉虫灾情况”，进行“秦汉时期蝗灾、螟灾统计”时，竟然没有注意到《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所记录的这两则非常重要的蝗灾史料（王飞：《秦汉时期农业生产中的虫灾及治理研究》，《陇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这也是不该发生的缺憾。

《史记》是普及程度相当高的史学典籍。其中许多人物和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史记》中看似平易的字句，可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认真阅读《史记》，深刻理解其内涵，可以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增进对历史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