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我10岁,正值人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1959年全国遭受大旱,我所在的湖南隆回县滩头镇一个小山村,岸上的秋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下半年,公共食堂粮食定量锐减,大家更吃不饱了,陆续开始吃野菜、啃树皮。记得那年大年三十吃完食堂回来,父母知道一家人肚子还是瘪的,就把平时捡到的几个白萝卜和着清水用锅子炖下,补做家里的年夜饭。这顿清水炖萝卜,如同朱元璋落魄时的那碗“珍珠翡翠白玉汤”,成了我至今难忘的美味回忆。
春节刚过,在公共食堂就餐的粮食标准又降了下来:每天男子汉半斤,妇女四两,小孩二两半,分做两餐。照现在的生活水平,似乎一天有这些大米也可将就,可那时吃食堂,少油少菜,这点米根本填不了肚子的一个小角落。这一年的上半年,山上的牛皮树和枇杷树慢慢被剥得像扒光了衣裤的瘦汉子,或羞涩地兀立在路边,或躲闪在丛林里若隐若现。野菜刚长出来一点嫩叶就被掐个精光,草根被挖绝迹了,人们开始用稻谷壳填充肚子。
南方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用原来的老碾子把稻谷碾成大米,会有一点细糠,再就是粗糙的谷壳。那点细糠,一般都被食堂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平常年岁,谷壳都是用来填猪圈牛圈,或冬天做燃料烘腊肉。那东西又粗又涩,连猪和鸡鸭都吃不下。
可在那年月,食堂的饭一般用大钵煮得稀里哗啦,然后将碾成粉末的谷壳大把大把放进钵里与那一点稀饭反复搅拌,再一口一口地生吞硬咽下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