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琨, 刘鹏飞
(1.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兰州 730000; 2.兰州城市学院 商学院, 兰州 730070; 3.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及其带来的人口大规模内部迁移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然而当前人口城市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2-3],造成大量失地农民的涌现。耕地征收后,失地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提供的基本保障,非农就业水平偏低[4]且生计策略单一,导致该群体生计脆弱性上升[5]。为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政府出台一系列补偿措施帮助失地农民实现生计逐步向非农产业过渡,但仍有部分失地农民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未来生计状况令人堪忧。因此,提升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为追求积极的生计产出,实现生计可持续,农户会根据拥有的生计资本存量,调整生计活动和策略[6]。由于熵值法能够充分反映样本数据所包含信息熵的效用价值,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的内在机理高度相似,即影响生计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通常是其中变化程度较大的因素,因此在生计研究中常被用作综合指标评价方法,例如:宁泽逵采用熵权法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7];杨振山和王玉璇采用熵值法对城市流动人口生计资本进行评价研究[8];侯雨峰和陈传明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调研与评价[9]。
但已有研究尚未形成生计可持续性评价的统一标准,大部分生计可持续评价多建立在生计资本量化的基础上。……