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礼强, 王 飞,, 韩剑桥,,4, 戈文艳,, 马春玲, 黑 哲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 712100; 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 712100;3.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4.武汉大学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2)
河流作为自然界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不仅有着物质输移和生态栖息的生态功能,同时还肩负着防洪和航运的社会功能[1]。河流水系的规模与结构,直接关系到区域水资源配置与生态安全[2]。
已有研究表明,河流水系受到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全球超过60%的河流在人类干扰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适应性变化[3]。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剧烈变化,大量高等级河流被渠化、低等级河流被淤积、填埋,水系结构趋向单一化和骨干化[4]。河流水系的改变,打破了原有河流水生态平衡,进一步导致河流的防洪防汛等功能急剧下降、河流的生态和社会服务功能降低等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5]。如20世纪初环太湖河道约有300余条,而到20世纪末期,河道减少至125条,河流的减少使得该地区“中雨大灾”的现象频发[6]。在平原河网地区中心城市区,城镇化发展会导致河流水系的连通性降低,增加城市洪涝灾害的风险[7]。长沙市城市用地变化和水系变化规律表明,各个时期城市发展速度与水系指标衰减的速度呈正相关关系[8]。嘉兴市河流水系特征变化规律表明,河流水系的衰减速率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发展速率并不完全一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