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赵庆杰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311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身份”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有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层面，每个领域的研究都表征不同的学科性质和印记。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中由个人与他人的互动形成的，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标识。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关心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状况，并分析不同政治因素对不同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是指在心理层面个体预想成为另一个自我的心理历程，则更关注心理层面的归属感以及心理健康。政治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从属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以及个体自身被政治共同体接纳的过程。由此可见，不同视域中，身份认同有不同的含义与特征。那么，伦理学（道德哲学）视域中的身份认同又有何特殊性呢？南京林业大学窦立春副教授的新作——《身份的伦理认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为我们从伦理学视角深度探究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一、什么样的“身份”

提到“身份”，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某个人的某种身份。但是，在《身份的伦理认同》一书中探讨的身份，并不是单指某一个人的身份，比如“张三的身份”，也不是僅仅指某一种范型的身份，比如“农民身份”或“工人身份”，而是指身份的伦理意义，即某一个人、某一种身份背后所承载的普遍性价值和伦理意义，或者说是人伦关系、人伦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具体个人、群体中的体现。“伦理认同”也不是指某种“身份”在“某一个伦理实体”中获得认同，而是指通过伦理精神建构“单一性”身份与“普遍性”伦理关系之间的同一性。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伦理具有普遍性。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体系多种多样，但是，并非任何社会关系体系都能作为伦理实体存在，只有那些超越了偶然性而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关系体系才能成为伦理实体;只有那些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伦理实体。“伦理实体”相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个人的本质，它规定了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个人从伦理实体中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规定。[1]165-259黑格尔曾指出：“伦理性的东西就是自由，或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并且表现为客观的东西，必然性的圆圈。这个必然性的圆圈的各个环节就是调整个人生活的那些伦理力量。个人对这些力量的关系乃是偶性对实体的关系，正是在个人中，这些力量才被观念着，而且有显现的形态和现实性。……个人只是作为一种偶性的东西同它发生关系。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说来是无所谓的，唯有客观伦理才是永恒的，并且是调整个人生活的力量。因此，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神，在这些神面前，个人的忙忙碌碌不过是玩跷跷板的游戏罢了。”[1]165伦理实体是消融社会成员个体特殊性而达到有机统一的普遍性，它是特殊性的普遍性、个性的共性。在这里，个体获得了新生，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性，个体不再是孤零零的个别存在，也不再是形式的社会存在，而是成为社会整体有机结构中的一员。

该书从道德哲学视角，通过价值分析方法，透过身份的特殊性探寻其普遍性，实现个体身份的“单一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从而为孤立的个体提供精神家园，同时规避了共同体的价值霸权。如果说身份认同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研究可以为个体身份提供现实生活中权利—义务的制度保障，那么伦理学视域下的身份认同研究，就可以为无实体的个体在精神世界寻求“在家的感觉”，使其感受到安全感、实体感、归属感。由此可见，身份的伦理认同就是对身份特殊性背后那种普遍性人伦关系的认同，是人对“伦”的认同。伦理认同即是对“人伦之理”的认同，认同是“从伦理实体出发的”，个体透过“单一性”身份把握普遍性的人伦关系和人伦规律，通过伦理精神的努力实现“单一性”身份与“普遍性”人伦之理的统一。

二、如何获得“身份”

身份认同过程需要“从实体出发”，窦立春在该书中按照个体发生史和精神发展史的轨迹，按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需要通过分享共体伦理精神确证自我身份的伦理合理性且确定主体精神这一思路，将个人所从属的共同体划分为“家庭—社会—国家—人类—生态”这样一个历时态的过程，于是，个体在家庭—社会—国家—人类—生态等伦理实体中得以确证“身份”，这是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认同与被认同的双向互动关系。

身份的伦理认同从最初的家庭出发，可以说抓到了根本。如上所言，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因为伦理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所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就不能只是一种单纯的情感关系或爱的关系。情感或爱只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往往夹杂随意偶然性。家庭之所以成为伦理实体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家庭内的伦理关系是“个别的家庭成员对其作为实体的家庭整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个别家庭成员的行动和现实才能以家庭为其目的和内容”[2]。也就是说，在家庭中，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在这种统一体中，从而使自己在其中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成为一个“成员”，这样才能摆脱其行为的个别性而具有普遍性。

家庭不仅是伦理实体，还是最初的、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被社会学家称为初级社会群体的典型形态，它对个人社会性和个人理想的形成的影响是基本的，是培育品德、“教以人伦”的地方，它能使未成熟的和自私的人逐渐理解别人的需要和愿望，适应先人后己的社会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12日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的重要论述阐明了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特殊本质。人际关系亲密是家庭最重要的特征。亲密的人际关系在家庭成员中产生了“我们”感，这又使得在家庭生活中成员们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他（她）是不能随意被他人替代的。这与其他群体中成员关系可以发生较大变化甚至人员组成可以频繁变动有很大不同。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家庭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的规范不像正式组织那样由正式的明文规则组成，而是由习惯、道德、群体意识等构成。通过社会化，家庭成员共享了群体价值、认同了群体规范，因此自觉是家庭成员重要的行为方式。

三、今天应该认同什么新“身份”

在该书中，窦立春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身份认同层面，而是拓展视野、关注现实。她将伦理认同拓展到生态层面，即生态公民身份认同以及生态公民德性培养路径研究，旨在生态文明视域中构筑基于“类”生存的伦理精神。

生态公民对生态共同体的伦理认同要求生态公民“摒弃精致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身份放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4]中进行考察。人类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是大自然的旅居者身份，而不是占有者身份。人类需要改变心灵深处的价值倾向，提升社会风气，实现社会整体道德品质的升华”[5]。我们对自然的爱不应出于自然的权利，也不是出于对自然的义务，更不是出于功利价值的引导，而是出于一种厚重的人文教养。教养就是生态公民由特殊性存在提升为普遍性存在，实现个体利益与生态共同体普遍利益相统一的过程。生态整体主义精神与家庭伦理精神、社会伦理精神、民族国家精神、人类精神融汇为我们的时代精神。人类需要生活在一起，需要在认同与被认同的良性互动中来建构实体伦理精神与主体精神以及二者之间的和谐。

同时，该书并不仅仅是一项理论研究，也十分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认同难题。例如，当前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农民工兼具农民身份与新市民身份，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以及所引发的安全感、实体感的漂移使其精神世界处于“无根”的状态，他们既是城市中的异乡人也是传统农民眼中的城里人，其双重身份引发了农民与城市之间不同價值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家庭、社会及国家中表现为家庭伦理观念、契约身份认同观念以及国家认同观念的转变。对这类新问题、新群体的关注，大大提升了该书研究主题的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

[3] 习近平.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N]. 光明日报，2016-12-13（01）.

[4] 顾晓宇.浅析《寂静的春天》中的生态伦理意蕴[J].汉字文化，2019（22）：185-186.

[5] 倪铭英.《瓦尔登湖》的生态伦理意蕴[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29-35.

（责任编辑 张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