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治病』与『致病』

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流传着许多文学作品『治病』或『致病』的故事，为文学作品平添了几分魅力，也为读者增添了不少乐趣，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

文学“治病”

纵观中国文学史，早在西汉初期即有文学可以医病的记载。

汉初辞赋家枚乘在其大赋《七发》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并以七件事“启发太子”，前六件事即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对于治疗太子疾病皆未见效果。吴客最后说：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所言皆哲理散文，与治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神奇的是，太子“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竟然“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发》中记载的文学医病的故事大抵是作者的虚构，而在史书《汉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却记载了两则文学医病的真实历史故事。《汉书·王褒传》载：

其后太子（刘奭）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

《汉书》所载王褒等人“朝夕诵读奇文”和自己的作品，竟使太子得以康复，应该是有史实依据的。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中，裴松之注引三国时魏国鱼豢著《典略》云：

（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

汉末建安年间，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早年曾依附袁绍，官渡之战前，作《为袁绍檄豫州文》，以史实为依据，历数曹操及其父祖的诸多罪状，文辞犀利，气势浩然，堪称千古檄文名篇。曹操读毕此文，大惊发汗，竟使得正在发作的头风病顿消，其治疗效果简直匪夷所思。由此还积淀成了“文学可治疗头风病”的母题，在后世文人的作品中多有呈现。

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

—[唐]元稹《酬李六醉后见寄口号》

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

—[唐]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就暖偶酌戏诸诗酒旧侣》

纵使凉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

—[唐]刘禹锡《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

羽书正急征兵地，须遣头风处处痊。

—[唐]杜牧《洛下送张曼容赴上党召》

头风已倩檄手愈，背痒恰得仙爪爬。

—[宋]苏轼《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

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

—[宋]毛滂《子温以诗将菊本见遗数日适病伏枕今少间戏作三绝句以报》

大药那能消鬓雪，好诗还可愈头风。

—[明]董纪《寄顾典簿谨中》

晚唐诗人贾岛在《投孟郊》一诗的“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意即吟诵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竟然百病皆除，身康体泰。宋代王之望《再和制帅》云：“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大意是：读了远道而来的赠诗，澡雪精神，荡涤胸襟，不仅头风病痊愈，甚至连耳聋病也好了。当然，其中不乏作者刻意夸张以取悦对方之意。

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三大基本社会作用。《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指的是《诗经》具有激发平生意气、提高观察能力、培养乐群精神、抒发怨恨不平的作用，这些主要指文学的认识和教化功能。文学可以医病则与文学的审美功能密切相关。

文学的审美功能来自于读者的直觉，读者阅读时多持“无所为而为”的心态，不受实用目的和科学认识的干扰，澄心静虑地对待文学作品。简言之，文学的审美作用就是娱乐功能，也就是文学活动使人们获得快乐。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他强调的也正是文学艺术的娱乐作用。《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岁。”“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是《黄帝内经》精神养生的重要法则，文学的审美作用即娱乐功能恰与这一法则不谋而合。

文学作品本身不仅可以起到“医病”的作用，对文学作品的评点也有神奇的治疗功能。清代评点家金圣叹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二曰留赠后人》中云：

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名山大河、奇树妙花者，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于读书之时，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于入名山、泛大河、对奇树、拈妙花之时，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于好香、好茶、好酒、好药。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者，读书之暇随意消息，用以宣导沉滞、发越清明、鼓荡中和、补助荣华之必资也。

这段话不但指出了文学作品开阔视野、美化心灵、熏陶情趣的作用，而且点明文学评点也能使阅读发挥“宣导沉滞、发越清明、鼓荡中和、补助荣华”的心理调节和“治疗”功能。其中的关键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趣味性，以及评点家引导读者体验到这种趣味。读者一旦在文学中体验到趣味，获得了审美享受，其所发挥的心理调节作用乃至对治疗疾患的辅助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文学“致病”

文学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致病”，甚至“致死”。清代焦循《剧说》卷六引《蛾术堂闲笔》记杭州名角商小玲演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情景云：

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艺称，于《还魂记》尤擅场。尝有所属意，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每作杜丽娘《寻梦》《闹殇》诸剧，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寻梦》，唱至“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盈盈界面”，随声倚地。春香上视之，已气绝矣。临川寓言：“乃有小玲实其事耶？”

文中的商小玲被《牡丹亭》杜丽娘缠绵悱恻的情感打动，入戏太深，以至气绝身亡。

无独有偶，明代万历年间才女冯小青，酷爱《牡丹亭》，感同身受，赋《无题》诗云：“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后来，她又仿照杜丽娘写真，题诗一首：“新妆竟与画图争，知是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此后不久，即香消玉殒。

《牡丹亭》以缠绵悱恻之“至情”道出了古代女子的心声，以至于令许多女子为此伤情，甚至抑郁而终。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文学作品能够“治病”和“致病”，甚至“致死”，大抵皆由于其中饱含的情感，这一情感超越时空、阶层、种族的局限，不断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或悲或喜，或怒或惧，通过改变读者的心理而对其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这是文学作品独有的魅力。

文学作品最大的功能大抵不在于对生理疾病的辅助治疗，而在于对精神世界的“疗救”。鲁迅曾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文学作品，就不局限于“治病”的層面，而上升到了思想“启蒙”的高度。

于读者而言，如何选择合适的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从中汲取正能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读者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审慎地加以选择。

张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